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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期的青花瓷

 你我入画 2019-12-12

“空白期”三朝两帝,前后29年时间。先后经历土木堡事件和夺门之变,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在这样的形势下,景德镇瓷业生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制瓷水平与瓷器品质、数量都较前朝明显下滑。从历史记录来看,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禁烧和烧造瓷器的史料都有记载,容易让后人雾里看花。

1.“空白期”确有罢烧官窑和禁止民窑烧造彩瓷和青花白地瓷器的诏令。

根据《浮梁县记》《江西大志》和《明实录》,景德镇官窑在正统初罢烧,正统期间又数次严厉禁止民窑烧造彩瓷和青花白地瓷器。

“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天顺元年),仍委中官烧造。”《浮梁县记·卷四》

宣德十年(1435):“宣庙崩,太后(宣宗母张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天顺日记》,明·李贤)

宣德十年(1435):正月壬午“各处罢办……烧造饶器……各处烧造器皿……悉皆停罢。其差去官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实录·英宗实录》

正统初(1435):“曾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器厂亦曾停烧。”(《明史》《江西大志》)

正统三年(1438):十二月丙寅“命都查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明英宗实录》)

正统十二年(1447):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明英宗实录》)

上述史料不仅说明正统初景德镇御窑厂确曾罢烧,而且说明正统时期对民窑烧造彩瓷和青花白地瓷器的严厉禁止,并反映在禁烧令下达九年后,当地仍有窑场“敢冒前禁”偷偷烧造所禁瓷器。所以,朝廷才在处罚措施上日渐其严,三令五申。在这样的形势下,正统时期的瓷器必然很少,“空白”也不奇怪。

2.史料反映朝廷对官窑烧造瓷器从未禁绝。

从史料记载看,“空白期”三朝,官窑一直在或多或少地烧造特定用途的瓷器:

正统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明英宗实录》)

正统六年(1441):“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龙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食货六·烧造》)

景泰五年(1454):“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郭子章《豫章大事记》)

天顺元年(1457):“仍委中官烧造。”(《浮梁县志》)

天顺三年(1459):十一月乙未“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江西大志·陶书》)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成化帝入继大统,其即位诏书明令“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光禄寺器皿及喂养牲口桶……等件,自天顺五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与免。”(《明宪宗实录》卷一,页九)

从上述文献记载看,三朝官窑除在正统之初有过罢烧,其他时期还是有所烧造,只不过数量比宣德时期大为减少。至成化即位时,天顺五年以前的烧造任务还有拖欠未完的,被新皇帝悉免。

3.官窑产品的用途无法替代 。

根据明朝典籍记载和御窑厂发掘印证,明代在洪武二年设立御窑厂(时称官窑):“洪武二年(1369),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设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大小横窑六种共二十座。”(清·蓝浦《景德镇陶录》)“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

官窑(此处指御窑)产品主要有三种用途:

一是祭祀,这是洪武三年就定下来的礼仪和规矩:

洪武三年(1370),礼部言:“……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明史 志第二十三 礼一(吉礼一)》)

二是皇家的日用,包括皇帝本人日常生活用瓷:

永乐四年(1406)十月丁未:“……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明太宗实录》)

三是对外邦和大臣们的赏赐,用以巩固邦交,褒奖臣工:

宣德元年(1426),赐杨荣:“……赐公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磁酒器,茶钟、瓶罐、香炉之类。”(《杨文敏公集》)

宣德三年(1428),七月,“己巳,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赉赐白素磁器十桌,白瓷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李朝实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

鉴于上述用途,“空白期”完全停烧官窑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因为皇帝更替、严重自然灾害或类似“土木堡事件”“夺门之变”这样的重大军事和政治事件的暂时影响,否则,即使是为满足上述三大用途,官窑也应有所生产。当然,也有可能永宣期间烧造量过大,存货很多,正统帝登基时,考虑节约,利用存货,故此一度罢烧官窑。景泰、天顺年间,因局势动荡、经济困难,烧造量大减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笔者相信,“空白期”三朝实际上都有官窑出品,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没有书写年款。

