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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几乎天天与古籍影印本打交道。这里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对古籍影印的现状吐吐槽，不敢说是对古籍出版事业的建言献策，权当一封野人献芹的读者来信吧。由于“爱之深，痛之切”，笔者的措辞或许有些许不敬，诸君幸勿以为意。窃以为当今之古籍影印，有以下诸病——并不是只有大夫才能看病，有些病症是任何一个路人都能看见的。只有治好这些病，古籍影印事业才能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自从以照相术实施古籍影印出版开始，就形成了对古籍原貌“动动手脚”，化妆易容的传统。首先是改变古籍的开本大小和版式。照相的方法可以对古籍图像任意缩放，把原先的大开本缩成小开本，加上改古籍的单面印刷为现代的双面印刷，可以大大缩小古籍的体量，显著地提高便携性。《康熙字典》是一部清代读书人日常案头查考的基本工具书，当时的流行程度恐怕不逊于今日的《新华字典》。但此书正文加附属部分共有四十二卷，武英殿本装成四十册，要用好几个函套来分装。即使是今天字如蝇头的整理排印本，也是厚厚一大册，可见当日的士子翻检起来有多么不便。光绪九年（1883），上海点石斋印书局以照相石印方法缩印武英殿本《康熙字典》，将此书容纳于一函六册之中，大大提高便携性，深受读者欢迎，数月内先后印刷两次，印数达十万册，皆一售而罄，创中国有史以来书籍短期销售之纪录。为了方便浓缩古书体量，又采取了把若干原书若干叶缩小拼贴在一个页面上的做法，即所谓“二拼一”“四拼一”，据说甚至还有“九拼一”的。再进一步，更产生了把古籍书叶一行行地剪下来，重新贴裱制版的做法。其次是对古书版面进行修整，对字画进行描润。张元济在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就对照相底片进行过处理，剔除版面上的脏污之处，补上字画中的断笔、缺笔、淡笔，有的字是原缺或模糊不清的，也查找相关证据在修版时填补。先贤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方便读者的考虑。当时要看到古书远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看到珍善本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让读者既能接触到好的版本，又能够顺利地读下来，有良好的阅读体验，因此出版者增加了修版的工序。但这项工作要求极高，一是需要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否则填补的缺字、笔划会出错；二是修版师傅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艺，能够使修补之处与原书浑然一体，不露痕迹。尽管当年张元济麾下人才济济，学术力量很强，修版前校勘工作慎之又慎，但仍有将字改错、补错的。而且修版师傅全无斧凿痕迹的完美修版技艺，也遮蔽了影印底本的原始面貌，阅读的便利、版面的美观，从版本研究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缺憾。张元济的做法在当年无可厚非，但今天我们读古书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了，一般的版本很容易获得，影印古籍更多的是使那些不易见到的珍善本化身千百，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供对照和研究的版本，保存古籍原貌成为第一原则，因此描润字划的做法可行于彼时，不可行于今日。如果说前面这两种情况都不能算是“病”的话，那这第三种情况就“病”得不轻了。今天我们可能缺乏当年张元济描润文字时的校勘力量、严谨态度和工匠精神，但我们有张元济时代没有的高科技手段，于是乎我们的修版工作跃上了新台阶，开创了新局面。这是一个PS的时代，古籍也莫能例外。在古籍影印中，滥用电脑技术进行修版的例子比比皆是。古籍影印出版领域的行家徐蜀先生曾对善本影印丛书中的修版问题作过系统的揭示，深中其病。为了整齐美观，去除底灰几乎成为古籍影印中的一项标准化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古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所经历的沧桑与生命演化的丰富历程被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呈现粗暴地遮蔽了。在鼠标的滑动之下，新与旧的界限消失了——古籍残叶和后人修补托裱的部分难以区分；刻与写的差别被抹平了——后人添补、抄配的文字与原刻字体在黑白世界中浑然一体。更不要说公牍纸印本从纸背透出的字迹要毫不留情地隐去，有的影印本连藏书印章也要刻意修掉，这些宝贵的信息就这样在修版者手中被过滤掉了。还有更加清奇的手法。笔者见过一套影印丛书，把原书所有的版框全部去掉，一律换作用电脑制作的线条笔挺的新版框。大概是怕麻烦，中间还是保留原书的栏线。这样就造成了一幅奇景，仿佛用金灿灿的西式油画框来装沧桑斑驳的敦煌卷子。又有一套影印丛书，编者对古书中留有大量空白行的页面怀有莫大的敌意，这种页面一般出现在各卷之末，文字自然终止，另起一页开始下卷。编者对这种浪费版面的行为必定深恶痛绝，乃操刀截去空白之行，再用鼠标将有字的几行拉至覆盖整个页面，以免重蹈古人之覆辙。至于该书每叶行数是否相同，字体肥瘦是否一致，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这样的整容方案真是极具创意：要是左脸上有麻子，不妨把右脸拉过去遮住。稍具古籍版本知识的读者都会知道，以上这些给古籍美容甚至整容的做法是很荒谬的，但一种病态的美的标准确实主宰了当今的古籍影印界。 