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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能文不为文人 ——顾炎武的为人与为文

2019-12-11  明日大雪...

小引

上学期(20012-7月),我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北京的三联书店希望出版讲课稿,于是请学生做了录音整理,然后再由我剪裁成文。这回提供的《能文不为文人——顾炎武的为人与为文》,便是其中的一章。因出版社希望呈现课堂活跃的气氛,保留原先的闲文与穿插,不做过多的修整,故显得不够严谨与丰腴。再加上课堂讲授不同于个人著述,不能不更多考虑听众的接受能力,往往是清晰有余,而深入与厚实不足。但借助明清十五家(归有光、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徐弘祖、刘侗、张岱、傅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汪中、龚自珍)文章,呈现三百年间(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起学生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是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乃最常见、地位最显赫、边界最模糊,因而也最不容易界定并准确描述的文体。曾经风光八面的古典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急剧衰落,只是由于三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的两次崛起,方才让我们注意到其生命力远未衰竭。相对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之不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这也是我跨越边界,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课程的缘故。在我看来,千古文脉并未完全断绝,其中的沉浮与曲折,值得认真探究。

选择明清散文,而不是面貌较为清晰的秦汉、六朝或唐宋文章,基于我的个人趣味,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印记。因强调个性解放而表彰独抒性灵,因批判理学与礼教而排斥桐城文章,因痛恨八股而欣赏小品等,这些五四新文化遗产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但三十年代周氏兄弟等关于晚明文章的争论,起码让我们对明清之文的复杂性有较为清醒的了解。而今日学界对晚明文人的做派及文章,尤其是对清代堂堂正正的学者之文的理解,已经明显超越五四新文化人的阐释框架。

至于讲述时倾向于针对具体对象,夹叙夹议,而不是预先建立理论框架,然后展开所谓的宏大叙事,乃是有感于当代中国文学教育的流弊。百年西学东渐,“文学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学生们记得一大堆思潮流派以及作家作品,惟独缺乏自家的感受与体会。“不读书而好求甚解”,几成中文系学生的通病。尤其是才气横溢的北大学生(用王瑶先生的话说,有“才气”是好事情,但“横溢”就未免可惜了),喜欢高屋建瓴,指点江山,而不习惯含英咀华,更不擅长以小见大。于是,在教学中,我有意识地逆潮流而动,质疑世人建构体系的冲动,转而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味、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以及写作中的论证过程这些所谓的“细枝末节”。

考虑到学生们对明清散文普遍比较陌生,事先我编纂出版了包含长篇导读但不加注释的《中国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并指定每节课最低限度的研读篇目。讲授时,自然也就必须有所呼应。这一相对低级而且笨拙的教学方式,在以“方法”与“眼光”见长的北大课堂,也算“别开生面”。如此对症下药,虽不具普遍意义,但也隐约可以窥见当代中国文学教育问题之一斑——重理论阐发而轻个人体会,重历史描述而轻文本分析。我担心,长此以往,文学教育这一最具灵气与悟性的课堂,将变得像化学实验室一样严肃精确但枯燥无味。

在我看来,不只研究学术史,即便谈论明清散文,顾炎武也都是个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描述如此生气淋漓的人生与文章,似乎比我用简略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要有趣得多。说实话,我更愿意从具体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与判断渗透其中。

这一课,我准备讲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1613-1682)。讲散文史,一般不会专门讨论顾炎武,而我却特别看重他在散文史上的意义。所以,首先,我会花时间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会在散文史、而不是在学术史中讨论这个一代奇才。