4.成宣两朝产品的差异性,来自于“空白期”的生产过渡。

宣德与成化朝是明代瓷器生产的两次高峰(青花亦如此),但是,两朝产品在器型、胎釉、纹饰、工艺、青料和绘画风格上,有诸多不同,有些方面差异很大。假使没有“空白期”的生产过渡和变革,那么,成化和宣德产品应当非常接近,犹如所谓“永宣不分”一般。然而,现实情况是:器型上,宣德大气,成化隽永;胎体上,宣德厚重,成化轻巧;釉质上,宣德肥滢,成化玉润;纹饰上,宣德繁密,成化疏朗;工艺上,宣德工而放,成化工而精;青料发色上,宣德深艳,成化淡雅;绘画技法上,宣德一笔点画为主,成化双勾填色见长。这些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必然有一个过渡期,受到制瓷水平、工艺沿革、资源变化、文化风尚、审美情趣、统治者偏好等多方面影响,在实践中逐步演进,潜移默化,从量变到质变。这个变化的过程,长达二十九年,这期间,所有的变化都是通过生产实践日积月累所达成,不是凭空产生,更没有“断档”。因此,无论官窑民窑“空白期”都在生产,成宣产品的显著差异也是间接证明。

5.官窑产品不落款另有其因。

有人曾经认为官窑瓷器不写款的原因是皇室内部因帝位屡起冲突,不便落款,或者是因为景泰蓝兴起而忽视了瓷器,笔者不以为然。

宣德驾崩之后,继位的正统皇帝年方九岁,虽然年幼,但他是宣德帝的长子,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毫无疑问。张太后在宣德帝去世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天顺日记》明·李贤)。传说为了防止小皇帝玩物丧志,还将宣德喜欢的各种蟋蟀罐打碎,但这并不会影响在官窑产品上落款的陈规。“夺门之变”后,重新掌权的朱祁镇为显示自己复辟是顺乎天意,特地改元“天顺”,为在历史上强调法统的正当性,更应该在官窑瓷器上落款。即便是“土木堡事件”后景泰帝仓促继位,也是在太后和于谦等大臣的支持下为稳定政局而采取的措施,是大势所趋,在当时没有僭越一说,并且景泰帝临朝八年,若其他典章奏折文告上都能以景泰纪年,那么,何以独独不能在官窑器上落款呢?

至于景泰蓝对瓷器落款的影响,更是牵强之说。“铜胎掐丝珐琅”元末即传入中国,景泰年间技术达到巅峰,被称为“景泰蓝”。此物制作工艺复杂,耗时较长,成本极高,是当时的奢侈品。因产量稀少,相对于瓷器的庞大用量,相形见绌,不可能完全替代瓷器的主体用途,与瓷器是否落款之间更无必然的联系。

然而,无论如何分析,“空白期”三朝的官窑器确实没有官款。宣德官窑瓷器盛行书写年款,而在它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却不书写年款,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似乎是从正统时开始,必有其他原因,有待于新的史料或发掘成果来解开谜团。

“空白期”瓷器带纪年文字的传世品极少,品种主要为青花,见诸文献报道的如下(见表1):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墓葬出土的“空白期”瓷器主要品种也是青花瓷,它们现被收藏于各地的博物馆(见表2):

1979年以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明清御窑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出土了一些“空白期”的遗存(见表3):

