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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基础在国际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以跨国企业知识共享为例  原文信息： Nicolai J. Foss, & Torben Pedersen (2019). Microfoundations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the case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9) 50,1594-1621. 原文摘要： Microfounda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heme in recent macromanagement research.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M) field is an exception to this. We document the lack of attention on microfoundations in IM research by focusing on knowledge sharing – a key IM research field – which we investigate by means of a keyword-based literature study of the leading IM and general management journals. We discuss possible reasons why microfoundations have so far met with less resonance in IM research. We point to the training and background of IM scholars as possible reasons. We als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that IM scholars place on context and structure in explanation. These may be seen as contrary to a microfoundations perspective, a view that we show is incorrect. We end by identifying several microfoundational issues in IM research, calling for a sustained effort with respect to theory, heuristics, and empirics. 微观基础在近期的宏观管理研究中已成为一个重要主题。然而，其在国际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应用还有待丰富。通过对已发表于国际商务与管理学顶刊的知识共享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我们指出国际管理的相关研究缺乏对微观基础的关注。基于已有文献，我们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我们认为，现有研究过度强调情境、组织结构的解释力，而忽略了微观基础所涉及的个体因素，包括员工个人特质以及员工之间的互动。最后，本文从理论、启发和实证的维度出发，提出未来国际管理研究领域，可以运用微观基础进行分析的发展方向。 一、引言 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已经成为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其核心是基于降维观点（reductionist position），将一些宏观的概念及构念（如能力）、和宏观层面的因果关系（如能力影响企业绩效）降维为微观构成因素的影响（Abell, Felin & Foss, 2008），如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微观基础并不是一个理论，而是关于理论构建、运用和基于理论的实证研究的高阶启发（high-level heuristics）。本文指出，微观基础能够有效地推动国际管理研究的理论和实证进程。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管理学理论中宏观构建的微观基础。 正如Contractor, Foss, Kundu和Lahiri（2019）所指出，微观基础的方法能够运用到很多与国际管理研究相关的现象，如：惯例、知识共享、能力、制度逻辑等。虽然已有一些研究将微观基础运用于国际管理的相关研究，如管理知识和经验、跨国公司高管团队的构成，然而，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对微观基础的应用还非常有限。这可能是由于国际管理研究学者的学术训练背景、在研究中的侧重点、以及对微观基础的认知不足所导致的。基于以往研究，本文旨在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1.讨论微观基础的本质。根据Coleman在1990年构建的Coleman浴缸模型(Coleman bathtub)，将微观基础定义为一种强调微观基础的跨层次解释； 2.以国际管理研究的重要研究话题——跨国知识分享的相关文献回顾为例，指出微观基础在国际管理研究中还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和得到较高的接受度； 3.探讨微观基础在国际管理研究中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并指出在跨国管理研究领域结合微观基础的未来研究方向。 二、微观基础与跨国知识共享 （一） 微观基础：个人与情境的作用 微观基础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已有管理学研究在解释组织成果时过多强调集体因素，而忽略了对个体以及个体之间互动的考虑。例如，宏观领域的学者常常在他们的理论中采用诸如能力、惯例和环境等构念，而忽略了组织中的个体。Felin和Hesterly(2007)指出在宏观层面的理论中，个体被认为是没有差异，可以进行互换的，这些宏观组织理论侧重于强调环境和制度的聚合特征（DiMaggio&Powell,1983）。据此，微观基础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在于：这种认为个体是同质、可塑和互换的理论忽略了个体因素。