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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留下三条遗嘱，其中的第二条就是不杀文官以及上书言事之人。因此，宋朝，是重文抑武的，而宋朝的文官也是最幸福的。赵匡胤的这条遗嘱成就了两种人：一种是直言进谏、刚正不阿的忠臣，比如鲁宗道；第二种就是阿谀媚上的奸臣，比如蔡京。 北宋著名谏臣鲁宗道任为右正言谏章时，每天都充满了干劲，几乎每一天都要去给宋真宗提建议，不知疲倦。宋真宗于是开始有点烦鲁宗道，鲁宗道尽管感受到宋真宗的态度变化，但还是十分生气地对宋真宗说："如果陛下只是把我当成个摆设，好得到一个虚心纳谏的虚名，那还不如将我罢官算了，我作为一个谏臣却不实际做事，我觉得十分耻辱！"听完这番话之后，宋真宗既羞愧又感动，大笔一挥，在金銮殿的墙上写下"鲁直"二字，鼓励其他大臣都要学习鲁宗道。 有一天，宋真宗忽然想见鲁宗道，谁知鲁宗道跑出去喝酒了。那时候没有手机，无法找到鲁宗道。过了很久，鲁宗道才醉醺醺地回来了，太监急得满头大汗，赶紧拉着他进宫。进宫后，宋真宗看到鲁宗道一步三摇地走过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大声责问为何才来。 鲁宗道解释说，和一个远方来的好友喝酒去了，所以迟到。宋真宗虽然有时候不太喜欢絮絮叨叨的鲁宗道，但却十分欣赏他的率直。听到鲁宗道并没有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不禁更加喜欢鲁宗道了，从此，宋真宗反而更加重用鲁宗道。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鲁宗道去世，享年63岁，赐谥号"简肃"。 这个故事写得有点长，但一个能为了国家利益，不惧权贵，敢于直言的人现在并不多。我们对党的方针要全力支持和拥护，对党中央要绝对忠诚。对于那些阳奉阴违，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形式主义，搞官僚主义的东西就要有这种敢于直谏的精神。否则 这个社会正气就不会发扬光大。 当然，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发现，宋真宗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敢于接受批评的人。不然，鲁先生也不敢如此大胆，要是换一个人，恐怕鲁先生就不敢这样说，而且早已经脑袋落地了。 当然我们提建议也不能乱提，不要无原则地乱提，甚至像一些人大和政协代表提的雷人建议，比如让穷人孩子不读书、发行千元大钞拉动内需、以国花拉动消费、公务员3成工资以消费券形式发放感受危机、人民币改称中华元之类，如此，人家真的会烦，老百姓也不高兴。只有充分调研，针对性强，不为私心，人家才听得进去。其实提建议也是有质量、水平和技巧的。记得在《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里，邹忌讽谏就很巧妙，容易被人接受。 我们有些人打着正义的幌子，其实是自己的私利没有得逞，个人利益没有满足。于是提一些不着边际的建议，你想谁会理你。没有公正心态，没有出于公心。即便你得义正严辞，也不会有人睬你。而鲁宗道是一个谏官，讽谏和建言献策本身就是义务和本职工作，但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光明磊落和不怀私心。 在老赵问他干吗迟到时，他坦然回答，喝酒去了。谁知道你这个时候要找我呢？回答地真心，不留谎言。不过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值班制度，不要点名，不要刷脸，也不要按指纹，所以喝酒也不违反上班制度。 而我们一些人，明明是偷偷摸摸地喝酒，一旦有事却能编出一套理由，欺骗组织和领导。其实，谁都知道你在撒谎，只是没有戳穿，碰到脾气火爆的也会当场戳穿的也有。 但无论上司或下属一定要光明，阳光。敢于对单位工作提出意见，也要自己正派，否则，就会出现矛盾。 而从领导角度说，也要理解。开会是为了工作，下面所以迟到或没有到，也许正在有比开会更严重的事或紧急的事要处理。假如人家有事，而且是公事；假如在救火、在维稳、在救人、在谈项目，甚至来不及请假。 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只要高兴，就来个开个会，其实按现在的办公条件，完全可以通过现代媒介完成或达到目的。而一些领导为自己的权威，或为了通过会议把负责踢下去，还一律不得请假。这是一种懒政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体现。 我们现在许多地方出台了容错纠错机制，就要让为了正当的行为、让为了事业创新的行为、让为事业担当的行为的人有犯错误的机会，或创新的机会，更有敢于去探索或创新的勇气，不气馁，不委曲。 千万不能滥用问责手段，要更多关心爱护。不要因为因为盲目问责或一己之私或一时愤怒就不明就里，既挫伤下面人的积极性，也使事业缺乏创新。否则，在这样环境中，反正说假话，玩噱头最多领导骂一顿，起码不会犯错误。 至于老赵没有骂老鲁，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尽管不适合现代的要求，但那个处理方式挺好。一个理解，一个光明，要让真话得到真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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