1.正统地层的发掘情况

1988年,在御窑厂西南侧今东司岭一带,清理发掘出大批明正统官窑瓷器残片,同时清理出明正统时期窑炉5座(2004年又清理出正统至万历窑炉14座,均为馒头窑)。出土瓷器有:青花云龙纹大缸、青花缠枝宝相花纹葫芦瓶、青花海水纹靶盏与碗盘、青花八宝纹碗、青花海浪海怪纹缸、青花莲池纹盘、青花海水白龙纹碗和青花刻白龙纹盘、青花龙纹填红直壁碗、青花斗彩莲池鸳鸯纹碗等。其中青花龙纹大缸(图1)可与《明史》关于太监王振令景德镇为三大殿(奉天、谨身、华盖)烧造青龙白地花缸的记载相印证。

青花海兽仙山海潮纹器座(图2),内外两面彩,器足底亦饰有青花卷草纹,十分罕见。

2.景泰天顺官窑遗存发掘情况

1990年御窑厂成化地层之下出土无款青花印红鱼纹莲蓬形大碗(图3),推断为空白期制品。该器敞口敛腹,圈足矮小,底与壁下部较厚,碗心绘青花云龙,云龙纹周围以一圈海水为边饰,外壁下部饰以仙山海水,上部饰3条红鳜鱼,其装饰奇特:红鱼纹处的碗壁内凹外凸,当用鱼形模具印压而成,此装饰方式目前仅此一例,其制品极为罕见。该器整个风格与正统和成化既有相似处又有相异处,它极可能是天顺官窑遗物。

1993年,在御窑厂遗址西侧(原市政府大楼西侧前食堂)基建工地上发现一批宣德、成化纪年官款瓷片和无款青花瓷片,其中无款青花瓷片上的缠枝宝相花极似正统风格,但色泽较正统灰暗,胎、釉亦不如正统精细,盘的圈足比正统圈足大,且低矮微内敛。其风络与正统和成化有异,似为景泰或天顺官窑遗物。

1995年在珠山龙珠阁成化早期地层夹杂着一些无款青花把盏和碗、盘残片,其造型和纹样与宣德器相近,但胎釉较粗,青花色调略显灰暗,与同时出土的成化青花清幽淡雅色调区别较大,这批遗物可能是正统之后成化之前的景泰或天顺官窑制品。

以上遗物说明,正统、景泰、天顺有官窑烧造,从现有出土遗物判断,其时官窑烧造量似不大,品种亦不如前代丰富。御窑厂遗址发掘,正统地层出土物远远多于景泰和天顺时期,似乎又间接说明“空白期”三朝中,一度罢烧的正统官器,其烧造量明显多于景泰和天顺时期。

综合考察以上出土资料,并联系相关文献可知,所谓“空白期”,并非完全空白。

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空白期”瓷器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数量较少,但其中仍不乏精品,以下为笔者整理的具代表性的“空白期”青花瓷馆藏品(见表4):

此外,在国内很多文物商店和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些没有纪年款的空白期青花瓷器,如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提及的空白期厚胎梅瓶和青花大罐。

青花“奉天勅命”瓷牌的特别之处

1.“奉天勅命”瓷牌的制式及内容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奉天勅命”瓷牌(图4)是国内迄今见到的唯一有确切纪年的景泰青花瓷,赦命对象为罗如墉。此牌高48、宽33.3、厚7厘米,重11.19千克,板面宽大,竖立烧成,世所罕见,具有证补文献记载的重要资料价值。

“奉天勅命”瓷牌正反两面施釉,青料深蓝明艳,浓淡不一,无铁褐斑,使用的应是国产青料。正面上下边饰双龙戏珠纹,左右两边饰双线回纹。瓷牌上的纹饰和文字笔触不够清晰有神,左右两边的回纹线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此为景泰时期青花瓷的特征。

“奉天勅命”瓷牌共149个字,内中上部从右向左横书楷体牌额“奉天勅命”4字,下纵书13行楷书。正文格式如下:

