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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译文】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孔子为什么也要删除？” 先生说：“就是有流传下来的，也因时代的变化而渐渐不合时宜。风气更加开化，文化日益繁荣。到了周朝末期，就算想再恢复夏、商的习俗，已不可能，唐虞时的习俗就提也不要提了，更何况是更早的伏羲、黄帝时的习俗？不过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对于尧舜则遵循之，对于文王武王之道则奉行之。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方法正是尧、舜的道，然而是依当时情况而行，与尧舜时的政令制度已经互不相同。因此，就是夏、商的政治措施在周代实施，已经有不合适之处。所以，周公想并采禹、汤、文王的举措，碰到不合适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又怎能重新施行？这本来就是孔子可以略而不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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