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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苦难， 苏轼变“地狱”为“天堂”  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其整体成就或者说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贡献，几乎无人可比。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其文字传达出的人生经验、人生智慧、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人生模式的选择，其深刻、鲜明的程度远非其他文化名人所能比拟。苏轼处理人生的方式，比他在各领域的成就更具有久远的影响。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最典型之模式。 苏轼对后世的广泛影响，宽泛地说表现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上，择其要者，最突出地表现于他对待苦难的态度，即对苦难的超越上。这是他整个人生历程的一个亮点，是苏轼人生智慧的一个亮点。这一亮点，至今仍照耀着人们面对苦难时的人生之路，仍然深深打动着无数同样面临苦难或并不面临苦难的所有人。 苏轼一生风云激荡大起大落，既辉煌过也落魄过。辉煌时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兵部尚书，出入宫廷，深受皇家信任与依托；落魄时多次被贬出朝，投诸荒野，九死一生。晚年在总结自己一生经历时他自嘲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州是他前后被贬流放之地，地理空间上越来越远越来越穷僻荒凉直至海南岛。物质的穷困，环境的恶劣，身体的多病，精神的折磨，这是古代贬官所遇到的普遍考验。 面对这一考验，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都感到难以忍受。如，屈原疾痛惨怛，投江自杀；贾谊悲切哀伤抑郁而死；韩愈表示悔罪，泣求皇帝哀而怜之；柳宗元疾病缠身心情凄恻精神颓丧，47岁死于任所；元稹悲苦不能自持，自比“丧家狗”和“失水鱼”；白居易在贬所哀怨自怜，在《琵琶行》中借色衰失宠之歌女而抒写天涯沦落之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参见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第161—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然而苏轼却傲然挺过来了，苏轼在岭海蛮荒之地谪居七年。他两度贬谪十数年，一改屈贾怨愤、韩柳戚嗟、元白悲泣之心态，善于化解心中之幽怨牢落，坦然面对忧患，顽强地生存下来。 苏轼在苦难中不但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生存得积极乐观有价值。贬黄时期，他不愿浪费时间，而是认真读书，同时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典著作，有《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流传后世；他于东坡开荒种田，自己养活自己；他游山玩水钓鱼采药与渔樵交往自得其乐，并且写下了永载史册的《赤壁怀古》等不朽作品；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被贬到哪里，他都不忘以戴“罪”之身关心民生疾苦，尽量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能量造福于当地人民。总之，“苏轼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领，把‘地狱’变成‘天堂’。”（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第5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把“地狱”变成“天堂”，这句精彩的概括道出了苏轼超越苦难的卓越能力，这是一种超越常人的精神能力，令后人无不敬仰和倾慕。那么苏轼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做到这一点的呢？ 把“地狱”变成“天堂”，这句精彩的概括道出了苏轼超越苦难的卓越能力，这是一种超越常人的精神能力，令后人无不敬仰和倾慕。那么苏轼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做到这一点的呢？ 对此，历来的苏轼研究者已做出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代表性著作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时代出版社，1988）；王水照、崔铭合著《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王水照、朱刚合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张惠民、张进合著《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等。研究者认为，苏轼的精神世界极为丰富，支撑他战胜苦难、超越苦难的精神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世界观、人生观层面，佛道两家帮了他的忙 苏轼才华过人，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被皇帝誉为宰相之才，朝廷内外万人瞩目，以为经天纬地的事业唾手可成，然而树大招风，才高招嫉，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沦于冤狱受尽凌辱，被逐出京城流落于千里之外的荒凉小镇黄州。身处如此天上地下的浮沉，苏轼将何以面对何以自处呢？对此，《苏轼传》的作者根据史料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苏轼精神超越的过程。 