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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画家喜画《清供图》,为什么只有吴昌硕能做到雅俗共赏?

 大东村人 2019-12-16

原创 杨西 2019-12-16 14:54:47

杨西|撰文

“清供”这一形式由佛前供花发展而来,据《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梁元帝萧绎……有《游春苑白麻纸图》、《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其中《芙蓉蘸鼎图》便是文字记载中最早的一幅清供图,只可惜这幅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也就无法领略其风貌及技法的精湛,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南史·卷四十四·齐武帝诸子》记载:“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请僧行道。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这个记载充分说明,佛前供花的习俗在梁代就已经十分盛行,以莲花、鲜花供佛已经成为佛文化的常态。在佛家相关的礼仪典籍中也记载着“四供养”、“六供养”、“八供养”、“十供养”;其方式有散花、花蔓、皿花、瓶供等形式,在“十供养”中“花供”被列为首位。

历代画家喜画《清供图》,为什么只有吴昌硕能做到雅俗共赏?

明 周之冕《岁朝清供图》

根据“花供”形式受世人追捧的习俗,古代文人便将文玩物品,包括书画、古器、盆景、奇石在内,一切可供案头雅赏的东西统称为“清供”,并将“清供图”作为一种绘画传统形式延续下来。作为清供图我认为可分为“艳”和“雅”两大类,“雅”者多以清淡水墨为主,所选对象为梅、兰、竹、菊、水仙、白菜、佛手、香椽、青瓷、茶壶、瓦罐之类;“艳”者则以工笔重彩或设色艳丽为主,所选对象为牡丹、芍药、佳果、如意、鼎、花篮、方瓶等。

历代画家喜画《清供图》,为什么只有吴昌硕能做到雅俗共赏?

清 任伯年《岁朝清供图》

任伯年的这幅《岁朝清供图》便是“雅”的代表,画中所描绘的对象有水果、茭白、水仙、画轴及缸、盆、桌、筐;全画以浓淡墨为主,施少许黄绿完成,给人一种清淡雅逸的书卷之气;南宋李嵩的《花篮图》则属于“艳”的代表,画中李嵩以一只花篮盛装着山茶、水仙、梅、菊等数种花卉;花篮及花卉都采用工笔重彩之法,层层渲染,精勾细描,使其端庄华丽。每当年末岁首,很多画家便根据自己的喜好画上几幅清供图,或送朋友、或作为自己辞旧迎新心情和精神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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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李嵩《花篮图》

相传乾隆年间进士黄钺,幼年孤贫,后来经过自己的刻苦与努力,官至尚书,一年除夕与妻子回忆三十年前蛰居古桑书屋时有感而发:“百钱买春便可足岁,殊有食贫居贱之乐,因作《岁朝图》并赋一绝抒感,‘佳果名花伴岁寒,尊前无复旧时酸。须知一饭皆君赐,画与山妻稚子看。’以示幼子童孙俾览之,无忘寒士家风也。”黄钺身居高位,在辞旧迎新之际抚今追昔,教导后辈不忘寒士家风之举,便是借“清供图”寄精神之托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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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改琦《岁朝集吉图》

清供图起源于秦汉,盛行于明清。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文房清供就已经出现,发展到唐宋时期,文人更加热衷于对笔墨纸砚及古器物的鉴赏和收藏。《梁书·卷四十·列传第三十四》记载了刘之遴、刘杳等人收藏鉴赏古器的事迹:“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瓯,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古器的热爱已成一种嗜古之风。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则将文房清供列为十项,即砚屏、琴、砚台、玩石、古画、笔墨真迹、古今石刻、钟鼎彝器及文房水滴、笔格,为清供物品划定了界限;宋代清供之物,已发展成文人士大夫追求的一种时尚文化生活而倍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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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钱选《岁朝清供图》

明代,人们以宋人的喜好为典范而争相效仿,将这种文化时尚延续了下来,追求雅逸、极其讲究斋中用品器具的陈设;将清供分为祠堂清供、案头清供和文房清供,也有将其分为无名之供和有名之供。有名之供可按节日分,如岁朝清供、端午清供、中秋清供;也可按礼俗分,如寿诞清供、婚喜清供。无名清供是指节日之外,随心摆上几件花果器皿陶冶性情,亦或亲朋好友相聚,摆放鲜花、水果、盆栽以示主人待客之道。以贵重金属器皿为容器插花待客,是古时待客的礼节。庾信《杏花诗》中就有这方面的描写:“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暎村坞,烂熳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

社会崇尚清供文化的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以“清供”为题而创作的画家。在明代画家中,如周之冕、周文靖、李士达、马守贞、柳如是、边景昭,都是这一题材的丹青妙手。

历代画家喜画《清供图》,为什么只有吴昌硕能做到雅俗共赏?

明 边景昭《岁朝图》

历代画家喜画《清供图》,为什么只有吴昌硕能做到雅俗共赏?

