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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是殷人“刀笔”于兽骨、龟甲等材料之上的古文字，被称为“绝好的史料”。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开启了埋藏于“断烂朝服”中殷商历史研究的新征程，它与敦煌文书、西域汉晋简牍、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四大发现”，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甲骨文的发掘与研究诞生了甲骨学，在甲骨学的早期研究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有孟广慧、王襄、王懿荣、刘鹗、孙诒让等，其中近代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起了奠基性和开创性的作用，被钱玄同称为“甲骨四堂”。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评价“甲骨四堂”对甲骨学研究的贡献曰“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甲骨四堂”学术成就斐然，虽然他们研究方向有所差异、研究方法各具特色，但他们核心的治学理念是“实事求是”思想，即治学需朴实严谨的思维与科学创新的精神相结合，是历史的逻辑与科学的态度相融合。朴实严谨思维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科学创新精神是“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我们从“甲骨四堂”在甲骨学领域的成就可窥一斑。 雪堂罗振玉——功夫纯一，朴实严谨，化“骨”成“文”。罗振玉自幼喜读经史，钻研碑版考证之学。他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学问基础，无论研究方法如何多样，最终都要复归于踏实、纯朴的治学功夫，用心如一，做到“论必有据，据必可信”，万不得存任何侥幸心理，这些特质为他后来的治学研究创造了有力支撑。罗振玉是第一个正确判定甲骨文出土遗址在安阳的学者，这一点在他1915年刊印的《殷虚书契考释》有说明，最重要的是在本书中，他考释了大量甲骨文字，使卜辞基本可以解读。他灵敏的学术嗅觉促使他多方采购、搜集、收藏了大量的甲骨，经过系统整理，精心筛选，潜心编纂，前后出版了藏品著录《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及《殷虚书契菁华》，这些著作推动了整个甲骨学界的发展。为王国维、郭沫若等后续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源头资料与研究路径。此外，他还参与了西北敦煌流沙坠简、鸣沙石室文献、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工作。罗振玉的成就之高与功夫之深不必多言，简而言之，甲骨在他人之手是“龙骨”，在罗振玉之手可称之为甲骨“文”，他推动了甲骨文研究向甲骨文文献史料期转变。 观堂王国维——阙疑求是，贯通中西，辨“骨”分“史”。1925年，王国维作《古史新证》，总结出新的研究方法，即“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将其精义概括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事实上，王国维在其早期研究过程中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研究方法。早年他跟随日本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学习外语、数理知识、哲学等西学知识，促使他的思维结构逐渐突破传统考据学的局限性，走向了科学实证思维。1911年他迁居日本，帮助罗振玉整理甲骨材料，并与日本甲骨文研究者产生多次思想碰撞。王国维把考释甲骨文作为研究商代历史的史料，以甲骨卜辞为据，与其他古文献相印证，辨析梳理了《史记·殷本纪》的商代王系，考定了殷先公先王，还厘清了史料记载的一些错误，譬如，他在《续考》中，纠正了《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的错误。“二重证据法”的形成，推进了甲骨学学科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进程，深刻地体现了王国维的阙疑求是精神，“阙疑”是一种问题意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求是”的过程。正如朱子在《朱子语类·读书法下》中所言：“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王国维提倡学术独立自由，主张开阔视野、融汇创新，学无新旧、学无古今、学无中外，不轻易疑古，不迷信古籍，所以更易于突破现有的各种研究范式，形成更恰当、更趋近甚至获得真理的研究道路。 彦堂董作宾——调查研究，思维严密，划“骨”断“代”。科学研究是以充分地实践调查为前提，而董作宾的甲骨学是建立在长期从事殷墟甲骨发掘的实践基础之上，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三位学者最明显的地方。1928年董作宾受命到安阳调查殷墟甲骨，他得出“甲骨挖掘确犹之未尽”的结论。为了拯救“吾囯古代文化至巨之宝”，董作宾开展了殷墟甲骨第一次发掘工作，“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截止到1937年，前后对殷墟甲骨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董作宾积极参与了每一次发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勤耕于考古发掘前线，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甲骨文文例与贞卜规律。1933年，董作宾在《大龟四版考释》的基础上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即“十项标准”和“五期”说，把甲骨文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提纲挚领地建立起甲骨学体系。此外，他对甲骨文例的研究丰富了甲骨文史料价值，是殷商历法的先驱者。郭沫若曾评价说：“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 鼎堂郭沫若——兼收并蓄，创新方法，纂“骨”辞例。1928年，郭沫若因政治原因被迫流亡日本，为了解决编写古代历史文章缺乏材料实证的问题，郭沫若开始研究甲骨文。他积极吸收“罗王之学”的研究成果，主张“目验既多而心犀自启”。因此遍访流入日本东京的甲骨，从日本文求堂辗转到东洋文库、上野博物馆等地，并到京都搜罗拓片，最后在日本友人、国内学者董作宾等的帮助下于1933年印刷发行了他的新著《卜辞通纂》，该书在卜辞整理编排上划分了八类并作相应的考释，创新编著体例、资料翔实，把卜辞各项内容科学分编，减少了读者因不明辞例而产生的诸多错误，是“综合研究甲骨文最成规模的一部书”。此外，郭沫若还著有《甲骨文字研究》《殷契粹编》等甲骨文研究成果，他考释了一批甲骨新字，纠正了一些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错释，在甲骨释读方面开创了“断片缀合”“残辞互足”研究方法，丰富了甲骨文卜辞研究的内容，开拓了甲骨文研究视野。 崇尚“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是“甲骨四堂”最鲜明的特质。“甲骨四堂”每位学者的治学特点并不局限于上述所言，每个人都拥有丰富的治学风格，他们“多闻阙疑”、刻苦钻研、视野开阔、融会贯通、思维严密，治学具有前瞻性、预见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甲骨四堂”明显受到清初“乾嘉学派”的朴实考证学风的影响，并把这种“朴学”的特点充分发挥在自己的治学研究中，同时他们一直把科学创新的精神贯穿于治学研究的始终，既注重“求实”又竭力“求是”，敢于打破传统思维枷锁，创新研究途径，开辟了治学新道路。 反观当下治学现状，存在学风浮躁、急于求成、学术“工匠精神”缺失等不良现象。看似是治学问题，实际上是思想意识问题，治学不仅仅是做学问，治学的最终境界是导向人生境界，从这方面来说，“甲骨四堂”以身垂范，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足可供后之学者瞻摩。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读书治学三境界，亦是人生三境界，望诸君有所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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