顾炎武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号亭林。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因为晚清另有一位同样属于奇才的人,由于特别佩服顾炎武,也随着改名——那就是诸位很可能都熟悉的章炳麟。章炳麟字枚叔,改名绛——他早期很多文章署名“章绛”,包括《文学论略》,号太炎,这些都表明了他对顾炎武的推崇。为人、为学、为政都非常推崇顾炎武的章太炎,有一句名言:“提奖光复,未尝废学。”也就是说,在从事推翻清廷斗争的同时,没有停止自成一家的学术思考。而这正是顾炎武、章太炎二位的立身处世最让后人感兴趣之处。有人从政,有人论学,而像章太炎那样兼而得之,而且二者都有功绩的,极少。章太炎的这一思路,其实是从顾炎武那里借鉴而来的。所以,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顾炎武。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九九四年在昌平园校区念书的同学。那年的秋冬之际,北大启动昌平校区。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因为,那一年我负责给新同学讲课。早上五点半起床,坐上学校的班车,天还没亮的时候出城,到长城边上的昌平园校区讲课。很累,但很有意境。课程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萧瑟昌平路”》,里面专门引了顾炎武的《赠献陵司香贯太监宗》,其中有我特别感兴趣的诗句“清霜封殿瓦”、“空堂论往事”。在十三陵旁边讲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倚着长城读《野草》,别有一番滋味。当然,顾炎武入清后六谒明十三陵,而且特别喜欢谒其中规模最小的思陵,就是崇祯皇帝的陵墓,自然是别有幽怀。清初时,从北京城里走到十三陵,路程还是相当遥远的,颇为废时废力。好在顾炎武在谒陵的同时,写了不少相关著作,包括《昌平山水记》和《京东考古录》。读这些书时,我最大的感觉是,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学者,既有政治抱负,又到处走动,在行走时思考学问,在著述中寄托幽怀。明亡以后,明遗民中有修心养性的,有从事著述的,也有奔走天涯,致力于反清复明的。但像顾炎武那样,把政治呀,学术呀,个人情怀呀,全都搅在一起,而且借行程把这些串起来,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顾炎武的朋友王弘撰对此有所概括,这就是我今天首先要讲的“以游为隐”。

第一,“以游为隐”与“读书行路”

诸位都知道,顾炎武对整个清代学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请大家注意,顾同时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搞不清楚,其中有些说法,听起来像是文人编撰的武侠小说。比如,明亡后顾炎武四处游荡,为什么游荡?赵俪生先生认为——赵俪生写过《顾亭林新传》,篇幅虽然不长,但有分量——他四处游荡,用的是早年参加复社的线索和联络方式。别人是,既然隐了,就隐在一个地方,不再出来闯荡江湖,而顾却是在浪迹天涯中保持隐士的身份。所以,在赵俪生先生看来,顾炎武的“以游为隐”,是在搞秘密串联。(笑)赵甚至用了这么一种新奇的说法:“他是个做秘密工作的人。”(笑)章太炎《菿汉雅言札记》的说法更好玩。他说,根据他的考证,顾炎武中年以后,到了北方的山东呀、山西呀、陕西呀这些地方游荡,后来得到了李自成的窖金,而且建立了票号。这听起来像红花会一类的故事。(笑)但这一“掘宝传奇”,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足以支持的材料。我有点怀疑,这会不会是太炎先生突发奇想弄出来的一个故事(笑)。

但是,为什么别的明遗民没有这样的故事,惟独顾炎武有?这跟他的思想与气质,跟他明亡以后的整个生存经历大有关系。所以,我想从这个地方入手,讨论这位有政治抱负的大学者,或者说,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

十七岁那样,顾炎武与同乡归庄等一起参加了复社,日后的奔走四方据说跟这个有关系。复社是晚明时一个既议政又论文的重要社团,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南社,追慕“复几风流”,注重的正是这一文人结社的新形式。二十七岁那年,顾炎武科考失败,此后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退而潜心读书,从事研究,便萌生了著述的志向。日后的很多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积累资料的。所以,从二十七岁,也就是一六三九那年,到明亡,是顾炎武全心全意读书,打下整个学问根基的六年。日后“奔走革命”的同时,把稿本带在身边,不断地考证,修改。所以,这几年,对他以后走上治学道路,至关重要。

一六四五年,清军南下,在江南一带受到了顽强的抵抗,其中包括苏州。而顾炎武和归庄等江南文人,都参加了苏州守城,和清军血战。苏州失守了,接下来又有昆山起义,坚持了二十几天,最后也失败了。关于昆山起义时,顾炎武到底有没有参加,学界有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起?顾炎武有一篇《常熟陈君墓志铭》,里面提到了当年他奉母居水乡,距离昆山县城四十里。赵俪生先生出于对顾炎武的一往情深,强调说:顾和归庄等四个好朋友,因苏州守城失败退回来,其他三人都参加了昆山起义,他不可能一个人单独跑掉。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顾炎武奉母住在水乡,距离县城四十里,驾船一日可以来回。这丝毫不影响他晚上在水乡住,白天出来活动,参加守城。这样的论证办法,我觉得有些曲为辩解的意味。

