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东汉灭亡的原因，无所不为的宦官，牛气冲天的外戚，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还有一类人在东汉灭亡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东汉士人。东汉时儒学盛行，在光武帝、明帝、章帝的倡导下，儒学十分繁荣。当时国家的太学、郡国的学生以及私学的儒生就有十几万人，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士人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东汉年间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东汉时期士人做官主要有两种途径：公府辟召和地方察举两个途径。 其中地方察举是地方郡国推举孝廉，一般按照郡国的人口数量，每二十万人推举一个。入围的基本条件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还要“经明行修”才行。
那么什么叫“经明行修”呢？通晓经学，行为端正。东汉对士人入仕的基本要求一言以蔽之：德才兼备者得。 另一种方式是公府辟召。就是朝廷征召社会名士直接到中央任职，属于破格提拔，这就要求士人要有一个好名声，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了很多名士。东汉名士有很多有傲人的品行，如杨震不接受昌邑县令王密的贿赂时，王密说：“你就收下吧，没有人会知道的。”杨震说出了流传千名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知道的人呢？”其子杨秉官至太尉，其人清白寡欲，自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和杨震父子类似有节操的真士人，在东汉末年不胜枚举。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事情可以做到极致，但不能做到极端，一旦过了头，就变成了欺世盗名和矫揉造作了。 东汉推崇孝道，上行下效下，天下的孝子贤孙就躲了起来。但带来的却不是社会风气的改善，而是欺世盗名之徒横行于市，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获得入仕的机会，正式迈入仕途做官。以高尚的行为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那么这种行为就不能被称之为高尚，只能称之为娇柔造作。南阳樊英就是一个例子。很多人说他是真隐士，是问家，但是他却没有被列入《后汉书·儒林列传》也没有被列入《后汉书·隐士列传》中，而是被列入《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这是为什么呢？樊英研究的方向是易学，这种学问在东汉时期达到了鼎盛，但在《后汉书》作者范晔生活的年代已经变成了衰学，范睢把樊英列入《儒林传》或《隐士传》都不合时宜。
樊英年前的时候就很有学问，且道德品行突出，因此扬名于世，成名后隐居在壶山的南麓。樊英多次拒绝郡县的征召，甚至“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樊英越是这么做，安帝越觉得樊英是和大才，于是安帝一方面给樊英厚礼，另外一方面给郡县的官员下了死命令，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樊英请到京城来，否则一律治罪。 就这样樊英被迫来到了京城，但是樊英声称自己有病不能为官，安帝就安排了太医为他医治，并赐给他羊酒让他调理身体。不久之后，樊英的病好了，于是安帝为他设立了讲坛。在讲坛开幕的时候，安帝安排了皇家车马为樊英作为引导，让内廷尚书亲自陪同，给樊英举办了一次“一家讲坛”。不久有加封樊英为五官中郎将，樊英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又“病倒了”，想要辞官回家。安帝不同意，又改任他为光禄大夫。樊英三番四次的推官，安帝特别隆重推崇，樊英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但在随后的时政对策中，樊英却表现平平，没什么真知灼见。
于是便有了曲高和寡，盛名难负的说法，这在东汉不是一种个例，而是一种现象。
樊英的问题在于：你要做个真隐士就不要入仕，坚决拒绝就行了；既然出山了就拿出点真知灼见来，这就是所谓的入仕有为。樊英就是表演过了头，真的隐士是不会扬名于外的，扬名于外的不是真隐士。 东汉士人中还有另外一类不矫揉造作，比较务实中庸的人，代表人物是胡广。胡广是六朝老臣，先后经历了汉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能够在变化莫测的东汉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胡广因此被称为政坛不倒翁。胡广曾经和宦官丁肃结为儿女亲家，对于反宦官的士人来说，这成了他人生的一大污点，尽管丁肃本身是一个廉洁谦谨的人，但因为他是宦官，因此就被出身论定义为败类。 但这位胡广却是做了很多实事的，汉顺帝的内宠太多了，不知道该立那位宠妃为皇后，于是他就突发奇想，让宠妃们抓阄来决定，对于这种荒唐的做法，胡广上书进谏道：“皇后是万人仰望的国母，怎么能用占卜的方式来决定呢？一定要从门第高贵、道德贤淑、品行优良的家族中选出才合适。”因此后来顺帝选择了梁氏为妃，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娘家父兄梁妠、梁冀执政。 胡广因为当初支持了梁妠，所以在梁家掌权的时候，胡广自然得到信任和重用。由此胡广就与梁冀家族结下了一层特殊的关，结交权贵也成为胡广的另一宗罪。在司马光组织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对于胡广有如下记录：
胡广为官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识时务。胡广见风使舵和梁氏关系特殊，当初顺帝能够立梁妠为皇后，胡广的谏言功不可没；第二个是胡广数起数落，各方势力都能接纳他，证明他处事圆滑；第三个是不管朝廷谁掌权，胡广都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做好自己的事。胡广这类人注定了和名士之名无缘，但是他们做实事不求虚名，就算被世人所垢弊，也不忘自己的初心，也算是有为之人。 与胡广形成最明显对比的，是东汉士人的第三种类型：李膺、张俭，号称“党锢名士”。党锢名士因恒、灵帝两代的党锢之祸而得名，所谓党锢，就是把结党的名士禁锢起来，不得做官。党锢之祸起于李膺、张俭，因两人对宦官采取的极端行动，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士人的运动。首先说李膺，这个人在当时的名气大到了什么程度呢？士人如果能够被李膺接见，被称作“登龙门”，身价立码就会提高。 当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在担任野王县县令的时候，贪婪残暴、以杀人为乐，他害怕李膺追求，就逃回了京师，躲到了哥哥张让家中避祸。李膺知道后，闯入张让家中，把张朔抓了出来，并立刻处死了张朔。张让找到汉恒帝去哭诉，恒帝把李膺召来，问道：“张朔有罪，但国家有法度，直接抓人并杀之，不合乎国家法度吧？面对汉恒帝的质问，李膺振振有词，他讲了孔子的典故来说明自己杀人而不按照程序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作为司隶校尉，做为国家的执法人员，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越制。
