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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巾法学院”改变传统普法内容单一、乏味等弊端 以“模拟法庭、以案说法、普法情景剧”等体验式普法为主要内容的“红领巾法学院”，改变过去普法内容单一乏味、流于形式等弊端，细分普法受众，有效调动了中小学生学法积极性。 11月28日，一名身着黑色法袍、神情肃穆的少年，轻敲法槌，庄严宣布：现在开庭。 这个简单动作，小明已练了十几遍。老师和同学说，有时他声音太高，有时他敲击法槌太随意。但在陕西岐山县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冯亚琼老师看来，小明是学校创建“‘红领巾法学院’模拟法庭”以来，“上手最快、动作语气最像法官的‘法官’。” 这是陕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系列活动“红领巾法学院”的缩影。“红领巾法学院”整合团委、司法、教育等部门力量，以“模拟法庭、以案说法、普法情景剧”等新形式为主导，引导中小学生在教师、职业法律人指导下，积极主动参与体验式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曾对此进行深入调研的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认为，以体验式普法为主要内容的“红领巾法学院”，将参与主体由老师、学生双方互动，变为学校、司法机关、教育机构、学生多方互动。它改变了过去普法内容单一乏味、流于形式等弊端，有利于调动学生学法积极性。 源于基层创新 为什么取名“红领巾法学院”？最早开展该活动的陕西咸阳市渭城区风轮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鱼洋说，这要从她2008年被调入风轮小学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说起。 风轮小学，创建于1951年，原名“西北国棉一厂职工子弟小学”，位于西北国棉一厂生活区内。鱼洋刚进入风轮小学工作时，该厂下岗工人多，许多人为了生存在学校门口摆摊设点，卖文具、水果、玩具、小吃，甚至卖一种巴掌大小的小册子“教人学坏”。 “各种各样的商店、小摊几乎把学校包围了。”鱼洋说，许多学生边走路边吃各种“三无”食品。她很担心，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但囿于下岗工人的生存压力，一直无果。2009年下半年，她又发现许多学生从小卖部买印有“我是坏人”等字样的贴片玩。 这让鱼洋再也坐不住了，直觉告诉她：一定要做点什么。于是，她到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联系义务普法宣讲大学生，邀请其每周通过他们校园电视台给小学生讲法律知识。起初，大学生的宣讲较枯燥，小学生听不进去。鱼洋又让大学生先讲给她，她再讲给孩子们。 暑来秋往，转眼两年过去了。给孩子讲法、做家长工作，鱼洋发现收效甚微。2011年夏天外出办事，鱼洋路过咸阳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有没有和未成年人打交道的部门？带着疑问，她找了咸阳中院门卫。不料，正酝酿改革的咸阳中院刑二庭正在寻找普法学校。 这让鱼洋找到了专业法律人，并很快带着孩子们走进了法庭。这是风轮小学学生第一次走进神秘庄严的法庭，也是鱼洋人生第一次走进法庭。在神圣国徽面前，许多孩子有些胆怯。鱼洋笑着说，大家随意坐。孩子们放松了很多，有的坐在法官席位，有的坐在辩护人席位。但被告席一直没人坐，鱼洋问为什么，有个孩子小声说，那是坏人坐的。 这次走进法庭，孩子们写了许多观后感：有的孩子说，他长大了要当法官；有的孩子说，他长大了要做大律师。鱼洋也发现，讲再多的法律知识都不如孩子亲身体验。 应该把小学生普法做成体验式的。有这个想法后，鱼洋找到咸阳中院有关负责人。2012年2月22日，“红领巾法学院”正式挂牌，咸阳中院向风轮小学捐助了法袍、法槌等。咸阳中院法官路晓娟说，至此，咸阳中院法官参与、支持风轮小学普法活动的次数越来越多。 在与孩子们共同成长中，鱼洋不断将“红领巾法学院”完善，最终发展成“通过模拟法庭、普法情景剧、法治演讲，听爸爸妈妈讲法治故事等载体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系列普法活动。2016年底，共青团陕西省委调研过程中发现该经验后，迅速在其他地市中小学试点。 为何取名“红领巾法学院”？鱼洋说，这是由少先队发起的学法活动。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段小龙说，红领巾是少先队的标志，是青少年群体中的代表，法学院是法律人系统学法的地方，“红领巾法学院”寓意青少年在专业阵地中得到专业指导。它是陕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活动的特色品牌。 细分普法对象 为什么请“爸爸妈妈讲法治故事”？鱼洋说，自2012年“红领巾法学院”正式挂牌以来，她发现，学生参观法庭、检察院、模拟法庭，可以体验司法机关工作，但并不适合所有学生，比如对一二年级学生而言，教他们法律知识，不如告诉他们怎样学会自我保护。 鱼洋的想法和冯亚琼不谋而合。11月28日，冯亚琼陪学校社团“‘红领巾法学院’模拟法庭”学生排演“模拟法庭”，但社团31名学生中仅11人参加，“一年级，我们教他们学习法治歌谣；二年级，以‘甘棠树下变黑白’‘召公断案’等为主题开班会。” 