但是,有一位日本学者井上进先生,找到了一则材料,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条关键性的材料,是黄宗羲《明文授读》卷五十二所收的顾炎武《吴同初行状》。今天我们所用的《亭林文集》,是当年由顾炎武的门生刊刻的。《亭林文集》中的《吴同初行状》,有这样的话:“北兵渡江,余从军于苏,归而昆山起义兵,归生与焉。”归庄参加了,至于顾炎武本人有没有参加,没说。而《明文授读》中的异文,则是这样的:“余从军于苏,亡归昆山为墨守,归生与焉。”诸位知道,等到顾炎武的门生为他刻书时,清代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了。所以,刻书时,不能不刻意模糊顾炎武当初十分激烈的反清言辞。所以,《亭林文集》不说他参没参加昆山守城,可在黄宗羲早期编的《明文授读》里,顾明确无误地自称“归昆山为墨守”。关于顾炎武守没守昆山,有了这则材料,基本上可以定案。总而言之,这是一位于清兵南下时,曾血战苏州、昆山,直到感觉天下事一无可为后,方才开始浪迹天涯的大丈夫。

在这一场战乱中,顾炎武的生母被砍断右臂,继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两个小弟弟也被清兵杀死。清兵南下以后,继嗣母王氏绝食十五日而死,去世前再三叮嘱:“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这段话对于顾炎武以后的进退出入,影响极大,这可是他自己再三提及的。

诸位必须明白,顺治元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顾炎武只有三十二岁。抗清事业失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顾炎武一直活到七十岁,这漫长的岁月,借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名《怎么办?》从三十四岁到四十四岁这段时间,因战局未定,志士尚有可图,但又不便轻举妄动,所以,顾炎武主要活动于以南京为中心的大江南北。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他不得不远走他乡。

顾家曾把八百亩田典当给邻人叶方恒。叶是当地的一个士绅,为谋顾家的产业,勾引顾的家奴陆恩,怂恿他告发顾炎武与南明王朝有联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被定死罪的。所以,顾炎武亲自赶回家乡,连夜处死陆恩,将其沉到塘里去了。当然,叶也不会善罢甘休,他把顾炎武抓住,囚禁起来,逼他自杀谢罪。归庄、钱谦益等人,都出面为顾炎武说话。最后,案件才转交给官府处理。这样的话,友人就比较容易上下其手了。官府开始给他定的罪名是“杀无罪奴”,后经友人活动,改为“杀有罪奴”。(笑)这个案件,就这样敷衍过去了,但顾炎武也很难再在当地呆下去。于是,在四十五岁那一年,也就是一六五七年,顾炎武毅然北上。

北上的名义是读书求友,所以,归庄等还给他写了一篇《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引司马迁游走天下,最后著成《史记》为例,希望顾氏能访遍名山大川、奇书逸事,最后成为一代大学者。为了避仇,也为了读书,此后的二十五年,顾炎武行万里路,周游北地,结交天下名士,图谋大业。同时,这种广泛的交游,也成就了他大学者的名声。日后归庄写《与顾宁人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这二十多年间,顾炎武曾由于文字狱的牵连,在济南蹲了七个月的大牢。幸亏他的几个外甥帮忙——他有三个外甥,都是清朝的大官,其中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徐乾学——才得以出脱。出狱以后,顾炎武到了北京,才与此前“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外甥们来往,住在他们的官邸里。不过,据说始终与他们在思想上划清界线。(笑)但起码有一点是真的,朝廷征聘“博学鸿词”,他拒绝接受,且以死抗争,说如果你们一定要逼我,我就自杀。和傅山一样,作为前朝遗民,顾炎武始终保持高尚的气节。

顾炎武最后转到了陕西的华阴,准备在这里定居。可惜,死前不久,又受到威胁,不得已迁离。他住华阴,据说大有深意:此地扼守天下咽喉,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失利可以入山守险,得势则高屋建瓴,一泻千里。到晚年,顾还保持这么远大的志向!

除了政治上的宏图大业,后二十五年,顾炎武的骑驴走天下,最让我感兴趣。表面上只是到处访古寻碑,吟诗作文,似乎很潇洒。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就像我们今天的“行走文学”。(笑)今日的旅游观光,与他为图光复而游走四方,当然很不一样。一方面,顾炎武是迫不得已,为生计而远走他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学问,所以才需要不断地访问遗老、搜寻古碑。同时,还可能隐含了某种政治目的。但既然是秘密活动,又是失败者,没有留下可供查阅的档案,后人只能根据蛛丝马迹加以猜测。还是把这种猜测留给历史学家,我关注的是“骑驴走天下”这一行为方式,对其学问和文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据他自己说,开始是一身孤行,并无仆从;过了几年,才有人赠给他仆从三人,马骡四匹,这样走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一年之中,仍旧是“半宿旅店”,也就是说,生活相当动荡,很辛苦的。关于这点,请大家看一下《中国散文选》中的这则《金石文字记序》。文章提到,他每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碰到一块前代学者很可能未曾见过的残碑,把上面乱七八糟的东西扒开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然后抄录下来——这么一个过程,既有访古的艰辛,也有探索的快乐。顾炎武感叹自己“身不逢时”,等到他来访古的时候,“名门旧家大半凋落”;再加上自己乃“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关于搜书访古的艰辛,顾炎武有不少自述;这些文章,描述的是其二十五年间大半“在路上”这么一种生存状态。