史载景泰帝即位后,对于在土木之变中“文武从征扈行之及于难者,……行人罗如墉……”进行褒奖抚恤(《明通鉴》24卷),因而有此敕命。

2.“奉天勅命”瓷牌的官民烧制之议

敕命与诰命,俗称“圣旨”,是明清时期皇帝对文武官员及其先代妻室赐予爵位名号时专用的命令。

据孙会会考证,圣旨有严格的规制。一至五品的官员授以诰命,六至九品授敕命,根据官员品级的不同,圣旨所选用的锦缎、轴柄质料也不同,均为官方统一监制,河南省周口市博物馆收藏有一道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颁发给廉吏轩鞔的圣旨可资比较。该圣旨由“江宁织造”以专供皇帝颁发圣旨的提花五彩锦缎织成,其上织祥云图案作底纹,右端织“奉天诰命”四字篆书,字两边织有银色双龙图案作为防伪标识。圣旨文字为墨书小楷,文后钤盖篆书“制诏之宝”朱色玺印,既气韵非凡,又神圣威严。可见颁发圣旨是很严肃的事情,规制十分考究。

“奉天勅命”青花瓷牌到底是朝廷命御窑厂烧制后颁予罗的家人,还是罗氏族人依朝廷所颁赐的绢帛敕命到景德镇民窑定烧,以彰显乡里,激励后人,现已无从知晓。但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朝廷烧制瓷质敕命颁赐臣工既无先例,亦无后例。何况,在广东东莞、广州金沙洲、浙江上虞、湖南汝城、郴州等地均发现过“圣旨”或“奉天勅命”的石质或木质牌匾,都是昔日官宦之家受到皇帝敕授、敕封或诰授、诰封之后,将圣旨用石碑、木匾复制的实物,以为家传圣物。与石制、木制“圣旨”或“奉天勅命”牌匾功能相似,此青花“奉天勅命”瓷牌应为景德镇民窑所造,烧造时间当在景泰年间或其后,由罗如墉的同时代人或后人定制。该瓷牌两面有釉,四周边无釉,牌体中空,内用“非”字形排列的板块支撑,四周有若干固定用的圆孔,可能是镶嵌在牌楼或宗祠,供人瞻仰纪念,以示光宗耀祖,激励后人。

“空白期”青花瓷上承宣德,下启成化,在特征上与宣德成化有某种自然的联系,“空白期”前期与宣德更为接近,而后期则与成化较为相似,相当于是宣德与成化之间的过渡,在兼具两朝特色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1.青料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早期青花发色大部分和宣德时期青花相似,也有极少部分纯蓝发色或发色灰暗的。以前人们认为类似宣德鲜艳发色的青料当是进口的苏麻离青,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

关于宣德青花料,学界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宣德青花使用的青料是进口的“苏麻离青”,二是“苏麻离青”和国产料掺合使用。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曾将御窑厂出土的8块典型宣德青花瓷片提供给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据测试分析,宣德青花所用的青花料是一种低铁高锰的国产料,这对我们认识宣德青花料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宣德青花料中减少了钴铁着色而增加了钴锰着色,故形成纯正蓝色中“略带紫色调”,这就是宣德青花既不同于、而又胜于前朝的原因。那么,“空白期”前期的青料有与宣德青料类似的,也可能是低铁高锰的国产料,不一定是进口苏料。其他发色灰暗的,很可能是别的国产料。也就是说,“空白期”青花可能使用了三种含钴的青料:色调浓艳的可能有进口高铁低锰料和国产低铁高锰料,色调灰暗的是国产低铁低锰料。

“空白期”后期的青料多数比较淡雅,类似成化的平等青。

2.器型

从现已发现的“空白期”瓷器看,主要器型有碗、盘、盏、龙缸、梅瓶、罐、三足炉、双耳瓶、葫芦瓶、器座、“奉天勅命”瓷牌等,大多数器型和同类的宣德器型(如靶盏、碗、盘)相似,带有宣德青花瓷器的遗风,又独具本朝特点。而龙纹大缸、海怪缸、器座、双耳瓶、“奉天勅命”瓷牌则既不见早于它的宣德,也不见晚于它的成化官窑,属该期特有的器型。

