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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野鸭和莲藕， 秋收满畈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 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这散发着大自然芬芳的甜美歌声，仿佛从琼岛飘来的仙乐，顿时让人想起宋朝苏轼的：“花雾迎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 ——这是在任何剧场、任何舞台、任何作曲家的作品中，都无法找到的动人乐章。 在中央电视台的录音间里，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郑小瑛，坐在朱红的折叠椅上，从容不迫地挥动右臂，全神贯注地履行职责…… 此刻，她指挥的既不是鼓乐齐鸣的交响乐队，也不是济济一堂的歌剧群英，在她对面，站着她唯一的合作者——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她是在为自己刚录完的歌剧选段《洪湖水，浪打浪》，补录二重唱部分。当郑小瑛那精准挥拍，和于淑珍的委婉歌声丝丝入扣时，人们不禁为这心心相印的场景而震动： 中国音乐界持续多年的“土洋之争”尚未偃旗息鼓，对《白毛女》、《茶花女》的偏见还大有人在的时候，一个被戏称“翻译剧院”的首席指挥，和一个民族唱法的歌唱家，是怎样走到一起，并配合默契地完成合作的呢？ 提起这次歌剧选段的录音，还真叫“好事多磨”。 两年前，人民音乐出版社拟请于淑珍录两盘磁带，曲目由她自己定。我来到天津帮她遴选曲目时提出：“你主演过好几部歌剧，都没有留下音响，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提议这次专录一盘歌剧选曲，并邀请郑小瑛担任指挥。” 她说：“你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请郑来指挥，她是否愿意？她的日程是否允许？当然，如果真能跟她合作，在我事业上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她对我会有很大帮助。我当然高兴。” “这事我去解决。” 来到郑小瑛家，我把要录音的事讲了： “能请你和你的乐队合作吗？” 她笑着对我说：“这又是你的阴谋诡计？” “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 “好！就算是阳谋诡计吧！” “因为你一直在为交响乐和歌剧的普及四处奔走，你在介绍歌剧时，总感到中国歌剧音响资料太少，这不是一次很好的积累吗？” “你知道吗？陈丽卿想录歌剧，在刘诗嵘那就被挡驾了！我是没有门户之见的，只要不唱流行歌曲。这样吧：你容我和首席们商量一下，听听唐敏南、王庆兰她们的意见好吗？” “好吧！但愿你不会让我失望。” “我答应你。安心回学校上你的课去吧！”…… 经过无数次电话往返与书信穿梭，终于有一天郑小瑛对我说： ·033· “合作的事牵扯到‘经济’收益，我避让的目的，是给年轻人一点机会，一般实在躲不掉的，我才接受。不过这次我不会拒绝，已经让剧院接受此任务。因为你和于，我和她好像也有了某种特殊关系，若能如愿以偿，我是非常高兴的。我等待着同她合作，也欢迎你届时来把关。” 时间拖过了一年，于淑珍外出回来才得知：由于编辑换了吴嘉，事情发生了变化。原本要录两盘，现在改成一盘了。曲目要重新调整：或是创作歌曲，或是歌剧选曲。 “那我当然要录歌剧了。这样一来配器都要重写，曲目把《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拿掉，换上《洪湖水，浪打浪》，我同意了。” 我说：“这样换也好，否则和江姐的《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点重复，而全盘刚好缺少一首抒情作品，洪湖水正适合你。” 她又告诉我： “吴嘉说：伴奏可否写新一点？我说：可以，但不能太轻，要考虑时代背景。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是不是歌剧院的乐队？她说：是！我请她尽快与歌剧院联系，免得人家有安排。她说：好！过了一天我给郑打电话，她说头天大家还在议论，出版社怎么还没消息，让我再问一下。” 