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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在对匈奴的政策上，一方面，刘秀坚决镇压打击北方的匈奴傀儡政权及叛乱；另一方面，又多次遣使匈奴，试图建立一种友好关系，能不打仗就不打仗。后来，当匈奴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并且南匈奴归汉后，刘秀还是避免与北匈奴发生正面战争，主要利用南匈奴去对付北匈奴。这在当时，引起朝廷一些大臣及将军的不满。但是综合各方面因素，刘秀对匈奴的这种政策有其合理性： 首先，从客观因素来说，当时天下初定，政权还不稳固，民生凋敝，国力疲乏，东汉政府没有能力进行外战，主要精力应该放在稳固内部方面。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刘秀并不想对外发起战争，尤其是大规模的战争。这可以从他对其他少数民族发动的战争规模较小可以看出。再次，刘秀把西域和匈奴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西域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本身就是一个敏感话题，汉朝如果在建国初年就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那就有可能会引起匈奴的战争。 刘秀考虑于此，可能不想引起与匈奴的冲突，故对匈奴采取不动武的策略。当然，刘秀对于匈奴和西域的策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他的内心深处，也十分想拿下匈奴和西域。这从马武等人要求出兵匈奴时，他的回答里就能得到体现。他说如果用国家三分之一的力量就能消灭匈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可关键问题是，匈奴当时力量十分强大，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将使国家背负沉重的负担，这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不利，故刘秀决定不打匈奴。不打并不意味着对匈奴不管，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改变这个政策。历史证明，他把这个使命留给了后代。汉明帝时期，东汉对匈奴重新采取了强硬政策，这就有了窦固出击北匈奴，班超出使西域并在西域设置都护府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东汉终于彻底消除了匈奴的威胁，全面控制了西域。 [4]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5]莎车王贤浸以骄横，欲兼并西域，数攻诸国，重求赋税，诸国愁惧。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帝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帝许之。 二十二年（丙午、46）[1]春，闰正月，丙戌，上幸长安；二月，己巳，还雒陽。 [2]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3]秋，九月，戊辰，地震。 [4]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以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初，陈留刘昆为江陵令，县有火灾，昆向火叩头，火寻灭；后为弘农太守，虎皆负子渡河。帝闻而异之，徵昆代林为光禄勋。帝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叹曰：“此乃长者之事言也！”顾命书诸策。(刘昆实事求是。） [5]是岁，青州蝗。 [6]匈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侯立；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春敝，乃遣使诣渔陽求和亲；帝遣中郎将李茂报命。 [7]乌桓乘匈奴之弱，击破之，匈奴北徙数千里，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以币帛招降乌桓。 班固论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瑁，则建珠崖七郡；感酱、竹杖，则开柯、越；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开苑囿，广宫室，盛帷帐，美服玩，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悬度之厄，淮南、杜钦、杨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zhān（毛织品）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义兼之矣！（刘秀的匈奴政策。班固评价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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