事实上，个体具有本质性差异，且有部分差异是无法被外力所改变（Felin&Foss,2011）。此外，在学术界还存在另一种极端观点，即认为聚合的现象（高阶因素，如：组织氛围等）为个体差异的副现象。我们并不赞成此观点，认为情境的解释强度是有差异的。但是，由于情境因素会影响个人特质和行为，在研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情境因素。在微观基础的研究中，常常运用Coleman范式来描述个体与情景的关系。 （二） Coleman浴缸模型 Coleman浴缸模型是一个非循环的、跨两个及更多分析层次的社会学模型。根据图1，模型包括宏观因素对微观的影响（箭头1，如：组织文化对人力资源策略落实的影响），微观因素对微观层面的影响（箭头2，如：人力资源策略落实对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微观因素对宏观层面的影响（箭头3，如：员工个人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宏观层面因素对宏观结果的影响（箭头4，如：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将Coleman浴缸模型应用于知识共享，并对其进行了适应性修改，将影响个人行为的远因（高阶组织因素）和近因（个人特质等）融入同一模型中。箭头4由原模型的实线变为虚线，主要原因在于微观基础认为宏观因素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的结果，而需通过微观因素间接影响宏观结果。根据本修正模型，社会因素（即情境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人行为的条件（箭头1，如：企业知识共享体系对员工参与知识共享机会的影响），员工个体行为的条件对员工行为会产生影响（箭头2，如：员工参与知识共享机会对员工实际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员工个人行为对社会或组织会产生影响（箭头3，如：员工知识共享行为对组织知识共享的影响），社会或情境因素对社会或组织结果的影响（箭头4，如：企业知识共享体系对组织知识共享的影响）。  图1：Coleman浴缸模型 （参考文献：Abell et al. (2007), P34,图1）  图2：微观基础在知识共享的应用 （参考文献：Foss&Pedersen(2019), P1598，图1） （三）微观基础与跨国知识共享 跨国企业知识共享近年来在国际商务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大重视。学者们认为跨国企业子公司的知识共享是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源动力之一，以及理解跨国企业本质的重要因素（Kogut&Zander,1993）。研究问题也主要集中于跨国企业如何通过创造、构建知识共享体系或对已有知识进行共享来获得优势。目前已有研究范畴包括如何识别公司已有知识、如何在不同子公司之间进行知识共享等。从直觉上而言，以上待解决问题的应对方案都包括组织成员和影响组织成员行为和互动的组织设计。 组织设计和知识流程均为较大的概念模块。组织设计包括组织结构（如：分工、部门划分、岗位职责等）以及一些常用控制变量（组织内部交流、组织激励等），以及以上概念如何共同作用于组织设计。而知识流程指的是在跨国企业内部知识的创造、分享和融合。Foss和Pedersen（2004）指出，由于跨国企业研究的核心理论从以监管为主的内部化理论逐渐转向以知识为主的理论，应该将以上两个理论模块进行结合。然而，现有的问题是内部化理论忽略了知识，而近期以知识为基础的理论忽略了监管。 Foss和Pedersen（2004）进一步指出，两大理论模块的结合需要引入微观基础作为管理与知识流程之间的中介变量。同时，现有的知识流程理论过度偏向于宏观因素，强调企业惯例、常规和能力，以及企业内部组织间如何创造和共享以上因素，忽略了个人层面因素对知识流程的影响。因此，他们倡导未来的研究用更系统的观点去结合管理（如情景）和知识流程，并指出，个体层面的知识流程（如知识共享、交换、融合和创造）会作用于聚合层面的结果。 （四）微观基础与多层次分析模型 微观基础与多层次分析都包含了多个分析层面，微观基础也可被视为多层次分析的一个特殊模型。但是这两种方法仍存在差异。首先，跨层次分析主要处理嵌套数据，研究跨层次影响。其次，多层次分析并未侧重于任一分析层次，而微观基础强调微观层面的解释效力。因此，基于微观基础视角，如果自变量包括宏观层面的因素，也必须将该因素降维至个人层面。此外，多层次分析允许研究高阶自变量对高阶因变量的影响，而微观基础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直接关系，所有宏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都通过微观层面因素进行中介（图2箭头4）。 三、文献综述：国际管理领域的知识共享研究 （一）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与梳理的方法对目前国际管理研究中涉及知识共享且采用了微观基础的文章进行归纳，并由此指出了依据微观基础，目前还存在的学术空白。 作者在2018年11月运用Business Source Complete文献库，通过设定关键词，如：国际、跨国、知识、转移、分享、共享、流向等对已发表文章进行筛选，同时排除了未进行实证以及将知识共享作为前因变量的文章。此外，为保证所回顾文献质量，将发表期刊限定于6本国际商务领域顶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和6本管理学顶刊（Organization Sci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和Management Science），共计筛选出52篇已发表文章，并根据Coleman浴缸模型对各研究提出的社会现实（组织因素）、个人行为条件、个人行为、组织成果、设定、分析单位、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进行了归类。 （二）文献综述启示 首先，已有研究缺乏对知识研究的积累。尽管各研究都对前期相关知识共享文献进行了引用，但是每一研究都提出一个新的影响知识共享的体系。不同的因果关系所包含的因素不同。在梳理出的前因变量，包括社会现实和个人行动的条件重合度较低，每一个研究都依据不同的理论机制提出新的前因变量。 其次，知识共享的宏观因素存在多样性，这可以反映在：第一，所采用解释机制可以包括经济地理、文化、组织学习、网络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第二，知识共享参与者包括员工个体、管理者、部门、团队、分支机构和母公司；第三，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知识发送者、知识接收者、相似性、社会互动层次等）；第四，研究单位的划分（如：内隐性、复杂性与互补性等）。