到了1985年4月25日，于淑珍终于告诉我： “吴嘉说：5月6日开始录音，4、5日去北京合乐。估计你24日就会到北京了，给他们打个电话，就什么都知道了。到时候你在北京等我好吗？这次见面你最好以一个大人、一个老师的面貌出现，你的任务是帮助我录好这盘资料，完成我们三人的合作……” 啊！大雁…… 带着“五一”前夕的紧张与忙乱，带着多少天没有休息好的疲倦，带着几年来一颗默契向往的心愿，带着你“半个心”的期待和思念，你飞来了！你风尘仆仆、笑容满面地飞来了。当94次特快刚刚停稳，你从12车厢健步走下时，你用“狐狸”的目光，敏锐地发现了我。从眼睛笑到心里的你，双手提着皮箱，疾步走过来，用脸亲亲我，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经过两年的折腾，终于盼到了你与郑小瑛的乐队，合作录《中国歌剧选段》，盼到了我能来北京陪你：你需要的是“精神支柱”，并不是所谓的“把关”。 音乐出版社的金铮、吴嘉，军乐团的魏群一块来接。大家一起来到总政招待所：西直门内大街172号5号楼308室，真巧！离郑小瑛家只有两站路。晚上将陪她去郑小瑛那对谱子…… 初夏的首都，淅淅沥沥的雨滴，驱散了一天的燥热，我们匆匆赶到郑小瑛家，这是明天合乐前，仅有的一点空间。她们顾不上寒暄，就在茶几两旁相对而坐。 “怎么样？我们开始吧？”郑小瑛翻开总谱，将挂在颈上的老花镜推上鼻梁，接着说：“今天我们乐队练了一下，有人提出：这还要排呀？我说：中国歌剧当然要排了。还不错，大家都坚持下来了。现在请你从头唱一遍，我了解一下速度。” 登过各式各样的大小舞台，面对过千千万万中外观众的于淑珍，似这样面对面的演唱，还是头一次。好在都不陌生，她便放开了歌喉。 她认真地唱着，她仔细地听着： “停！这里没有附点，这地方少半拍。” “好！我再来一遍。” “停！这里有延长号吗？” ·034· “有的！” 郑小瑛提笔在谱子上迅速标了一下。 瞧！一个一丝不苟，一个精益求精。 听！《为什么二黑哥还不回还》中的小芹出神入化；《凤凰岭上祝红军》中的红霞坚贞不屈；《洪湖水，浪打浪》抒情迷人；《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慷慨激昂——两位音乐家在中国歌剧中，碰撞出心灵默契的火花。 郑小瑛摘下眼镜，合上总谱，望着于淑珍兴奋地说： “不错！你唱得很有味儿。” 于淑珍腼腆地一笑：“不行了！假如再年轻二十岁就好了。” 灯光下，一对亲密的身影；斗室中，一阵畅快的笑声…… 郑小瑛问我：“明天合乐你去吗？” “这话不是多余吗？我能不去吗？” 她对于淑珍说： “她像个小孩儿似的，哪热闹往哪钻。”然后又警告我“你回去不许和她多讲话，明天我要检查。” “遵命！” 我和于淑珍离开郑家已经十点多了，我们手挽手，从西外大街立交桥，散步回到招待所，天上不时飘下几滴雨丝，滋润着两颗兴奋的心。洗过澡后，她又哼起了曲子，明天就要合乐了，她有些不放心自己：指挥家会不会这不满意，那不像话；这没附点，那没延长？不管怎样，这是一次难得的专业学习机会，我应该珍惜。 我催促她“快十二点了！赶紧睡吧。否则，我明天可要挨骂了！” 198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得格外匆忙。 于淑珍刚从北京开完人大回天津，又要列席市里的会议。节日的演出、走台、录音、录像，“五·一”授奖会、劳模座谈会——这就是我们的“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模范党员。 与此同时，郑小瑛正争分夺秒地准备，在工人体育馆为万名中学生举行的交响音乐会。她备稿、排练、上课、开会，一个接一个的讲座，还要参加国际指挥比赛的全国选拔以及外事活动。又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三·八”红旗手、忘我工作的好指挥、好党员。 宛若复调音乐的两个声部，在难于找到成串“休止符”的急板中，开始了两位音乐家曲曲相通的“序奏”。 “合乐”开始前，指挥家来了个开场白“于淑珍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歌剧歌唱家，她主演过几十部中国歌剧，是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的劳动模范，能和她合作，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也许是心情激动，指挥家说走了嘴。