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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查理彭 上世纪70年代初，我的大姐与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结婚。这前后，我得以有机会多次见到乔冠华叔叔。 1970年初春，乔宗淮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都面临的一个关键时刻：毕业后的出路何在？宗淮当时是北京清华大学数力系学生，正在东北国防工业办公室所属的一个农场劳动，他已得知自己将被分配到外地工作。我母亲一向视宗淮为亲子一般，立刻发动全家人为她未来女婿的工作出路奔走。当时，国防工办通知我家急需一份宗淮的简历，这件任务落到了只有13岁的我的身上。当我蹬着自行车穿过初春的雨水，来到乔家在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时，浑身已淋得湿漉漉的。乔家的老保姆梅阿姨为我开了门，进入书房时，感觉光线很暗，烟雾缭绕，一只小小的桌式台灯从一张深红色的写字台上发出幽柔的光芒，乔叔叔正一个人俯在写字台上工作。我简短地把来意讲了，他十分欣喜，把他的妻子龚澎阿姨也叫了出来。龚阿姨是个风度幽雅姿态文静的女人，她和乔叔叔有个共同的习惯；嗜烟。当她从里屋走来时，和乔叔叔一样手里夹着一支烟。龚阿姨摇头叹道：“瞧这孩子衣服都湿了，赶快歇歇，吃点东西。”我说不行，材料必须尽快送到国防工办，我得马上走。乔叔叔这时将我的头按入怀中，在我的前额处亲了一下，说：“真好孩子。”之后他拿来资料并送我走出房门，那缥缈的烟雾从始至终缠绕着他。再一次见到乔冠华叔叔是几个月之后。那是乔家历史上一个不幸的时期，龚澎阿姨脑溢血病发后陷入深昏迷，终日躺在北。那天，我和大姐一起前往医院探望，在病房门口遇到了推门而出的乔叔叔。他的状态和以往大有不同，他背脊微驼，脸色已没有往日的光彩。当我低声喊他“乔叔叔”时，他抬起头来，深色的秀琅眼镜后面泛着泪光。我开始抽泣，用手掌要抹眼睛，却被他一把搂向胸口，另一只手抚摸一下我的头发，之后又在我前额上亲了一下，喃喃说道：“好孩子。”之后他抬腿走了，缓慢，失意，欠缺一贯的敏捷与自如。一晃就是九年之后。1979年初夏，乔冠华叔叔第一次肺癌手术后出院不久，我去他史家胡同的居所探望，是和我的二哥一起去的。那时我已是22岁的青年。乔叔叔此时已经建立了新的家庭，他的第二任太太章含之，端着两杯冰淇淋苏打水走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乔太太，她正当盛年，体态不乏丰满，一头厚厚的黑发，笑意盎然，给人玉树临风之感，我们从她手中接过饮料，大家坐下闲谈。谁知我二哥与章含之之间爆发了一场极不愉快的争执，使和谐的气氛为之改变。话题似乎是从乔叔叔的女儿松都身上谈起的。乔、章的婚姻造成了乔叔叔与子女的分离，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后的乔冠华似乎异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联系。松都曾因淋巴腺肿瘤作切除手术，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医院时，父亲竟从未去看望过她。记得个性刚直的二哥对章含之说：“如果没有你，松都会失去父爱吗？你们想到过她的情形有多可怜吗？”章含之试图解释她对乔家子女从无恶意并十分关心，这之间误会太多，而二哥不想听她的解释。最后章含之泪流满面，而乔叔叔在一旁长吁短叹。我赶紧拉着二哥知趣地打住。最后一次见到乔叔叔，是1982年初我赴美留学的前夕。乔叔叔已是第二次住院治疗癌症，我自知这次离国或许为时很长，便去探望他。进入他的单人病房，只觉一片白色袭人，白墙壁，白屋顶，白被单，加上乔叔叔苍白的脸，这无处不在的白色将世间的一切隔绝在病房之外，繁杂的熙攘换来了洁白的宁静，使我意识到一种返璞归真的意义。1971年11月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代表团抵达纽约后，向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挥手致意 这一次，乔叔叔是躺在病床上和我谈话了，重病中的他精神已不复从前，他的手臂吊着点滴，章含之在一旁照顾他。当乔叔叔得知我即将远赴美国时，用一种不再有力却是柔和的嗓音，缓缓叙述起当年他赴日本及德国留学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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