正统时期的青花云龙纹大缸,唇口、束颈、直腹、敛足、平砂底,器型硕大,腹径达88厘米,似为明朝最大的一件瓷器。

这一时期出土的松竹梅岁寒三友纹青花大盘,口径达70厘米,唇口、弧壁、宽圆浅圈足、平砂底。

青花双耳球花纹瓶(图5),其颈部之小双耳,似为“空白期”富有特色且流行的样式,景德镇陶瓷馆藏景泰四年墓出土民窑青花折枝牡丹纹双耳瓶具有与该器相似的特征。

梅瓶往往圆唇小口,颈部呈上收下阔,丰肩,长腹下收,底面微显浅宽圈足。器型较宣德时高长,胎体比成化时厚重(图6)。

大罐的造型为唇口、丰肩,圆腹下敛,足微外撇,砂底。器型和宣德相比,更为瘦高(图7)。

碗有敞口弧腹碗、墩式碗、莲蓬式碗。前两者与宣德式样相似,而后者则既不同于上承的宣德,又不同于下启的成化,独具自身特色。

由于“空白期”瓷器的存世量很少,故而其器型也不多,大多是沿袭了永、宣时期瓷器的特征,但也有一些新品种,为神秘的“空白期”带来了一些新意。

3.纹饰

“空白期”青花瓷纹饰总的特点是由宣德时的繁密向成化时的疏朗相过渡。龙纹、缠枝花卉、边饰纹样与宣德相近,其汹涌海潮、海兽、云气、福海仙山和球花纹等为正统独特纹样。

图案花纹以缠枝和折枝的花草为多见,常见有缠枝莲、缠枝菊、折枝牡丹、松梅竹等。蕉叶纹多为连弧状宽边,主脉空勾留白,支脉画成并列细斜线。松针早期为圆形,后期呈椭圆形。梅花早期多蓓蕾及半放的小花,后期则夹画数朵大花。竹子早期竹竿空勾,后期改成一笔实线画之。这个时期的柳树条画成条条直线,犹如断续的雨点(图8)。海水江芽图的江芽两侧各伸出一枝翻卷的莲花,这是一种创新的纹饰,寓意社稷江山连绵不断。

八宝纹中之“鱼”纹,画成“单鱼”,八宝排列顺序是:轮、螺、伞、盖、罐、花、鱼、肠,与宣德和成化八宝排序“轮、螺、伞、盖、花、鱼、罐、肠”稍有不同。

斗彩莲池鸳鸯纹中的小鸟般鸳鸯和花大而叶小的莲荷纹样均为正统特色(图9),成化官窑有仿正统斗彩莲池鸳鸯纹作品,而这类制品源自于宣德斗彩莲池鸳鸯纹盘。

动物纹中,常见麒麟(图10)、孔雀(图11)、犀牛、狮子和鱼藻纹等。

有人物的纹饰多见楼台亭阁、琴棋书画、携琴访友、仙人指路等内容,而且,人物大都活动在云雾幻境之中。

所绘云纹颇具时代特点,云层常迷漫天际,或从地上涌起,缭绕于亭阁之间,造成一种亦仙亦幻的气氛。云纹的轮廓线很宽,以粗线条绘灵芝形云团,沿着粗线内侧再用细笔画数层连接的弧状云纹或涡状云,这种大片流云纹的画法,至景泰以后,演化为弹簧状,而且,笔法也更加泼辣恣肆,层数也更多(图12、图13)