巨大的精神创伤需要尽快治疗。“寻常人失意无聊中，多以声色自遣”（《与王定国》），以苏轼对于自我精神境界的崇高期许，显然不会堕落到这种粗俗的享乐主义之中。他热爱生命，珍惜生命，深知官能刺激所给予人的并不是真正的疗救，而只能是暂时的麻醉，过后依旧是无边的空虚。他所寻求的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救赎。此时他所找到的是佛教。 对于佛教，苏轼自幼就受到了家庭长辈好佛的熏染，成年后好读佛书，通判杭州时往来名山古刹听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对于佛学在理念上已经非常明了，但在心理上终究还是隔一层，未能落实在行为中。这次遭谗获罪，才使他对佛教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感悟。所以，初到黄州的一段时间里，他“闭门却扫，收招魂魄”，“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 为了进一步求得“自新之方”，不久之后，就在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学习静坐默修的禅定功夫，每隔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早去晚归，坚持整整五年，终于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每每沉浸在“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的状态中，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心灵的愉悦。 佛家之外，苏轼对于老庄道家思想也有借鉴。据研究者统计，苏轼诗集中共有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之句。这九例，作年从壮（42岁）到老（66岁），处境有顺有逆，而一再咏歌，不避重复。倘加上他其余诗词中类似“人生如寄”的语句，则足以断其为苏轼文字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句。人生如寄，这一思想来自庄子。庄子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之句，视人生为“寄寓”于人世的或长或短的过程。 既然人生如寄，人生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种偶然存在，既短暂又虚幻，转瞬即灭，又何必过分在乎一已之荣辱得失？！可见，“寄寓”思想的深层含义，乃是审美的人生态度。有此态度，便处处有可乐，“如寄”的人生于是转悲为喜。这是一种洋溢着诗意的人生哲学。“寄寓”的人生，实是人“性”的审美游历，即所谓“游戏人间”。 人生虚无也罢，如寄也罢，都让人从终极即人生根本意义的角度理解人生，把人生放在一个极为阔大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个人的荣辱得失变远了，变淡了，变小了，份量减轻乃至无所谓了。于是，苦难被化解被超越了。 2．儒家以道自任思想是苏轼坚强的精神支柱 佛家的人生虚无，道家的人生如寄都如一柄双刃剑，既可帮助人化解苦难，获得精神自由，亦可让人堕入悲凉走向消极乃至颓废。苏轼取了佛道之积极面而摒弃了其消极面，原因无他，就因为他骨子里仍是儒生，儒家正道直行、以道自任的浩然正气支撑他做到了这一点。在苏轼这里，真正做到了儒道佛积极面的互补互渗。 苏轼于青少年时期即熟习经史，打下了厚实的儒家根底，儒家思想遂成为他一生思想的核心。儒家学说以人的道德修养为立足点，为实现修齐治平目标高扬君子人格，对苏轼思想的形成影响甚深，成为他立身行事躬亲屣践的人格范式，他一生之行事，正是有一种独立不惧之浩然之气所支撑。 苏轼追求的君子人格内涵丰富，首重“以道事君”即以道自任。他认为士君子入朝为臣，须有以天下为已任的担当精神，有一种临大事从容不迫大器恢宏的气度。以道事君，用道义力量支撑一种卓然不移的主体精神与独立性，必须做到毁誉不动宠辱不得丧若一，以道自任公心为国，存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用舍行藏尽性知命进退自如体乎自然。 苏轼在朝正道直行，名震天下，遂遭小人构陷，以致有乌台诗案黄州之贬。他深知君子以其谦和退让而不善斗，小人因无耻无德而不择手段，凶狠无比，诚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君子小人对阵，前者败而后者胜几乎成为必然，验之史实也几成规律。既然如此，君子遭贬受难乃至遭到杀身之祸也就在所难免，实属“正常”，可以理解也就可以接受了。 基于这种对现实政治、人情世故的认识，苏轼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无怨无悔，处之泰然。因为他坚信自己所行正道，问心无愧，取辱于小人乃坚持正道、正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以强大的人格力量化解了因冤屈而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即：“吾侪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文集》卷五十一） 类似诗文比比皆是：“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从来不计身。”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这些诗表现了苏轼面对危难从容淡定，进退出处皆不改其度，体现了他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表现了他胸中以道义之支撑，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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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Zhanjh1936 > 《苏轼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