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战国诸子学派如儒家、法家和道家的学术思想与师徒传承都有大致的勾勒,唯一的例外是兵家。 孙膑、吴起、庞涓、这些司马迁明确记载有过求学经历的战国名将,《史记》却从未明确交代他们的老师都是谁。为何兵家的学问这么神秘?连司马迁也不能窥豹一斑呢? 司马迁为什么不能像梳理儒家师法那样厘清兵家的学术演变与师承关系,我想以下两点很可能会是他遭遇的主要障碍: 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战国兵家的学术传播特点。
从蔺相如的话看,赵国名将赵奢曾有军事学著作传世。并且这些著作还一度附传以行。所谓“传”,也就是解释著作原文的阐发性文字,它有可能是赵奢对原著(即“书”)做出的自行注释,也有可能是后来者对赵奢著作的另行批注。 比较于儒家对六经文本的注释,可见兵家学术传播的基本媒介仍是著述典籍。孔子常借《诗经》、《尚书》等六经典籍课徒授学,无独有偶,赵奢也曾这样教导儿子赵括:
同样地著书立说,同样地教授弟子,为什么司马迁就能厘清儒学的师承关系和学术源流,而对兵家却不能够呢?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下述事实:孔子的学术衣钵是由他的三千弟子来继承的,而其中翘楚,史上传说有72人。 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看,孔门四科的杰出代表全部都是外姓,没有一位出自孔子自己的家族。这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有教而无类的精神造成了儒家学说很强的学术开放性。 事实上不但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学派也没有表现出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学术传承的特点。 有“师法”而无“家法”,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战国诸子学派的话,最另类的学派就是兵家了。虽然吴起、孙膑、庞涓、张良等少数人,我们也能大致推断他们拜了异姓为师,但更多的秦汉名将却是师承自家族的父辈、祖辈。 除了上文提到的赵奢父子外,同时代的秦国蒙氏家族(蒙恬)、王氏家族(王翦)、李氏家族(李信),楚国的项氏家族(项羽),齐国的田氏家族(田穰苴)都表现出了世代将种的共性,并且这种家学传承的趋势非常顽强,可能历经数辈而终始不衰。 以秦国的李氏家族为例:
从秦始皇时期的名将李信到汉武帝一朝的飞将军李广,李氏家族世习骑射,家学一脉流衍长达一个世纪。重“家法”而轻“师法”,虽然便利了某些家族长期保持在军界的地位与权力,但却造成兵家学说的传播范围不够广泛,开放程度明显偏低。 《史记·留侯世家》载:
这是司马迁唯一一次正面详述兵家师徒相受的过程。让张良去桥下捡鞋子的那位老者总在黎明之前现身,半像是人又半像是鬼。这种似有若无的神秘感折射出的很可能是坊间百姓对兵家学说的朴素印象:它流传在一个神秘的小圈子里边儿,外人不易窥知。 要真是这样的话,司马迁尝试厘清兵家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很可能就会遭遇到文献数据匮乏的困难。无怪乎项羽在他笔下会沦为一个三度肄业的差等生了。 除了传播范围太窄、学术开放程度偏低之外,兵法学说的源流不清也可以从传播的地域性特征上去寻求解释:如果我们画一张战国诸子学说的传播地域示意图,儒家诞生在齐鲁,法家脱胎于三晋,而道家则盛行于南楚,总而言之都散落在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内。越是靠近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文字便越发达,著作便越流行。 因此我们看到,齐地虽不是最盛产名将的所在,可诞生在齐地的兵法著作如《司马穰苴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书》在历史上却是最有名的。这是因为齐鲁不但有强势发达的文化为后盾,兵书的传播甚至还会得到政府行为的襄助:
反观战国名将,往往诞生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接壤的边地。战国七雄中的秦国和赵国都因为大量吸收游牧骑兵,改造本国的兵力结构而养成了同时代最强悍的军队。《史记·李将军列传》载:
陇西民风剽悍,擅长射猎。世居陇西成纪的李氏家族在秦始皇时涌现出了名将李信,到汉武帝一朝李广又以六郡良家子从军立功,李氏家族世擅骑射的特点便与边地的民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不但秦国李氏,赵国的北边良将李牧也可能受惠于骑射的胡俗。 北方边地纵然因为民族交流而容易形成孕育名将的土壤,但落后的文化氛围却导致了军事理论的著述与传播环境酷烈,这也可能成为限制战国兵家学说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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