全面地考证金石文字,其实宋人已经开始了,包括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欧阳修和赵明诚。顾炎武的特异之处在哪儿?在于他把田野考古的方式带进来了。前代学人只是在书斋里做碑帖的考证工作,而顾炎武是亲自到荒山野岭去寻找新的资料,印证或修正已有的结论,重新理解和阐释历史。

一般认为,清代考据学的鼻祖是顾炎武。但是,后人很难有顾炎武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其原因有二:一是后来者大多没有田野考察风餐露宿的经历,而只是在书屋里面做研究;二是后人一般没有像顾炎武那样强烈的欲望和痛苦。比如,乾嘉学者所做的专精研究,确实是沿着顾炎武的路子走下来的,但缺少压在纸背的东西。正因为有了压在纸背的欲望和痛苦,顾炎武的这类著述文章,与后人相比,可能显得粗疏,但大气。这是一种只有在乱世之中、在天崩地裂之际,才能形成的情怀和学问。这就难怪,像顾炎武这样有才华、有节操、有胆识、有心计的学者,真的很难模仿。

顾炎武在《与戴耘野书》中,称自己“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百家之说,粗有窥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后代”,这信很有意思,诸位有空时不妨读读。我还想建议诸位读他的《与人书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读书人如果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大事业的。所以,顾炎武再三强调,读书必须游走四方,广交益友,学问才不会“终无济于天下”。可以这样说,古人所追求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顾炎武这里,既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也体现为一种生命境界。把学问、人生和政治抱负扭结在一起,然后借助一系列“旅行”来展开,如此“以游为隐”,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读书行路”。

第二,“文须有益于天下”

刚才的简要介绍,目的是让诸位对顾炎武的为人有初步的了解。这是一个讲求经世致用的大儒,而且身处战乱以及社会变革的年代。上节课我讲过,顾炎武认为,“亡国”和“亡天下”不一样,明亡是天崩地裂,是“亡天下”。身处这样的年代,文人的想象方式与审美趣味,自然不同于太平年代的枯藤老树、小桥流水。因此,你不难理解他与后世纯粹文人不太一样的一点:那就是固执地认定文章的社会功能。《日知录》中有一则,题目就叫“文须有益于天下”。

在《与人书三》里面,他说:“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这里的“文”,泛指一切著述,而不只是通常所说的诗歌或文章。顾炎武特别欣赏白居易,尤其喜欢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态度。这可是我读大学时背得很熟的批评术语,因当时作为通用教材的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这两句话评价极高。这种文学观念,八十年代后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到了九十年代,古典文学界的专家们,也对白居易把诗歌的功能理解得如此狭隘,表示某种程度的质疑。但是,这一文学观,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却是占主流地位的。至于清初的顾炎武,为什么如此立论,以及由此带出来的几个理论问题,在这里,我想稍作介绍。

作为仁人志士,顾炎武有志于恢复,所以,其最大愿望,或者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反省明代何以会灭亡。因为,面对如此天崩地裂的严峻现实,你不能不思考;而且,首先想到的,必定是明代为什么亡,而且亡给异族。不只是顾炎武一个人,清初的许多思想家,都是从这里出发,思考中国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与制度。顾炎武的文学观念,必须放在这个基点上,才比较容易体贴。传统中国学者,喜欢把一切问题最后归结为文化与学术,即所谓“学为政本”。这样一来,政治制度的建设也就成了学者必须自觉承担的责任。从这个思路出发,强调实学而反感玄想的顾炎武,会对晚明文人的“空谈心性”有相当苛刻的批评,而置他们在哲学史、文学史上的贡献于不顾。当然,这也是因为,顾炎武主要不以哲学思辩见长。在我看来,他在哲学方面的修养,不如黄宗羲和王夫之;他的长处在史学、声韵学和地理学,而这一特点,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影响很大。顾炎武对清谈无根的晚明文人特别反感,有很多指责。另一方面,对李贽那样肆无忌惮地批评传统,顾炎武也特别愤怒,有很多嘲骂的话,诸如“狂徒”、“小人”这类。这都是在反省明朝为何灭亡:读书人有的无心世务,一味空谈;有的无所顾忌,动摇了整个传统的根基。这样一来,国家不亡,那才怪呢。