然而，现有研究仅覆盖了以上因素的较小部分。只有12个研究的假设与个体行为的前提条件相关，另有2个研究将个体差异列入控制变量。 此外，一些解释因素既归属于个体层面因素，也归属于组织层面因素。譬如信任这一因素，Dhanaraj, Lyles, Steensma和Tihanyi（2004）测量的是组织间的信任，而Raab, Ambos和Tallman（2014）测量的是个体之间的信任。然而，个体和宏观层面的概念测量是有区别的。宏观层面的组织因素不仅仅是个体层面因素的汇总，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宏观层面的组织因素还包括了个体层面因素的合力、互补和相互依赖（Zhao & Anand, 2009）。 作者的另一梳理结果表明，对于跨国管理中知识共享的已有研究还存在将信任、激励等因素同时放入不同分析层次的问题。在筛选出的52篇文献中，仅有11篇探讨了在个人层面的结果。但以上文献将个人视为信息的接收者。但Reinholdt等（2011）认为出于个人能力，员工既可作为知识的接收者，也可成为知识的发出者。 第五个问题是近乎半数的研究聚焦于机构层面的知识共享，仅有5项研究探讨了团队和项目组层面的知识共享，另有11项研究以个人为研究层面。最后一个问题在于，结合Coleman浴缸模型，大部分现有研究都停留在宏观-宏观层面，认为组织层面的因素会直接影响组织成果，从而忽略了个人层面的因素。仅有5项研究是在个人层面（微观-微观），探讨了个人层面的决定因素和机制对员工知识分享的影响。 总体而言，较大部分（46项）已有研究是基于单一的分析层面（宏观-宏观或微观-微观），仅有较少部分已有研究建立了个人层面与组织层面之间的联系。尽管大多数文献在理论部分提到了Coleman的模型，但暂无研究依据该模型，沿4个箭头的方向，逐一进行分析。 作者还就分析单位、数据收集、计量方法等对跨国管理中的知识共享研究进行了分析。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知识共享的主体究竟是什么？是员工、团队还是组织？他们如何分享知识？应该如何对知识共享进行衡量和建模？ 首先，根据实证结果，知识共享存在于不同层次，包括个人、项目团队与组织。有29篇文献认为知识共享产生在组织层面，14篇认为发生在项目执行中，另有9篇认为是员工个体之间进行知识共享。在员工和组织层面的分析，由于对知识分享的度量还不明确，知识共享是一个无形且模糊的概念。而在项目组层面，由于知识可被视为一个项目的产出结果和可交付物，因此，知识共享的结果在项目中更为有形和明确。 就数据收集而言，大量研究都采用了同源的数据收集方法，这种同源的数据收集方法将无法规避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此外，知识共享的过程中既有信息发送者，也有信息接收者。在个人层面的11项研究中，仅有3项考虑到了这一点，构建了发送者和接收者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以组织为分析层面的研究更为明显，仅有9项（约22%）相关研究考虑到了知识共享的两方参与者，如：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均采集了数据。 最后，在计量方法方面，考虑到数据的嵌套性，多层次分析模型是最佳选择。多层次分析也可以同时探究跨层调节作用。但是，仅有3篇文献采用了多层次分析模型。另有35篇文献采用了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剩下13篇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忽略了数据的嵌套结构。 以上文献回顾表明，首先，现有研究对于影响跨国企业知识共享的因素、因果关系以及知识共享的层次还存在争议；其次，并未对知识共享的理论进行积累和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未成体系，所得结论较为分散；此外，目前对知识共享的测量也存在问题，例如：部分研究以信息发出者的知识分享意向为标准，而另有一部分研究则依据接收者对知识的使用来衡量知识共享；同时，大量文章采用了超个体量表，如团队信息共享，并试图用它们来解释个人行为层面的结果。因此，已发表的文献都忽略了个体异质性、个人行动以及员工之间的互动对知识共享的重要性。 本文认为，除了相关知识的匮乏，造成微观基础在跨国知识共享研究中被忽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跨国管理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情境在跨国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收集数据的难度以及成本问题。 首先，跨国管理学者来自多个学科，并且存在“分析层次偏见”，即倾向于关注某一分析层次，并因此忽略了其余层次因素的存在与相关性。管理学界认为微观基础的可运用范围非常狭窄，同时可能会约束相关研究。大量的国际商务理论基于社会学与经济学，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倾向于简化模式，主要关注于宏观层面的变量。社会学学者也更关注于宏观基础，即图2箭头1所代表的机制。这也可能导致了国际商务研究领域对微观基础的忽略。 第二个原因在于国际管理研究对情境寄予的重要性。环境异质性是国际管理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原因。由于跨国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对其所面临的多种环境进行协调管理，因此，国际管理的学者更关注于环境特征和影响。他们对微观基础持怀疑态度，认为该理论过分强调个人行为，且个人行为可以在情景中改变。影响微观基础在国际管理的接受度的另一原因在于有部分学者认为宏观现象是个人异质性副现象（Felin&Hesterly, 2007）。 第三，跨国管理研究者们不倾向于采用微观基础的障碍还在于数据收集的成本。微观基础所需要的数据量较大，且需要来自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如果需要通过问卷收集一手数据，将会耗费较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四、未来研究方向 科学的累积（或过程）包含三个维度：理论、启发及实证。本文从这三个维度归纳了微观基础在跨国管理知识共享方面运用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理论 为了获得微观基础在理论方面的进步，跨国管理的学者应关注情境如何通过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中介作用从而影响公司表现的理论机制。