对于李膺这种程序不符合法度，但是惩奸除恶结果正确的行为，恒帝没有继续追究下去，当然李膺名满天下的名声，也让恒帝对待他的问题十分慎重，李膺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名士利益群体。但恒帝的做法无异于助长了李膺这种做事极端的气焰，终于李膺还是被自己的这种性格所害。 李膺杀了一个算命的儿子，这一次他又用了非常手段，但是这次却是捅了马蜂窝。术士张成是一个轻狂不羁的人，他推算出将天下大赦，于是他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你可以去把仇人杀了，天下大赦你会没事的！”于是他的儿子就去杀人，然后被李膺抓了起来，但不久果然大赦天下，张成得意洋洋的说：“怎么样，天下大赦了吧，我就不信司隶校尉敢把我儿子怎么样！”李膺听说了张成的话以后十分愤怒，但是不久之后大赦的名单里果然有张成儿子的名字，李膺又一次先斩后奏，不执行大赦天下的命令，匆匆结案，把张成的儿子立刻杀了。这个张成和宦官集团关系莫逆，他还为汉恒帝占卜过，于是宦官们唆使张成的弟子牢脩等上书，控告司隶校尉李膺藐视王法。
汉恒帝大怒，你李膺名气大、脾气倔，我可以容忍你，但是你结党非议朝政，破坏朝廷的纲纪，直接说点：你蔑视皇权，先斩后奏就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汉恒帝下诏书在全国范围内抓人，但太尉陈蕃反对，说所抓“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不肯签字。汉恒帝更加愤怒，连太尉也藐视君王，这还了得，直接把李膺下狱，受到株连的人有两百人之多。太尉陈蕃又上书劝谏，汉恒帝以陈蕃用人不当为由，免去了陈蕃的太尉之职。这次事件被称为第一次“党锢之祸”，但相对于第二次而言，汉恒帝手段要柔和的多，受株连的人数也不多。 真正的灾难，是东汉末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故事要从外戚和士人领袖合谋诛杀宦官失败开始说起。永康元年，汉恒帝驾崩，因为没有子嗣，当时十一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垂帘听政。太后之父大将军窦武主政，当初窦妙被立为皇后的时候，陈蕃曾经全力支持，因此窦太后对陈蕃心存感激。窦武有剪除宦官的想法，陈蕃也对宦官不满，因此两个人不谋而合。
窦武和陈蕃主持下，大批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受到株连的名士被启用，并被委以重任，他们在一起摩拳擦掌，商讨着如何剪除宦官，天下士人莫不扬眉吐气。 次年五月发生了日食，也就是天有异象，窦武以此为由奏请诛杀宦官，并先除掉了中常侍管霸、苏康，窦太后觉得事情不可过份，反对诛杀所有宦官，窦武犹豫未决，这给了宦官们反攻倒算的机会。宦官们鼓动汉灵帝出手，说窦太后和大将军窦武、丞相陈蕃准备废除汉灵帝，动用禁军，除掉了窦武、陈蕃等人，李膺也在这次政治事件中被杀了。 真正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是名士张俭。这位比李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愤于宦官侯览专权贪渎，采取激烈的手段抓捕侯览的家人，还让人挖开了侯览母亲的坟墓。侯览对于张俭怀恨在心，张俭同乡朱并是个奸诈之人，因被张俭轻视，便在侯览的授意下上书告发张俭。
这些人里张俭就是头目，于是朝廷下诏书抓捕相关士人，于是引发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对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很多人对这些东汉的士人十分同情，认为他们拥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敢于和当时权势滔天的宦官做斗争。但是现在看来，士人胸怀的不是天下，而是士人自己的利益。针砭时弊滔滔不绝，应对之策闭口不言。这才是这些士人的真实面目。 首先，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牵连了很多无辜之人受难。就以张俭为例，他逃亡途中因为名气大，很多人庇护他，并因此受到了株连。
但这位名士一方面在政治上，对宦官赶尽杀绝，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攫取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张俭晚年时生活富裕安逸，这和他为官时的积累有很大关系。政治上反对宦官是一回事，经济上为自己攫取利益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我们无需为东汉士人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拔高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只是他代表的利益群体涉及的范围不同罢了。很多时候，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正义，而是因为矛盾。 其次是党人的激进行为。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士人既不耻于与其为伍，又要和宦官、外戚争权夺利，因此他们采取了自己的方式。士人主要有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第一种是利用舆论武器，通过议论时政，批判现有的弊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另外一种是互相抬高，互相吹捧，激扬名声。 最后，士人的做法，除了沽名钓誉、抬高自己的声望之外，对于东汉末年的腐朽政治并没有多大帮助。在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中对于党人有这样的描述：
东汉士人们标榜自己的行为是为天下匡扶正义，而实际上，不过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罢了，他们舍本逐末，争忠奸而费国事。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不仅不应该歌颂，反而应该被批判。 东汉的灭亡，有外戚宦官之祸，同样也有东汉士人之功。东汉末年的士人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者众，务实中庸、心怀天下者寡，然世人将前者奉为天下精英，后者贬为可耻之贼，国岂能不亡！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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