古籍影印中种种出格的“修复”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在作怪，那就是要呈现历史上古籍初刻初印时的原初面貌。修版时去底灰多半是出于这个目的，要使那些泛黄的书叶变得洁白，使那些被岁月剥蚀的残泐字划变得直截爽利，使因修补装裱而新旧混杂的纸张和字体整齐划一。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所谓的原初面貌是什么？古籍的初刻初印本大概是最符合持这种看法的影印者的标准的。但初刻初印本在现存的古籍中又占多大比重呢？我们得到一个初刻初印本一定会倍加宝重的，说明它是可遇不可求的稀有之物。因此我们的古籍影印事业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那就是绝大多数底本都是后印的、版面有不同程度的漫漶或经过修补的版本。另一方面，除了版面干净齐整之外，初刻初印本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优于后印之本，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先生的研究表明，有的修补后印本在内容和校勘上可能要优于初刻初印本。因此我们要恢复古籍初刻时的原初面貌，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古籍影印应当秉持的原则，是忠实地反映底本的原貌，无论这个底本是初刻初印本，还是修补后印本。不仅要忠实地反映底本刷印时的面貌，也要忠实地反映古籍刷印后经后人修补、配补、挖改、托裱等历时性变化之后的面貌。所谓忠实地反映原貌，就是尽量减少古籍影印过程中底本信息的损失，同时不要人为地加入原本不属于底本的信息。无论是网络上的古籍图像，还是影印出版，都无法100%地获得直接面对古籍实物所获得的全部信息，但无谓的信息流失则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不要通过修版特意去除纸色、漫漶、修补等痕迹，以及印章、纸背字迹等等，相反这些恰恰是需要保留的宝贵信息，对于考察版本流传、文本变迁等极有价值。要最大限度地保留这些信息，也有赖于出版技术和质量标准的提高，例如采用更好的摄影设备和印刷工艺、更好的纸张，变黑白印刷为灰度、甚至彩色印刷等等。不画蛇添足地加入冗余的、干扰性的信息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观念跟上了，就能够管住自己的手脚。古籍影印的美，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小鲜肉式的外表光鲜亮丽，而是一种深沉厚重的历史感。我们要谨守自己的本分，古籍影印的任务是把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传下去，而不是任意打扮，胡乱翻新。与文物修复中“修旧如旧”的原则一致，古籍影印也应该是“影旧如旧”，不可越雷池一步。有了这样的观念，就不会去做给千年古佛涂口红、给长城贴瓷砖、给维纳斯装义肢之类的傻事。要忠实地反映底本原貌，PS技术仍大有用武之地。PS技术之所以在今天名声不佳，是因为它使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背离了今天的人们返璞归真、追求原生态的愿望。一众PS成就的网红帅哥美女一“卸妆”就秒变路人，甚至大叔大婶，就是这种滑稽世态的写照。但另一方面，PS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呈现古籍的原貌。在古籍拍摄、扫描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由于光线、角度的原因损失各种细节，后期制作中PS手段运用得好，可以弥补这些缺陷。只要服务于忠实地再现底本原貌这个目标，严格控制其使用范围，PS可以成为古籍影印工作中的利器。 这是指披露古籍的信息不全面、不到位。过去影印古籍，一般只注意保留序跋、目次、凡例、正文等信息。确实，如果是出于文本、内容研究的目的，这些信息也就足够了。但文献研究观念的进步，和网络古籍影像的出现，对古籍影印的固有观念已经提出了挑战。如今文史研究都开始关心文献的生产和传播，版本目录学家负责版本、文史研究者负责内容的状况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在过去那种模式下，影印者只需在前言中交待版本和来源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只需要告诉读者所用的是什么版本，来自何处，并不需要出示版本鉴定的理由和依据。因此书衣、封面、牌记、版心这些于版本鉴别大有关系的地方是不需要收入影印本的，也可以节省些出版成本。另一方面，网络古籍图像因为没有成本方面的顾虑，这些信息都是收录无遗的，这就对传统的古籍影印方式构成了挑战。其实，影印古籍时收入这些信息并不会增加多少成本，关键还是观念滞后使然。古籍影印仅仅在前言中说明一下所用版本是远远不够的。古籍编目的实践表明，由于所藏古籍的完整性和外观面貌不同，编目者的水平有异，各自的著录规范和尺度不同等原因，同一个版本在不同的馆藏著录中被著录为不同版本的情况十分普遍。与之相反，被著录为同一版本的不同馆藏实属不同版本的情形也大量存在。即使是出自同一版本，不同的印本、印次也可能会有显著的差异。笔者就曾碰到过一部收入官员名录的书，同一个版本的多部藏本刷印于不同的时期，由于在刷印时不断增加后任官员的名录，而导致时间越晚的版本内容、卷数越多。因此在影印时展示版本依据，让读者能够与其他版本或藏本进行比对，明确版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十分重要的。目前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的古籍影印丛书并不多，可以说是下一步需要重点加以改进的方向。