尽管已有相关研究提出类似模型或假设，但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而是将这一机制放入“黑箱”，导致所得出因果关系结论的失真。现有运用Coleman模型探讨知识共享的研究缺乏对宏观-微观关系较好的解释。比如：某一特定国家文化对某子公司的知识共享情境形成的影响是什么？这将如何影响到员工筛选过程？我们对其它跨层的理解也不够完整。例如：某一子公司具有特定的知识共享文化将如何在员工互动中得到展现？对于跨文化的跨国公司及其范围内的知识共享的启示是什么？后续的研究需要对关键概念和变量进行清晰的定义，并对重要机制进行仔细描述。正式与半正式的研究方法在解释复杂机制时需要保证严谨性。 （二）启发 在启发这一维度，微观基础也同样缺乏积淀。学者们应考虑量表的适用性和结构效度，而不是将某一量表简单地运用于其研究。为了获得微观基础在启发这一维度的发展，研究者们应首先对于关键变量的实际测量达成一致。第二，对于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分析层次的变量，学者们应更为仔细和谨慎。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应解释和证明为什么他们所选取的变量位于该层次。第三，学者们还应就处于同一层次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达成一致。 （三）实证 由于普通回归无法处理嵌套数据，最小二乘法不能检验跨层效果，因此，在微观基础分析中应采用多层次分析模型。这一分析模型同时考虑了同层与跨层效应。同时，还应收集恰当的多层次数据来支撑微观基础的分析。考虑到收集跨层数据的成本较高，还可采用小样本或者是定性研究分析。这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让研究者通过员工访谈等更直观地感知到实际的作用机制。 五、结论 尽管微观基础在宏观管理研究中的影响力日益剧增，但是在国际管理范畴的接受度还较低。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对已发表的高质量水平论文进行了回顾与梳理，总结出目前跨国企业知识共享研究的症结所在。另还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微观基础在其它领域的应用已获得显著成果，通过挖掘微观层次因素的关系有助于构建新的理解。由此，我们相信，由于微观基础对于个体差异性及个体行为的强调，将帮助国际管理的研究与现实更为贴切，并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Abell, P., Felin, T., & Foss, N. J. 2008. Building microfoundations for the routines, cap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link.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9(4): 489–502. [2] Coleman, J.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Contractor, F., Foss, N. J., Kundu, S., & Lahiri, S. 2019. Viewing global strategy through a microfoundations lens.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19(1): 3–18. [4] DiMaggio, P., & Powell,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147–160. [5] Elster, J.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Felin, T., & Foss, N. J. 2011. The endogenous origins of experience, routines,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The poverty of stimulu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7(2):231–256. [7] Felin, T., & Hesterly, W. 2007. The knowledge-based view, nested heterogeneity, and new value creation: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locus of knowled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1): 195–218. [8] Foss, N. J., & Pedersen, T. 2002. Transferring knowledge in MNCs: The role of sources of subsidiary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contex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8(1): 49–67. [9] Kogut, B., & Zander, U. 1993. Knowledge of the firm and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4(4): 625–645. [10] Reinholdt, M., Pedersen, T., & Foss, N. J. 2011. Why a central network position isn’t enough: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motivation and ability for knowledge sharing in employee network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6):1277–1297.* 推文作者：向姝婷 刘园园 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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