冯亚琼说，普法要注意学生兴趣。上学期，她带领五年级学生排演了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模拟法庭节目。学生正式演出时，学校全体师生可以通过校园网络电视观看，效果很好。这学期因为岐山警方在学校建禁毒教育基地后，许多学生很好奇，遂选择了禁毒主题。 细分法治宣传教育对象，不仅鱼洋、冯亚琼所在学校这样做，李小卉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陕西洋县青年路小学也这么做。他们在普法过程中，一二年级学生看PPT、视频；三四年级参观法院、检察院、派出所；五六年级排节目，“公开庭审”，演法官、公诉人。 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黄华说，中小学普法要分层分类进行，低年级学生重在保护自我、三四年级要适当加入实践环节，五六年级要引导学生自我提升。 鱼洋说，他们正是这样做的。目前，风轮小学不但形成了完备的分层普法体系，而且面向学生形成了一定激励机制。一二年级学生以看法治题材动画片、邀请爸爸妈妈讲如何防被拐骗及过交通红绿灯等为主，三年级以上学生参加普法知识竞赛、制作普法手抄报、出演普法剧等。五六年级学生开展模拟法庭、主题辩论，甚至邀请家长、大学生举办法律论坛。比如：学生参加普法知识竞赛获奖可获得一枚纸贴“普法章”，参加“法庭辩论”获奖可获“辩手章”，集够15枚纸贴奖章，可得一枚铜制“梦桃”奖章。 有细分，有激励，风轮小学“红领巾法学院”普法工作成效显著。比如学生小蕊的变化就让人印象深刻。起初，小蕊总趁人不注意，偷拿别人东西。每遇这种情况，做警察的妈妈就拿手铐对小蕊一“铐”了之。次数多了，小蕊对“被铐”完全没了感觉，甚至“屡铐屡犯”。 “红领巾法学院”成立后，每次举办活动，鱼洋都邀请小蕊参加，还特地邀请小蕊的刑警爸爸到学校讲法治课。听完爸爸讲的法治课，小蕊不但彻底改掉了坏毛病，而且不再怪爸爸常出差不在家，相反认为爸爸的工作很了不起，还表示，自己长大了也要当警察。 考评与问题 “‘红领巾法学院’是团省委在‘大权益’方面的一个探索和创新，也是共青团、法院、教育系统在全省各中小学开展合作的典范。”段小龙介绍称，自2018年3月“红领巾法学院”创建活动在陕西12个地市全面启动以来，目前已完成对23所学校的省级命名。 什么样的学校可以创建“红领巾法学院”？根据共青团陕西省委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联合部署，创建“红领巾法学院”必须“四有三明确”：有实体化阵地，有规范化脚本，有系列化活动，有品牌化意识；必须明确创建时间、明确创建内容、明确创建步骤。 共青团陕西省委权益部部长潘磊说，自2018年7月联合发文起，去年，陕西团省委从申报的38所学校中遴选出8所学校命名为“红领巾法学院”；今年从申报的133所学校中遴选出15所；2019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团省委牵头，联合陕西高院、陕西省教育厅在延安举行了陕西省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暨“红领巾法学院”创建观摩工作推进会。 目前，陕西有的学校已将“红领巾法学院”普法效果评估纳入班级评优考核体系。比如：鱼洋说，风轮小学自2014年开始，已将学生参加“普法知识竞赛”答题得分情况，按照不同级别列入了班级评优绩效考核指标，“学生答题错误过多，班主任将被扣分。” 冯亚琼说，他们学校以“红领巾法学院”为载体，每周三布置下周一考核的法治教育考评内容。检查过程中，获得一等奖的班级记0.3分，二等奖记0.2分，三等奖记0.1分。“别小看这零点几分，中秋节排演的节目中，15个班级选两个节目，一个节目才记0.2分。” 但李小卉所在的洋县青年路小学尚未就此纳入班级考核，他们的考核仍以辖区派出所对学校出现的违法犯罪活动及安全评估为主。这是褚宸舸在深入调研后对“红领巾法学院”的部分担忧：布局不平衡不充分，活动层次不系统，各方支持力量不够广泛。 学校有没有担忧？鱼洋说，他们亟须专业性强的“女童保护”讲师，其不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会和孩子沟通，教孩子如何保护自己。李小卉说，他们请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检察官都讲过女童保护，但前者讲身体构造，后者讲事后处理，很少有人讲预防。 冯亚琼说，她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法律专业知识欠缺。他们学校距离县法院20多公里，在学校创建“红领巾法学院”之前，她从没有去过法院，更没有参加过一次庭审。“每次学生‘模拟法庭’开庭，我都担心座位弄错了。这次彩排有代理人，我真不知道该坐哪。” 段小龙对此回应说，“红领巾法学院”以试点先行、模范带动方式循序推进，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深受青少年喜爱。它既带有共青团标识又兼具法学院校属性，既充满童趣又严肃规范，有效提升了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但目前的确存在司法工作人员参与度不够、专业指导还不到位、经费保障还不足、考核激励机制还不完善等问题。其后续推进过程中，将继续探索创新，逐步解决、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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