第二,顾炎武嘲笑那些只知“注虫鱼命草木”的经生,以及那些“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的文人。认定这样的经生与文人,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没有什么“用”。所以,《与人书二十五》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假如做学问、写文章而不能明道救世,可以洗手不干。太平盛世的悠闲文人,以及主张玩学问者,很难理会这种心境,很可能会觉得他特别苛刻。

第三,顾炎武的基本思路是,“士当以器识为先”,并对纯粹文人表示特别的蔑视。《与人书十八》引了《宋史》中刘挚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诸位大概都知道这句话,念中文系的听了,难免胆战心惊。(笑)顾炎武称,他读了刘挚的这句话,告诫自己千万“不堕于文人”;并说以后“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的文章,一概不为。甚至说,韩愈虽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功绩,也写了诸如《原道》、《原毁》这样的大文章,但因文集中有很多一看就是应酬文字的墓志铭,还是有弊病。希望说的每一句话,撰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能有用于天下,这里强调的,主要不是言说的社会功用,而是文人的道德修养。为什么把文人的言说看得这么重?那是因为顾炎武认定,正是因为读书人的自我放纵,没能担负起“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才导致今日局面之不可收拾。

从这一立场推演开去,顾炎武强调,“纪政事”、“察民隐”这样的好文章,多一篇就多一篇之益;假如你写的是“怪力乱神”、“无稽之言”,或是阿谀奉承,那么多一篇就多一篇之损。为文不但无益,而且有损,这可是对于喜欢舞文弄墨者的严正警告。

如此铺陈,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顾炎武是一个没有诗情、不讲文章趣味的人。事实并非如此。顾不是不讲修辞,而是更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在《日知录》的“修辞”一则中,顾炎武对现在的讲学先生从语录入手,不会做文章,表示不以为然。他希望做到的是什么呢?《与人书二十三》所说的“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才是他的最大愿望。不是不能写一手漂亮的好文章,只是不愿意以文章自限。

另外,在《日知录》里,还有一则“廉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顾炎武认为,在这四维中,“耻尤为要”。他引了《颜氏家训·教子》中的一段话:齐朝一个士人告诉颜之推,他教儿子弹琵琶、学鲜卑语,将来可以更好地侍奉贵人,以换取优厚的待遇,颜之推表示十分蔑视这种做法。顾炎武说,你看,颜之推身处那样恶劣的环境,还有这种骨气,我们现在更应如此。在沧海横流之际,风雨如晦之时,难得有清白坚贞之士。所以,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耻尤为要”。对士大夫来说,这可是关键的一着。因为士大夫有志向,也有智慧,懂得怎样去表现自己,借此谋取较好的生存条件。而且,士大夫有能力把不好的说成好的,(笑)把本来是耻辱的事情,说成是一种光荣。顾炎武对文人的看法相当悲观:文人无行,文人不讲器识,文人能够巧辩,缺少耻辱感,诸如此类。而在易代之际,最重要的不是智慧,而是气节。因此,最大的危险是少廉寡耻。所以,顾炎武才会把明天清初众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最后归结为士大夫的无耻,并希望世人守住“知耻”这个底线。

关于顾炎武的“文须有益于天下”,我不知道诸位感觉如何,会不会觉得相当迂腐?所有的文章都讲“有用”,这样的文学观念,今天很难入时人眼,实在是过于陈旧了。但是,我提请大家注意,他考虑的主要不是“文学”,所谓“必须有益于天下”的“文”,是指所有的著述。还有一点,如此立论,与其所处时代特殊的心理需求有关。最后,他针对的是当世文人的不讲气节。

顾炎武的其他一些文学观念,也有值得大家关注的。晚清以后,胡适之引入了文学进化的观念,成功地重写了中国文学史。诸位马上会联想到王国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即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各有擅长。今天的学生,不用念中文系,也都知道每个朝代有自己的文体特长,不能用唐诗来衡量宋词,也不能用元曲的辉煌,来褒贬明清小说。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话,清代的焦循早就说过了。我这里想再往上推,在《日知录》卷二十一里面,有一则“诗体代降”,讲的也是大概的意思。“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类和体式,并不存在跨越古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体要求。

