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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老歌《二月里来》谈起 孙晓忠 1939年延安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月，诗人塞克在音乐家冼星海催促下写了一组记录这场运动的诗，旋即被冼星海谱成《生产大合唱》组曲。《二月里来》就是其中的一首，因其“浓重风味”的江南旋律，极受鲁艺师生欢迎，还没正式排演，这首小调就已经在延安传唱开来，真正实现了冼星海早年倡导音乐大众化的“普遍音乐”理念。 “五四”以来，中国的音乐歌曲就一直在摸索大众化的途径。可以说，早期的左翼歌曲主要叙述城乡底层人的苦难和歌唱劳工神圣，显示了左翼音乐的启蒙和阶级动员的特征。除学堂乐歌外，还有不少歌曲是为左翼或左翼倾向的电影配乐，如《渔光曲》、《秋香》等即是同名电影的歌曲，这类歌曲超越了早期左翼歌曲的空洞呐喊，因其细腻描写底层人的日常生活而获得认可。 真正的“红歌”诞生于江西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歌颂红军，也开始出现歌颂领袖的歌曲，如《十送红军》等。但一直到抗战结束前，这一类歌曲的重要功能都是抗战动员，其主题是战争和苦难，风格多是悲壮的。到了延安时期，左翼歌曲的内容、形式和精神风貌才发生了变化。在大众化形式上，更注重汲取民间的乡村歌谣之风，内容上更具体地描写日常生活“小事”。更重要的是，乐观昂扬的情绪取代了此前的苦难叙事的悲观和悲壮，这一类歌曲就是以《二月里来》为代表。 《二月里来》描写新春伊始，延安乡村“家家户户种田忙”的繁荣场面，当时的延安由于外来人口激增，加上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物资供应极端困难，虽然歌词第五段“咱们能熬过这痛苦的现阶段”一句交代了歌唱者其实仍处在最痛苦的物资匮乏阶段，但歌唱者却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这一时期延安为克服物资困难，发起了军民大生产运动，另一首同主题的歌曲就是1943年贺敬之和马可合作的《南泥湾》，歌颂三五九旅的垦荒奇迹。 《二月里来》原歌曲共有六段歌词，但是建国后传唱的只有四段。其中第四段歌词交代了边区1939年大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开荒二十万垧，多产三十万担粮食。但也因第三、第四段歌词太过历史性和时效性，建国后在传唱中或在教材中，这两段歌词均被删除。原第三段沿着第二段写农民“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的朴素而传统的因果报应观念，继续唱到“今天的仇恨不算私账，自己的过失都可原谅”，因为当时边区对地主的政策比较宽容，施行的是减租减息，不突出阶级叙事的原因也是一切为了抗战。 从《二月里来》这一类的歌曲中，我们看到了歌唱者的主体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和文人，而是劳动着的农民，歌唱内容则直接是农民劳动的日常生活，这是左翼音乐中一个了不起的转向。比如《南泥湾》的叙事则仍采用外来者眼光来欣赏南泥湾的今昔变化；从《二月里来》我们仿佛看到了延安农民既辛苦劳动、又愉快歌唱的精神状态。在音乐形式上，唱词沿用的是传统江南民歌中用时令作序引的“×月里来”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江苏民歌《孟姜女》和《四季歌》中最早出现，从乐思和灵感来看，也许冼星海还受到1930年代秧歌调《劳工歌》启发，不过后者歌颂的是产业工人，每段同样以时令“×月里来”开头，同样运用了模仿劳动节奏的切分音。到延安时期，作为时间和节令的引子和劳动结合了起来，祛除了早期民歌中用节令引出“思夫”、“相思”等个人抒情和市民趣味，从中真正看出了劳动和时令密切相关的乡村人的时间观和劳动观。 《二月里来》采用了传统中国的五声音阶，和《南泥湾》一样，曲调都带有江南民歌特色，可以看出延安这一时期音乐的杂糅风格，也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的革命歌曲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地方性，这和延安大量的移民文化有关，更和延安文艺对民族性的理解有关。不管东方西方，不管土的洋的，都可以化为自己的东西。作为“大合唱”的一部分，《二月里来》将民族曲调与西方的大型声乐体裁相结合，而“合唱”形式又能恰当地表现新的集体劳动场景，因此这是形式改造的成功范例。当时的许多革命歌曲有的直接脱胎于旧民歌形式，如我们熟悉的《东方红》直接将陕北的民间酸曲《骑白马》填上新词，而在这样的改造中，酸曲变成了颂歌，民间文艺的格调也得到了提高。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二月里来》这一类革命时期的歌曲开创了柯仲平首先在延安倡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后来的《讲话》（按：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供了准备。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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