之后，我调皮地笑着说： “中国一共几部歌剧？几十和十几差得多呢！” “哈哈……”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她坐在指挥台上，右手捏着指挥棒，左手翻来覆去、扩大缩小，俨然是一张指挥的嘴，演奏员们默契地配合着她的要求。她扬起指挥棒，如同将军喝令千军万马。她停下指挥棒，又迅速把老花镜推上鼻梁： ·035· “四号前三节重来，六号第十五小节加速再来。还有琵琶的音怎么总弹不到点儿上？她的嗓子是肉长的，不是乐器可以反复重来。” 这位严厉苛刻的指挥，终于无法忍受琵琶的拖沓，不得不换了个演奏员。 于淑珍站在她的左侧，双手合十地抱在胸前，随着指挥准确地起拍，精神完全进入了剧情。偶尔，指挥用左手轻轻拍他一下，她立刻敏感地一笑： “对不起！我接晚了。”…… 5月6日，全体进入中央电视台录音间，开始《红霞》、《洪湖赤卫队》、《江姐》的选段录音。一个上午，于淑珍、郑小瑛及全体演奏员，连一口水都没喝，大家的确都很辛苦。 午餐时，我们三个坐在“二七餐厅”的方桌旁，我小声问郑： “她怎么样？” “很好！她情绪不错，蛮有把握的。” 于淑珍接过去： “我怕给你丢人。你的队员会说：怎么给她伴奏？” “别这样讲，不同风格嘛！你很能把握自己，声音也很年轻。” 下午录音，在“小二黑”上，从乐队到演唱都卡了壳。可能是上午太疲劳了，大家要求今天停下来。指挥接受大家要求，明天再录。 和姐姐回到招待所，我热烈地拥抱了她： “祝贺你旗开得胜！特别是《凤凰岭上祝红军》，情绪好极了！只是第一个《手拿碟儿敲起来》唱得不理想。既然低了一个调，你怎么不向指挥讲。让郑嗔怪你：怎么不早说？” 姐姐心情也很好，似有一种按捺不住地喜悦： “上一盒民歌没有情绪，你直骂。这次让你留下来，就是让你提醒我。再录不好，可就不怪我了！” “嘿！挺会找借口的。其实你并不需要我提醒，只不过是需要精神支柱而已。” “吉玛，我很喜欢张锐的歌剧《红霞》，你应该做做前线歌剧团的工作，让他们复排《红霞》，好借我去过过瘾。” “不大可能了。《红霞》剧本中有些内容需要改，张锐年事已高，恐无这个精力了。何况队伍已经打散，班子凑不起来了。好了！去洗个痛快澡，好好睡个觉，明天去完成你最后的使命。” 1985年5月7日， 录音从《为什么二黑哥还不回还》开始，到《海风阵阵愁煞人》、《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珊瑚颂》，一气呵成。 录音中间小梁问我： “于老师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这嗓子真够皮实，四十九岁了，真不容易，太能唱了。” “她完全靠自己努力，在舞台上练出来的。二十多年了，剧院没有送她到任何专业学校学习过。她的嗓音条件并不是最好的，她只是在自己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去发挥自己而已。” 录音结束后，乐队首席唐敏南，代表全体演奏员说： “于淑珍同志，你太累了！赶快好好休息。因为合乐时间短，我们乐队奏得不齐，让你受累了！对不起！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同你合作。” 一些演奏员，边收拾乐器，边在议论： “她可真能唱啊！四十多岁的人啦，真不简单！” ·036· 王庆兰、王珠明、靳延奎等老同志，都过来同她握手并关照她：“好好休息！” 几个年轻人来到她面前兴奋地说： “于老师：过去我们不了解您，这回我们算服了！您唱得太好了，等磁带出来，我们一定要去买一盒。” 面对大家的祝贺，于淑珍讲不出更多的话来，只有那个习惯的动作，拱手作揖：“谢谢！谢谢！” 乐队走后，录音间只剩下于淑珍一个人。她要为自己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配二重唱部分。也许是疲劳，也许是紧张，唱了两次，都有个别地方节奏错牙子。这时，录音师曾文纪提议： “请郑指挥帮个忙吧！” 郑小瑛起身走进录音间，坐在了于淑珍对面。嘿！真灵！那大手一挥，歌唱家立刻矫正了速度，一遍就下来了。大家都为之叫好！ 录音中途，老台长戴临风来了。曾文纪一惊：“你怎么有时间来这啊？” “昨天就想来看看她们了。怎么样？还好吧？” “不错！这套曲目很好。是谁选的？” 出版社的吴嘉说： “是于老师自己选的。” 曾文纪说：“我们准备做成电视专题。” 戴临风说：“好哇！我支持你们。” 正在接电话的郑小瑛，没看见沙发上坐的老头。刚起身要走，却听到： “这还一个人呢！” 