章太炎《文学论略》中有一段话,我怀疑是从顾炎武那里学来的。章太炎的文章古奥得很,一般人自然会以为,他肯定以先秦两汉之文为雅,到了唐宋就俗了,到了明清那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章太炎强调,每个文体有每个文体的特殊要求,符合这个要求的,就是“雅”。而不能说哪一种文体是雅,哪一种文体天生就是俗。举例来说,小说有小说的要求,合小说文体要求,就是雅。所以,章太炎会说《水浒传》是“雅”,而且主动给章回小说《洪秀全演义》写序。古人一般认为,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章太炎说,不过,“小说自有雅俗”。小说既然自成一体,就有其特殊的要求,合这个体的,就是雅。

第三,古朴深沉的论学文字

一般人都承认,顾炎武首先是大学者,而后才是诗人、文章家。他的诗,我不想细说,这里只涉及他的文。作为典型的“学者之文”,顾文自有其独特的魅力:不以抒情叙事、而以议论见长。比起黄宗羲,你会发现,同样是“学者之文”,顾文更加古朴、深邃,较少才子气,不追求辞藻华美,而是博学于文,敛华就实。

明清易代之际,出现了许多慷慨赴义的仁人志士,为这些人写墓志、行状,容易成就激动人心的“大文章”。如傅山的《汾二子传》、黄宗羲的《思旧录》以及全祖望撰写的诸多神道碑等,都是这一类文字。本来,伟大的人格放在那里,只要你能体会、善描摹,不难写出大文章。顾炎武这方面的文字也有,如《吴同初行状》,但并不是他所最擅长的,这跟他做学问讲究“实事求是”有关。他做的不是思辩性的哲学,而主要是实证性的史学,尤其是典章制度、天文仪象、河漕兵农等。因此,他的文章风格内敛,很少锋芒毕露,也不太热情洋溢,再激动人心的事,到他笔下,都是点到为止。我想,如果标点顾炎武的文章,最好只用逗号和句号,而不要滥用感叹号。黄宗羲的文章不一样,可以多用感叹号,他的激情澎湃和顾炎武的深思熟虑,就是不一样。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顾炎武的文章风格,我想,那就是:干净利落。有古朴之风,而无轻佻之病,这可是典型的中年文字。黄宗羲到老,笔下依旧有青春和激情;而顾炎武写文章,始终显得很冷静。

清末民初,最推崇顾炎武的章太炎讲了一句话,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顾文特色。他说,写文章最好出于名家,而不要出于纵横家。名家讲逻辑,步步为营,没有花把式;而纵横家才气横溢,中间有很多本该直接面对的关卡,竟用瞒天过海的手法,一跃而过。他认为,这不是写文章的好办法。章氏甚至主张,“以疏证之法,施于一切文辞”。以注疏考证这样的笔法来写一切文章,方能做到一笔也不苟简,这自然是把事情推到极端的说法。文人多少总有点才气,写文章自然喜欢摇曳,章太炎主张将这些做作的东西去掉,有新意,汰华辞,并且不枝不蔓,这才可能呈现理想的大文字。

大家知道,写文章,史学家和文学家不一样。史学家的考证之文,如果没有新的史料与见解,别人写过的,你不应该再写。而批评家的文章不一样,同一件事,同一个道理,换一个角度,换一种表达方式,不妨再写。所以你会发现,文士之文——包括文章家以及批评家——容易“水”。比如说,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论鲁迅的《阿Q正传》,何止千人千面。但考证文章不一样,一旦有人考对了,你就不要再白费精力。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日本学者已成功地证明顾炎武确实参加了昆山守城,你还在那儿辩,没这个必要——除非你发现了足以推翻旧说的新材料。所以,写考证文章,能不能“每下一义,泰山不移”,那才是关键;写批评文章不一样,能有自家面目,且能自圆其说,那就行了。我们都知道,“有新意”和“有己见”,很可能是两回事。所以,章太炎认为,以疏证之法来写文章,你会对自家的“新意”是否雷打不动十分在意,而不会只顾发抒才情。

第二点,汰华辞,即把那些华丽的外衣统统拿掉。看看你除掉穿靴戴帽、花拳绣腿,到底还讲了些什么。写文章,把你所要表达的意思讲清楚,这就行了。如此“辞达而已”的文章,也能产生美感。学古文献或语言学专业的同学,对文学论文的评价历来不高,他们经常说,你们的文章太多修饰语,是故意摇曳出来的东西。