。既与明代初期瓷器上云纹的工整风格不同,又与成化以后瓷器上云纹的圆柔风貌有所区别。这种云气纹画法被日本陶瓷界称为“云堂手”,为“空白期”三朝所独有。

碗盘之类的四周沿边常可见有卷曲形花草纹,状如螺纹,也为三朝民窑青花装饰的典型图式。

“空白期”梅瓶的图案一般为文人高士、携琴访友、山景云石、鸳鸯荷莲、双狮戏球、瑞兽踏海等。肩部常绘缠枝莲、蕉叶、钱纹、锦地开光、折枝花卉,腹下部至足际,则多以蕉叶、莲瓣或海水为饰。天顺青花瓷器所绘人物,多逆风而行,冠带、胡须、头发随风飘扬,神情潇洒,足前是疾风下的劲草,空中是大片云纹。

“空白期”的大罐,颈部常绘锦文或卷草纹,腹部主题纹饰多为人物故事,肩与底部多绘海水纹,云气纹也是采用上述“云堂手”的绘画技法。

其实,“空白期”灵芝形云团、人物逆风而行,冠带、胡须、头发随风飘扬的画法在宣德的有关青花器皿上,已经有所体现,“空白期”是继承和发扬。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景泰青花麻姑献寿图大罐(图14)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博物馆收藏的1964年流芳岭明妃墓出土的宣德青花弈棋簋式瓷炉(图15)的纹饰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

“空白期”在纹饰画法的用笔上,仍沿袭明初常见的一笔勾勒法而又有创新,特别是中锋运笔所绘画的流云和人物,具有独到之处。

4.工艺

“空白期”瓷器上承宣德,但制作工艺却明显比宣德青花瓷器显得粗糙。表现为瓷胎明显不如永乐宣德时期精细,出现元末瓷器那种瓷胎淘洗不精的现象,胎中多黑色瑕疵,底部一般有明显的火石红,细砂底也已罕见。

存世“空白期”瓷器大多是民窑器,胎、釉制作较粗,削足也不太规整。琢器一般底部无釉,碗、盘类底部跳刀痕比较明显。瓶、罐类器口沿多见剥釉现象,早期底部无釉,多为砂底,足墙较宽;至后期,圆器釉底和砂底互见,这也是此期的普遍特征(图16、17)。

瓶、尊、罐类的器口,正统瓷器与宣德相同,为直颈。而景泰、天顺瓷器则与成化类似,多为上收下阔式。底足修得不太仔细,大多为敦厚的浅宽圈足或微微下凹的平砂底,有火石红痕或粘有星星点点的窑渣,类似后朝成化大盘类多见的“糊米底”。

5.胎釉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青花瓷器釉面和永乐宣德均有细微区别,倒是和元代青花瓷器颇为相类。具体原因不明,很有可能是因为此时的釉料没有经过长时间陈腐,缺乏永宣时期精益求精的要求,釉和胎一样发生了退化现象,但总体依然白中闪青,唯肥腴程度不如永宣瓷器。

这三朝立器的胎体比较厚重。正统期胎体厚重为多,胎骨细白坚致,釉色青白,釉层莹润,少数釉色泛黄,釉面有开片。至景泰胎质兼有粗细两种,胎色由洁白向灰白转变,釉色白中泛青,釉层肥厚如脂。到了天顺,胎色在洁白或灰白中,青味减少,白度增高,釉面平整莹润,器物的表、里和底釉色调比较一致,接近于成化。

“空白期”青花瓷器的上述特点,说明它们虽然介于宣德成化的过渡时期,但是仍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我们在鉴别时,需要结合前后朝官窑器的各自特征,从青料、器型、工艺、纹饰、胎釉、底足处理等方面综合分析比对,辨析其间的细微变化和内在联系,找出其演变规律。

大量史料、实物及发掘证据告诉我们,“空白期”瓷器其实不空,无论官窑还是民窑,都有实际生产,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落款。“空白期”是我国陶瓷史上非常特别的一章,值得认真研究,这一时期的产量和质量都不如前后朝,但产品仍然具有宣德和成化的某些特点,就青花瓷而言,在青料、器型、工艺、纹饰、胎釉、底足处理等方面,也有自身的独特密码,需要我们细心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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