郑小瑛一愣，突然叫了起来： “哎呀！你怎么有时间来？” “听吉玛讲你们在这录音，过来看看你们。” 于淑珍笑着说： “早晨打电话，您还没来。明天休息，回家看您。” 明天休息，后天补录，然后就送于淑珍和郑小瑛，去丰台参加中国音协第四次音乐家代表大会了，我的北京之行，也该画上圆满句号了。难得这一个晚上，我们喝着桔子汁，吃着栗子羹和巧克力，品味着共同事业带来的甘甜。也许是兴奋过度，她流泪了： “吉玛，真恨自己老了，假如再年轻二十岁多好哇！我们一定可以大干一场。 “好了！不要想了。我相信你会继续发出你全部的热和光的，事业是属于我们的。” “理解万岁！” 5月8日清晨，我们到展览馆拍了一卷照片，然后乘车回家。我一周没回来了，二老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她开始合面烙饼，我在一边摘菜。大家对她这天津风味的大饼赞不绝口。饭后，我谈到这次二者配合默契的合作时，二老兴奋地对我说： “你可以写篇东西嘛！” 接着老爹告诉我们： “第一，和文艺部头头谈了，决定把这次录音，做成30分节目，让于淑珍穿上角色的衣服，搞个中国歌剧专题。第二，郑小瑛的电视讲座定了下来。当前中央有精神，要搞严肃音乐，这是个很好的东风。” ·037· 晚上回到招待所，姐姐把打开的橘子罐头都留给了我。不知为什么，越吃越不是滋味。望着她越来越苗条的身影，越来越瘦削的脸庞，我知道她的付出有多辛苦。每次离开她时，她都要让我掉泪。今天加上郑的情绪影响，我索性像长不大的孩子，哭了个痛快。 她躺在身边又哄又骂：“没出息！天津离南京并不远，不就一夜火车吗？想郑也好办，来看看就是了。” 哄了我半天，她也被传染地落泪了“是啊！人生难得一知己。” 说是“补录”其实就补了一个字，一句词。大家把录完的听了一遍，录音师和编辑们都相信“制作成胶带后，效果会是很理想的。” 回到招待所，整理好东西，散步来到服务部，她选了两条毛巾给我 “洗脸时就想到姐姐了。” 我立刻唱起苏联影片《青年时代》插曲《我亲爱的母亲》： 在那拂晓的时分，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手巾， 祝福我一路顺风！ 她坐在沙发上，安详沉稳地对我说： “吉玛，这次录音，六夜不到七整天，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长的时光。” “有你这样计算的吗？按天来计算别离，还不如用小时来计算。” “按分秒计算更好，你能算出六夜七天是多少分多少秒吗？” “拿计算机来。” “赖皮！” “不跟你赖跟谁赖？赖也没几会儿了。”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我老看你是个孩子。” “在你面前我永远也不想长大。哈哈……”这回没哭的我，放声大笑起来。 好事多磨的《中国歌剧选段》录音，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送两位音乐家去丰台开会的途中，郑小瑛对于淑珍说： “我觉得这次总的来说还不错，最大的遗憾是配器太次。” 于淑珍却一板一眼地： “开始我还真有点怕。” “怕我？”郑小瑛奇怪地笑起来。 “不是，是怕唱不好给你丢人。”于淑珍也像个孩子似地笑了起来。 “别这样讲，你唱得很好嘛！对自己很有把握，久经沙场的老将了，音准、节奏都很好，声音也很年轻。是我们乐队奏的不齐，倒没有为你耽误什么时间。 “我自己总觉得不满意，每次都留点遗憾。” “到了你这个年龄，声音还这么年轻，已经不简单了。你倒是应该把《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五洲人民齐欢笑》、《伤逝》中的段子，再录一盘，你唱得很有味道，我也准备搞讲座时用上去。因为中国歌剧资料太少了。” 于淑珍笑着说： ·038· “那你在前边讲，我站在旁边唱好了。” “那人家都去听你唱，就没人听我讲喽!” 我们三个同时大笑起来…… 1985年6月24日，我结束了两年的进修生活回到北京。 25日，沪光约我去她的新家，共商内蒙台要搞她的专题的写法。经过三个小时的转车、等车，终于到达北土城沪光的公寓。聊了一会后，17:30接到家里电话：“于淑珍来了！” 于是，我匆匆赶往日坛宾馆309号，我们狂喜的拥抱在一起。她把从今天起到七、八号的紧张日程向我公布： 25日，上午到京，下午电话吉玛，晚上团聚； 26日，上午与全总文工团合乐，下午返天津走台； 27日，上午回京，下午休息，晚上体育馆演出《工人之声》音乐会； 28日，清晨返回天津，晚上天津演出； 29日，宣传部开会，晚上天津演出； 30日，上午回京，晚上中南海演出《工人之声》音乐会； 7月1日，上午返津，天津各界联欢会演出 2日，去长沙演出三场； 8日，长沙工人音乐报通讯编辑会，之后返津分团。 “要见只有今天这一点时间。我打电话到家说你走了，去了辛大姐那。她的电话真难打，好不容易通了。” 晚上聊天时她对我说： “你学习回去，要挑重担了，没那么多时间了。现在是我折腾你：你来了，我却演出不在。也许那时正好反过来了，我好不容易演出到南京，而你却出差了……” “别竟想些别扭事，我们还有第六感嘛！我会知道你什么时候来。工作再忙、再苦、再累，我也不会忘记你给我的一切，放心好了。只是你要听话，适当锻炼身体，对你这样年龄来说，很有必要。记住了吗？ “我早上起不来。”她像孩子似地撒起娇来…… 7月1日，清晨6:33，我们从日坛宾馆乘小车去火车站，送她回天津后，我到音乐出版社，代她取回了《红霞》总谱和《于淑珍演唱的中国歌剧选段》磁带小样，准备回南京路过天津时带给她。 7月2日，清晨6:30，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睡眼朦胧地拿起话筒，原来是她这个鬼东西，昨天夜里赶来北京，今天乘7:44的1次特快，赶往长沙演出：要磁带、要总谱、要我立刻送到车站。 我抬头望望窗外，迟疑了一下“这么大的暴雨，你让我怎么出去？还不淋成个鸭子。” “下雨有什么关系？我去上海，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告别时不都是下雨吗？来一下好吗？”那娇柔甜甜的声音，让我不得不去车站呐！ “好吧！等着我。” 冒着大雨从虎坊桥赶到北京站，在10车厢21号找到了她，顺便带给她点路上吃的东西。车要开了，我们来个深情的拥抱，她站在缓缓启动的车门，向我挥手“再见！” ·039· 回到家时，我真的成了“落汤鸡”。 老爸打趣地说：“这么大的雨，你还到车站去了？” “她不是急着要总谱吗？” “很好！忠实于爱情。” 逗得全家哈哈大笑。 他却绷着脸： “笑什么？好友如夫妻吗！”说完也和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1986年6月，郑小瑛应美国密苏瑞大使的邀请，到堪萨斯城去讲学，并指挥他们学生乐队开音乐会。她讲学的主题是《中国的交响乐和现代歌剧的发展》。她边讲边放录音。一个是作曲家黄安伦的《塞北舞曲》，一个是歌唱家于淑珍的《中国歌剧选段》。 一位美国校长夫人对她说：“从你的表演和音乐中，我们感到尽管你们的人民遭受过那么多苦难，但是，对未来、对生活却充满信心和热情。从你的指挥中，我们听出了你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紧接着郑小瑛应意中友协邀请到意大利讲学并取经。 这一天她到罗马音乐学院拜访老院长。因为老人在养病，极少接待客人。听说郑小瑛是来自东方古国的女指挥，老人便兴奋地接待了她。作为见面礼，郑小瑛送了他一盒磁带。当陪同人员将磁带放给他听时，老院长立刻激动起来： “这是你指挥的吗？” “是的！” “这是中国人演唱的吗？” “是的！” “想不到你指挥的歌剧和中国人的演唱，是这样美妙。很对不起，我对中国现代音乐一无所知。谢谢你送我的最好礼物。” 意中友协主席朱凯比又带她到一位亲戚家做客。他们在主人家播放了中央歌剧院演出的录像带，其中有用汉语演唱的《卡门》、《蝴蝶夫人》，也有用美声唱法演唱的《第一百个新娘》，还请他们听了于淑珍用民族唱法演唱的《小二黑结婚》等歌剧选曲。每当播放一个段落结束，人们都报以热烈掌声…… 当我反复聆听于淑珍的《中国歌剧选段》时，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听完于淑珍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后，周恩来总理笑着对她说： “淑珍同志，北方人唱洪湖水，总没有南方人那么优美、那么抒情……” 我突发奇想：敬爱的周总理，如果您在天有灵，我多想请您再听听于淑珍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啊！ ·040·  于淑珍与郑小瑛在中国音协理事会上 
 《于淑珍中国歌剧选段》录音结束，郑小瑛、于淑珍应邀来家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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