第三,关于不枝不蔓,就是尽量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最简短的途径就是最好的。而文学专业不一样,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说得特复杂。有这么一种说法:能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说得很简单,是一种本事;而能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也是一种本事。(笑)相对来说,做考证文章,应该用最简捷的途径来达到目的地。假如承认这一点,你读章太炎的文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写。同样,你再来读顾炎武的文章,也能明白它好在什么地方。当然,顾炎武、章太炎的好文章,大都是述学之文,也就是论学的文字,而不是叙事或抒情文章。叙事的文字有个诀窍,必须肯说多余的话,而且说得不让人讨厌,文章就显得生动,水灵灵的。假如就这么两句,干干巴巴,直奔主题,那不是好的叙事或抒情文章。也就是说,我们表彰顾炎武的文章,主要针对其“述学之文”,而且必须明白这种文章自有其边界。

述学文字,在顾炎武那里,主要落实在书札和序跋。诸位知道,古人写信,不仅仅为了沟通彼此的感情,往往还是一种发表意见的绝好途径。日后入集,变成了《与人书一》、《与人书二十》等,不但删去了收信了,连原先谈日常事务的部分也都被删除了,最后留下来的,往往只是作者自认为最有心得的部分。顾炎武的论学书札,好处是朴实无华,准确明了,一点没有玄虚繁冗之弊。

准确而不是优美,坚实而不是想象,此乃论述文字的主要特征。这样的话,你来读顾炎武的文字,会别有会心。十年前,我曾经为顾炎武的两段话而感动,并因此写了一篇文章,有的同学可能读过。《日知录》卷十九有一则“著述之难”,称写文章“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也就是说,必须是古人还没来得及做,而后世又非常缺乏的,才值得写;这样的文字,才可传。八十年代,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说过,学者写书,最好提前五年。提前十年,没人懂,不可能热销,甚至不可能被关注;与大家同步,那也不行,没有一点新意,会被淹没的。这当然是经验之谈,可太多功利的计算,我不大喜欢。顾炎武之强调“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书是不是好销,而是读书人如何“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大志向。在座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将以读书与著述为生,所以,请诸位记住这两句话。当然,话也不能说得太绝,诸位将来要评职称,(笑)还会有世俗方面的考虑。我只是希望诸位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永远记得这两句话。

与这相对应的,是《与人书十》里提到,著述之于古今,意义不同。同是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笑)改铸的新钱,本就粗恶,更何况又把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岂不两失?下面又说,承蒙你问我《日知录》最近又成了几卷,我可不愿意像改铸“废铜”那样写作。“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这是因顾炎武将自己的职责,定义为“采铜于山”。诸位读了这么多年书,对目前学界的状态应该大致有所了解。我们现在批量生产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大部分是以“废铜”充铸“新钱”,极少“采铜于山”的努力。达不到顾炎武那样的境界,起码也应该知道,哪些是真学问,哪些只是谋生的手段;然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早夜诵读,反复寻究”得来的十几条札记,既是学问,也是文章。一般将《日知录》作为一部专著看待,这自然没错。可这是用一则一则笔记集合而成的著作,每则札记本身,很可能也是可诵读的文章。一般人写考证文章,很容易枯燥乏味,得不好读。《日知录》不一样,可作文章读。诸位不信,可在床头置一册,得便时随意翻翻,翻到哪儿读到哪儿,不但学问上时有所得,而且对培养自己的文章趣味也有好处。

老一辈史学家教人做学问,都主张从读《日知录》开始。新一辈史学家教人做学问,则是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说起——当然,因专业不同,作为描红对象的,很可能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或者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我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一点,那就是从通史入手读书做学问,流弊甚大。读通史,编教材,发空论,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文学者治学的一大歧途。说严重点,过早地“编教材”,会把人的学术感觉全部破坏,尤其是在读大学或读研究生阶段,如果还有志气的话,千万别做这急功近利的事。教材发行量大,流传也广,很多人趋之若鹜。能编出一部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通史》,是很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事。可在我看来,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几年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风行一时,其中一个观点我不能同意——作者特别感慨,陈寅恪这么伟大,可惜没能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现在这思路依然很流行,北大校方说,我们在科研上要造大船,于是计划组织专家集体撰写《中华文明通史》、《世界文明通史》。(笑)我当然很高兴北大能出“标志性的科研成果”,但依我浅见,写“通史”,尤其是教材式的“通史”,在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是第一流学者努力的方向。

