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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回忆冯雪峰 18岁时的冯雪峰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5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姐弟三人，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我认识雪峰较晚，1936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1922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1928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1936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1944年到1945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1950年，邓雪峰全家合影。左起：儿子冯夏雄、冯雪峰、三子冯夏森、夫人何爱玉、长女冯学明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1937年我是这样看法，1944年我是这样看法，1949年我也是这样看法，1957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耿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1958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22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1957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代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的。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1951年,冯雪峰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在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共和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讲话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联”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1957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22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1931年4月20日，冯雪峰一家同鲁迅先生一家合影。后排左为何爱玉，右为许广平。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1937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800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200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200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10月19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1972年别人找他谈话的记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节选自《回忆雪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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