明 柳如是《岁朝清供图》

特别是到了清代,清供的习俗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富裕了的市民阶层为了迎合当时的生活时尚,对清供的需求十分强烈,生意也非常火爆。于是很多画家热衷于清供图创作的尝试和探索,如郑板桥、金农、汪士慎、边寿民、李鳝、沈俊、虚谷、赵之谦、任伯年、改琦、王震等。

吴昌硕则是这一时期“清供图”创作的佼佼者,一盆水仙、一块奇石、一枝梅花、几丛竹叶,再添几个瓜果、几棵蔬菜,一幅幅《清供图》便从他的笔下诞生出来,给人以清新、和谐、古朴、淡雅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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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山家清供图》

这幅《山家清供图》在吴昌硕此类作品中较为特别。杜鹃、莲藕和兰花均为山里人家房前屋后之物,经他手一画,便觉画面构图均衡饱满,用笔设色酣畅艳丽,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画法上,他先以笔蘸洋红,笔尖蘸胭脂,在画幅的上半部点厾出杜鹃花的花朵及花蕾,或浓或淡,或含苞或怒放;然后以花青调墨围绕花朵画出叶片,画时分出前后层次;用苍劲的笔穿插画出枝干,顺势勾出栽种杜鹃、野兰的陶盆、陶瓶及莲藕,以稳住整幅作品的重心,并与上半部艳丽的杜鹃花形成明显的对比;接着用色笔调花青画出莲叶,衬托藕的洁白与外实内虚的品性;最后在画的左上角题诗一首点明主题,同时增强画面的文气,落款钤印,一幅农家风味的清供图就完成了。这幅《山家清供图》与吴昌硕其他的清供图相比,无论在构图、用笔、用墨、用色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由此可见,他在这一绘画形式上刻苦探索、求变求精的精神,的确堪称后世楷模,值得效仿。

吴昌硕一生画了大量的清供图,作品墨色醇厚、设色古艳,既有民俗中的喜庆吉祥,又不失文人画的清新雅逸。画中蕴藏着一种书香墨韵、春意盎然的气象,令人观后而拍案叫绝。

历代画家喜画《清供图》,为什么只有吴昌硕能做到雅俗共赏?

吴昌硕《岁朝清供》

纵观吴昌硕的清供图,为何能做到雅俗共赏、遗韵无穷,我认为还得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叙述:

一、源于宗教信仰及执政者的推崇

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前供花成为佛文化的一种礼仪,执政者对此大力推崇、宣传。例如宋代的宋徽宗,便是这种宗教文化的推崇者和传播者,他命人编纂《宣和博古图》,将宣和殿的鼎彝古器编成三十卷,以便各级根据清供需求依记载图式选择配用。历经战乱的清代,清供之风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连乾隆皇帝也写诗赞颂,他在一首“清供花”中写道:“不计香风几度频,娇红嫩绿各争春。最怜雨后偏饶韵,底事春来易怆神。叶态花姿刚相称,蜂衙蝶阵岂无因?一枝佛钵堪清供,便欲因之悟六尘。”“一枝佛钵堪清供”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乾隆对宗教信仰的热情及推崇,同时从流传下来的清供图中还有很多他亲自画的清供图。

清供的习俗随着上行下效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画家的吴昌硕自然而然地受其影响,他将自己的画技与这种礼佛的宗教信仰思想融合在一起,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清供绘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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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乾隆《岁朝图》

二、源于民间对清供习俗的喜爱和传播

清供自从由礼佛转换成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时尚,很快便受到世人的青睐,纷纷效仿和推崇。《格古要论》将文房清供的物品列为十三项,古墨迹、琴、碑法帖、砚、古画、古锦、铜器、金石遗文、瑰宝、窑器、异木竹、怪石等;可见时下的民众对清供品的喜爱和追捧。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写道:“瓶花之具有二用。如堂中插花,乃以铜之汉壶,大古尊罍,或官哥大瓶如弓耳壶,直口敞瓶,或龙泉蓍草大方瓶。高架两旁,或置几上,折枝花须择大枝,或上茸下瘦。……疏密斜心,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无趣。”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将花供从形式到器皿,从花的品种到摆放的位置,都有着具体的要求,并要求插花之人要有画家折枝一样的审美意识,其讲究程度非同一般,可说是早已深入民心。清供文化蕴含着中国文人和士大夫生活中最雅致的部分,及庶民对生活最朴素美好的憧憬与祈盼。我个人认为这种雅致、憧憬与祈盼,便是吴昌硕喜画《清供图》的真正原因。

历代画家喜画《清供图》,为什么只有吴昌硕能做到雅俗共赏?

吴昌硕《岁朝清供图》

三、源于画家对清供文化的坚守和探索

清供文化习俗在清代已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组成部份,普通百姓的堂上、室内都已养成清供的习惯。有钱的供奉摆设高档一点的物品,称为“书斋清供”;没钱的摆放一些时令瓜果、田边地头的野花杂卉,称为“农家清供”。

吴昌硕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他每年都要画《岁朝清供图》,视为新年的第一幅作品。新年时张挂的清供图称为“岁朝清供”,农历正月初一为“岁朝”,“岁之朝也”;《岁朝清供图》寓意新年伊始除旧迎新、吉祥如意。在《缶庐别存》中,吴昌硕自己写道:“乙丑除夕,闭门守岁,呵冻作画自娱。凡岁朝图多画牡丹,以富贵名也。予穷居海上,一官如虱,富贵花必不相称,故写梅取有出世姿,写菊取有傲霜骨,读书短檠,我家长物也,此是缶庐中冷淡生活。”从这段生动文字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吴昌硕的人格魅力,他面对生活的清苦而不趋炎附势,淡泊远志,坚守作为画家的道德观念,心揣手写、勇于探索。古人说:“人品即画品,人品不高,则画品亦不高”,所以吴昌硕所作之清供图托物言志、以画抒怀,故能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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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吉庆平安》

吴昌硕1844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安吉,原名俊,字昌硕,号缶庐、老缶、苦铁;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国画家,精书法篆刻,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合称“清末海派四大家”。其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对中国近代绘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的艺术将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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