除了为版本鉴定提供依据之外，古籍上面有许多信息都是十分有用的，影印出版一次机会难得，应该充分将这些信息揭示出来。笔者见过一清代的小唱本，书衣上钤有木记。其中一本书衣上有两个木记，上刻着如下文字：“失书一本，赔钱壹吊。”“在安定门内姑姑寺胡同。撕书图画，男盗女娼，君子自重。”书衣上提供了关于此书成本和流通方面的宝贵信息：它原来属于北京某个位于安定门内姑姑寺胡同的租书铺，成本低于一吊钱。如果影印时不收入书衣，就会遗漏这些重要信息。古书的封面上除了有关于作者、版本的信息之外，有时还会钤有类似商标的书坊徽记，以及广告语、告白等，对于研究古书的营销手段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是公牍本，若能够把纸背的文字也作为重要信息收入影印本，则对历史研究极有助益。河北大学的孙继民教授近年就专门研究这类史料，并把这门学问命名为“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古籍上的批注、浮签也大有用处，可以用来研究阅读史、接受史、审查史等等。存世的《四库全书》底本中，往往会发现馆臣的批注和浮签，提出对违碍之处的删改意见，这些资料对于四库学研究当然是十分宝贵的，如果影印时弃置不顾岂不可惜。对这种复杂的情况需要特别处理，比如对于难以揭下的签条，最好拍摄两张照片，浮签贴在书叶上拍一张，揭开浮签再拍一张，使浮签及其下面的文字都得到显现。需要作技术处理的还有版心。古籍影印的惯常拍摄方式以摊开的两页为一拍，导致一个筒子叶的左右两页无法“团圆”，版心也被一剖两半，各处一隅，版心中的题名、卷次、刻工等信息难以得到清晰呈现。有的影印本在后期以筒子叶为单位对书叶进行重新拼合，但由于只注意到把筒子叶拼合完整，对于是否能够清晰呈现版心文字并不甚措意，所以效果并不理想。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是能够把筒子叶摊开拍照，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也应在后期制作中尽量保证版心文字的清楚可辨。 这是说影印时对古籍面貌的反映不清晰，主要是由于黑白影印、缺乏灰度过渡以及分辨率不足造成的。有的古书上带有阅藏者手书的批注、题跋，墨色、字号与刊刻的文字不同，处理不够经心的话就会导致手书的文字难以辨识。更突出的例子是对印章的处理。古书中的印章有的钤盖于文字之上，由于印文是朱色的，与文字能够清楚地区分。但在黑白影印本中就会产生严重问题，印文和刊刻的文字叠加在一起，形成一团乱麻，既识别不出印文，也看不清书中的文字。解决的办法是通过灰度过渡的办法区分出正文与印文，如果对成本不敏感，则采取彩色印刷最好。 有一些古籍影印丛书，选择某一类书作为专题汇集出版。这些书大都已被各种大型综合古籍影印丛书收录，暂且不说这些书再次被专题性丛书收入出版，有重复劳动、浪费出版经费之嫌，单说其编者不但不愿意去辛苦调查底本，掏底本费，甚至连拍摄古书的工序也省了，直接从其他影印丛书上“扒”下自己所需的图片。这种乾坤大挪移的工作，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既损害了底本收藏单位的权益，也侵犯了原丛书出版者的版权。因为心虚，所以这些专题丛书的出版说明只说依据什么版本，不敢透露底本藏所或图片来源，这就读者对古籍版本追根溯源、验证相关信息造成了困难。这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是古籍底本的收藏单位，还是原丛书的出版者，都很难依据仅有的古籍书影证据来维权。因为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理论上说可以是一模一样的，尽管实际上总会有些不同。即使使用同一底本，不同的拍摄者也会拍出不同的效果。但理论上的这点可能性要排除起来其实是万难的，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怎么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她）就是你失散的双胞胎兄弟（姐妹），而不是老天爷为你他日成为显要人物而储备的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替身？要杜绝这类李鬼的出现，还真需要好好研究解决办法。 在不同的时代，古籍影印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因而造成了不同的做法和质量标准。在早期促进古籍的广泛流通、便于阅读是主要目的，对版面作适当的美化、对文字作适当的修描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一些附属信息的缺失并不构成很大问题。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书籍汗牛充栋，常用古书的获取和利用已不存在障碍，对版本及其他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上议事日程，古籍影印的原则和方法也应作相应调整，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尤其是现在网络古籍影像数据增长迅猛，对传统的古籍影印出版方式已经构成严峻挑战。古籍影印应当革新观念，借鉴网络图像传播的长处，补足自身的短板，焕发出新的活力，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相对于网络古籍影像数据，古籍影印具有学术含量高、专题性强、精选底本等不可替代的优点，体现着专家学者的智力劳动成果，只要顺势而为，必能在网络环境下延续其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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