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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尤金三世与圣伯尔纳在宗教宣传、动员民心方面为新一轮十字军东征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军事上的准备只能交给世俗君主和贵族们。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主力部队终于在法国路易七世与德意志康拉德三世率领下启程前往黎凡特作战。然而，1140年代末期十字军行动的范围并不局限于近东，因为这一时期拉丁军队还在伊比利亚和波罗的海从事类似的圣战——似乎整个西方都拿起武器加入了一场泛欧的十字军。尤金三世教皇本人在1147年4月写道：“一支来自五湖四海、规模庞大的信徒队伍正准备与异教徒作战……为了如此重要的任务，几乎整个欧洲都动员了起来。” 二十年后，拉丁编年史家博绍的黑尔莫尔德（Helmold of Bosau，他居住在德意志北部波罗的海海岸）好像强化了这种观点，他写道：“就远征的发起人来说，似乎军队的一部分将派往圣地，另一部分去西班牙，第三部分则去对抗生活在我们附近的斯拉夫人。”一些同代人因此将第二次十字军描绘为由教皇和明谷修道院长所塑造、指挥的一项伟大而广泛的事业。 明谷修道院长正在动员 伊比利亚与波罗的海的战斗除了调走某些人力与资源，或许没有对圣地之战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这段第二次十字军插曲的结果意义深远、颇为重要，因为它影响了未来基督徒圣战的规模与性质。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罗马教会究竟是有预谋地主动扩张十字军，抑或这一发展纯属偶然？教皇是否真地于12世纪中期掌控了十字军运动？ 黎凡特以外进行的战争也可以是神圣的——这种观念并非史无前例，在十字军主力抵达东方之前，从1147年夏天起，欧洲东北部波罗的海区域，撒克逊与丹麦的基督徒便以十字军的名义向他们的异教邻居文德人开战了。第二次十字军给伊比利亚半岛带来了更大的冲击。1147年5月，一支约2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搭载着来自英格兰、佛兰德、莱茵兰的十字军从达特茅斯（Dartmouth）起锚驶向黎凡特。舰船中途在葡萄牙停留，并于10月24日协助当地基督教国王阿方索·恩里克斯（Afonso Henriques，1109-1185，绰号“征服者”，葡萄牙独立后的开国君主）攻占了穆斯林掌控的里斯本。莱昂-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七世（Alfonso VII）则在热那亚人（以十字军名义）援助下支持了另一场基督教攻势。1147年10月阿尔梅里亚（Almería，位于西班牙东南）与1148年12月托尔托萨（Tortosa，位于西班牙东北）相继攻克，大幅增长了基督徒势力在半岛的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理论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十字军仅算“偏师”，但若从战果衡量，它远远超过了第二次十字军主力未来的成就。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阿方索·恩里克斯 十字军围攻里斯本 1140年代后期，基督教军队的确在十字军旗帜下于多条前线作战，但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一个事先设定稳妥的宏大战略。仔细审视上述事件，很显然其中由不少偶然因素。第二次十字军的波罗的海武装实际上是教会将十字军观念附加在早已存在的冲突之上的结果。1147年3月的法兰克福大会上，一支撒克逊代表团向伯尔纳表示，他们十分不愿前往圣地。相反，这些武士更热衷于在家乡附近对抗其异教的文德人邻居。修道院长意识到无法强迫撒克逊人加入主要的近东远征，但伯尔纳仍然渴望在东欧事务上扩大教皇的权力和影响。因此他将波罗的海战役纳入了十字军范畴，承诺其参与者将获得“与前去耶路撒冷的人同样的精神特权”；1147年4月，尤金发布一封通谕加以了确认。因此，波罗的海十字军更像是教廷与伯尔纳顺水推舟的产物，而非提前谋划。 第二次十字军中的伊比利亚要素同样需重新评估。十字军对攻占里斯本的贡献几乎可以确定是在葡萄牙临时起意的结果。针对阿尔梅里亚、托尔托萨的战役看似符合十字军的目标。加泰罗尼亚、法国南部、热那亚的参与者显然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与第一次十字军相仿的圣战。然而，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教宗加入了制定计划或鼓动了这些战争，很可能的它们是由伊比利亚的基督教王宫贵族们自行构想、推动的。教宗对上述努力的认可于1148年4月方才到来，但它几乎只是某种亡羊补牢之举。 