还有一点,进入学界,一开始入手就编教材,很容易把“编”等同于“撰”。关于这一点,五十年代的做法,给我们留下很深的教训。让大家生集体编教材,怎么编?还不是把“旧钱”买过来,锤碎了再重新改铸。不能说里面没有年轻人新鲜的见解,包括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眼光,问题在于,这种采旧铜而后改铸新钱的论述策略,日后贻害无穷,许多当事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改不了这种读书习惯。我问过吴组缃先生和李镇淮先生,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编教材的情景。据他们说,学生确实很努力,热情很高,可毕竟只是大学本科二三年级的学生,读书不多,许多大的关节,主要还是依靠老师们。学生们的优势在哪儿?在政治立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两方面一结合,一部文学史就出来了。(笑)这当然只是时代的错误,可这种靠读文学史来编写文学史,靠读研究著作来写研究著作的风气,至今没有完全消歇。所以,我开玩笑说,第一个写文学史的人不容易,到了第十个、第一百个,写文学史其实并不难。做学问达到了一定境界,自家格局已定,为通俗起见撰写教材,便于学生接受,这是好事情。但如果一开始就从教材入手,很可能一辈子写不出像样的论文或专著,因其很可能永远逃不出铸旧钱的思路。

老一辈学者常说,读书要从做札记学起。为什么,读书做札记,只要有所得,一点也行,两点也行,日积月累,大小总有所成。我曾经说过——后来有人对我说,这道理本不应该说穿——做学问其实不一定非第一流人才不可。大才子不见得做得好,太笨的当然也不行。(笑)就假定是第二流吧,或者说中等之材,如果方法对头,日积月累,就能做出学问,而且是比较大的学问。大才子不屑于这样一步一步走,觉得太艰苦,老想找捷径,老想找到一种特别特别好的方法,然后“多快好省”地做学问。(笑)这样,很容易走弯路;走了弯路折回来,发现落后,于是更急,更想寻找简捷的路径。一辈子就这么转来转去,浪费掉了。诗人和学者不一样,没才气肯定写不了好诗,但没才气不一定做不了学问。当然,学问做到某个层次,没才气或者缺乏想象力,还是上不去,那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做学问对方法、对心境、对积累等,要求得比较多。明白这一点,诸位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老一辈学者会主张从写札记入手。读书做学问,需要一点一点地“抠”,札记多了可以做成论文,论文多了可以做成专著。而现在的时尚是,大学阶段就开始构建涵盖人类全部知识的框架或体系,(笑)然后再从上往下做。别的专业我不敢说,对于讲究涵养与体味的文史学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路子。

刚才所说的,比较接近顾炎武等清儒做学问的方法。清代学者会告诉你,要随身带个本子,有心得就赶快记下来,能做成一条考据就做成一条考据,一年中,能有几则得意的考证,那就很不错了。自从流行阅读与撰写“通史”,才气大者,都已经不屑于就“小问题”撰写“小文章”,更不要说“不登大雅之堂”的札记了。直到最近,我还在学术会议上听到这样的议论:外国学者只会写小文章,不像我们那么善于通观全局。其实,我们今天以“通史”写作为中心的论述,是晚清以后编教科书落下的毛病,既背离清儒治学的方法,也与当今西方学界的著述方式迥异。

这两段文字之所以让我大发感慨,除文章风格外,更重要的是顾炎武治学的路数,以及他所追求的学术境界。至于《金石文字记序》和《与友人论学书》,或许更能体现其述学之文的风格和趣味。《金石文字记序》前半部分所写,主要是“喜”,即二十年间周游天下,看到各种各样的材料而“喜不自寐”。后半部分则突出“难”,以一布衣走天下,“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讲清楚了这访求古人金石之文的“喜”与“难”,再把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带进来,说明自己的学术承传与发展路径,思路非常明确。既是介绍写作过程以及学术源流,同时也表达作者的心境与趣味。

在《与友人论学书》中,针对明代学者的空谈心性、无补于世,顾炎武称,先儒并没有那么多神秘玄妙的东西,论学其实很平易近人。所谓的性呀,命呀,天呀,都是孔子、孟子所不谈的。孔孟谈什么?不外“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这既是日常生活,也是安身立命之处。如此注重现实人生,贬抑思辩和玄虚,与顾炎武对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立场的深刻反省密切相关。也就是他说的:“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天下事,以士大夫的立身为根本,因此,羞耻感的浮现,是最为重要的。文章最后说:“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整篇文章基本上沿用《论语》、《孟子》的思路,以之对照明儒的喜欢空谈心性,得出这样的结论:道不远人,圣人之学是平易而且可以遵循的。落实到明清易代之际,则是讲那么多玄虚的东西有什么用,最关键的是,在大转折的时代,你如何把握住自己,如何守住自家的信仰与立场。这样,把“行己有耻”和“博学于闻”二者结合起来,既“成人”,也“成学”。我想补充的是,对于顾炎武来说,这更是“成文”的必要途径。下课。

20015月讲授,20011029日整理

原载:《长江学术》2002年第01期 第1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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