莱昂-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七世 第二次十字军的开端在另一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在军事上由显赫贵族领导——伯爵、公爵与亲王，但严格来说并无西方君主领取十字，正因为这个原因，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拜占庭帝国遭到了轻视。因此，法王路易七世与罗马人民的国王康拉德三世响应《吾等之前辈》的决定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其结果可谓立竿见影。士兵的招募令人鼓舞，部分是因为王室牵头支持的力量，也是由于中世纪社会等级制的特性促成了入伍的连锁反应。王权的加入令以十字架之名募集的物力有所增强。然而当时西欧恰逢农业歉收，即便像路易七世、康拉德三世这样位高权重的君主，为了储备远征所需物资和金钱也不得不付出艰辛努力。两人似乎都无法在各自国内提高一般性税赋，遂转而向城镇、教堂收税，但这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在法国君主启程的数周中，他便饱受资金短缺之苦。然而，如果没有王室积极参与，第二次十字军的远征几乎注定会胎死腹中。 王室的加入代价不菲。过去，大部分十字军在出征前便已设法将个人事务安排妥当，然而，一位国王离开自己的王国长达数月甚至数年，这涉及到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可能会大大延长其筹备的时间与范围。1147年任命了摄政以保护王权并监督日常统治、法律、秩序和经济：在法国，圣但尼修道院长叙热（Abbot Suger of St Denis）被委以重任，他是卡佩王朝长期的盟友以及路易幼时的老师；在德意志，康拉德10岁的儿子亨利被指定为继承人，一位重要的教士——科魏堡与斯塔沃洛修道院长维巴尔德（Abbot Wibald of Corvey and Stavelot）负责监国。 中世纪的欧洲政治充满了火药味，这也意味着王室涉足十字军可能会加剧各部队间的敌意。单单是法国南北方的紧张关系就几乎让第一次十字军陷入泥潭。尽管国家认同感在任何一国中都尚未根深蒂固，但1147年法国与德意志军队的确是在各自君主率领下分别向圣地进军的。国家间的敌对、猜疑存在已久，可能会轻易地腐蚀这场远征。起初，这两个国家至少显现出令人欣慰的合作、协同、互相交流的迹象。1147年2月2日马恩沙隆（Châlons-sur-Marne）举行的会议上，路易在伯尔纳的陪伴下接见了康拉德的代表，共商准备事宜。法国人和德意志人随后分别于埃唐普（Étampes）、法兰克福举行了各自进一步的筹划会议。 双王加入十字军也预示着12世纪中期拉丁基督教世界微妙的外交平衡被打破。这尤其牵涉到与西西里的罗杰二世的关系，后者是令人生畏的南意大利诺曼王国（它正迅速成为地中海的强权之一）的领袖。在1140年代，教皇国与拜占庭皆受到罗杰扩张政策的直接威胁，并因此指望其共同的盟友德意志对西西里人的入侵予以回击。康拉德加入十字军的决定将瓦解这张同盟网，令罗马与君士坦丁堡门户洞开。路易七世与罗杰国王亲密的关系令情况更加复杂，这困扰着尤金三世，令希腊人担忧西西里-法国联合侵略的阴谋。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Manuel Comnenus）向路易七世和康拉德三世派出使节，试图铺平与十字军精诚合作的道路，但皇帝仍心存疑虑，教皇可能也对康拉德离开欧洲感到依依不舍（某种程度上康拉德为教皇国提供了安全屏障）。 路易七世 康拉德三世领取十字 国王的外交对远征采取的路线也产生了实际影响。考虑到1140年代西方海军技术水平，将整支十字军用舰船运到黎凡特恐怕不切实际。虽然如此，罗杰二世还是提出运载法国军队东行，如果此举能够成真，或许历史也会改写。然而最终由于西西里、拜占庭间紧张的关系，方案遭到了否决。与第一次十字军如出一辙，1147年远征军中的绝大部分从陆路途经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前往近东。路途遥远，损耗巨大并且强敌环饲，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还有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两位拉丁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领导人将如何与十字军诸国的统治者通力合作？路易和康拉德愿意听从屈居耶路撒冷国王之下甚至听从安条克公爵的指挥吗？抑或法国、德意志君主将独立行事？ 领袖身份显赫，教廷大力支持，人们对这一轮十字军东征寄予了厚望。然而，未来事实将会证明，欧洲不同列强的君主同在一支部队往往会带来指挥、谋略方面的掣肘，而看似军容鼎盛的第二次十字军，实际上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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