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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当唐玄宗君臣还沉浸在大唐盛世的繁华与辉煌之中时，经过精心策划后，“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由，悍然举起反旗。由于当时大唐军力布置外重内轻，重兵集结于边疆，而中原腹地武备松弛，安禄山大军南下西进势如破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攻陷两京，安史之乱延绵历时将近八年。在此期间，大批唐朝文臣武将归附安史叛军。从唐肃宗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收复两京，到公元763年唐代宗彻底平定史朝义叛军，唐朝朝廷对动乱之中归附安史叛军的降臣进行了处置。本文打算对唐朝朝廷对归附安史叛军的降臣处置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进而剖析政策变动的原因，并对降臣的归宿略作阐述。 一、唐廷对归附安史政权的叛将降臣处置政策的演变 由于安禄山叛乱事发突然，而大唐河南之地承平日久，在安禄山大军兵锋之下，虽有像颜真卿兄弟在河北、张巡许飞等在河南组织抵抗，但是，仍然有大批朝廷各级官员归附安禄山，其中不乏朝廷重臣和勋贵。待到唐朝朝廷被迫西迁，立足已稳陆续收复两京，对俘获的降臣的处置政策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对安史政权降将一贯以之的宽容优待政策不同，唐廷对归附安史政权的文臣的处置政策却有着大相径庭的演变过程。 安史之乱 平定安史之乱示意图 （一） 唐廷对安史政权降将的处置态度一贯宽容大度、优待有加 从史料情况看，为了争取安史政权方面的军事将领，唐廷对愿意归顺朝廷的降将向来礼遇有加。在看到安庆绪杀死安禄山自立后，跟随安禄山起兵的史思明，以河北十三郡八万人宣布归顺唐朝，被唐廷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对安禄山帐下的张万顷、独孤问俗、张休等人因有功于唐室也予以赦免，“张万顷、独孤问俗、张休，并复旧官。禄山令问俗坏太庙，问俗迁延，终以获全。令万顷捕杀皇支，万顷多所脱免。休数面谏禄山，此二三人者，本禄山宾佐。”（《安禄山事迹》卷下）。 郭子仪 唐玄宗 明皇幸蜀图 在史朝义兵败之势已经不可阻挡之际，盘踞在河北子弟的安史旧部张忠志、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纷纷投降，唐廷非但没有追究这些将领的附逆之罪，还让这些将领仍领旧地，“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其中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领恒，赵，深，定，易，冀六州。田承嗣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即后来的魏博节度使；李怀仙领幽，平，归，檀，莫，妫，营七州，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薛嵩为相卫（昭义）节度使，领相，卫，邢，洺，贝五州。 （二） 唐廷对归附安史政权的降臣处置政策的演变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月，在唐军收复两京之后，如何处置俘获的降臣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唐廷对归附安史政权的降臣处置政策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呈现了不同的特点。 1.光复之初的严厉惩治降臣阶段。在光复两京之初，此时实际执掌朝政的唐肃宗君臣大都主张严厉惩治降臣，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标。这一点在唐肃宗《处置受贼伪官陈希烈等诏》表达得很清晰：“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岂曰人臣，曾无感激”，《旧唐书》之《刑法志》也提到：“初陷寇逆，忽被胁从，受任数年，得非同恶，戴天履地，为尔之羞，宜付三司详理处分”，这一阶段以对出任安史政权官职的降臣，甄别处分的依据除了是否有功于唐室，还要看在附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要看是否是世受国恩的勋贵重臣。基于以上处置原则，对收复洛阳后，被俘获的陈希烈等降臣三百五十余人：
这里可以看出，上述处死了四十六名降臣，这些降臣大都是玄宗朝的高官，如达奚珣在安史之乱前担任河南尹，陈希烈担任左相。除了陈希烈等人在大理寺自尽外，达奚珣等十八人被斩于独柳树下，达奚挚等二十一人被杖毙于京兆府门，都是在公开场合行刑，而且“集百官观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开羞辱和严厉惩戒，表达对背叛朝廷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不满，重新整顿朝廷官僚队伍的初衷。 2.暂时停止严厉惩戒清算归附安史降臣的阶段。唐肃宗收复两京后，对陷伪官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甄别，并严厉惩戒。该政策实施不过数月，就引发了巨大争议，这就促使唐肃宗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下诏，“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贬、降者续处分”，停止了进一步的清算惩戒行动。 3.对陷伪官员处置改为怀柔绥服政策阶段。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确表示“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者，当超予封赏”，当年十月，唐军再次收复洛阳，史朝义逃亡河北。唐代宗在东都洛阳收复后又下诏:“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宝应二年七月，唐代宗因安史之乱彻底得到平息，改元广德，大赦天下。在赦文中进一步明确了处置政策：“应授伪官等并已朝洗矜才宥过、宜有甄收。委所由勘会本官名衔资历闻奏。量才处分。”到了这一阶段，唐廷非但不再追究担任伪官的降臣的附逆罪名，反而还打算根据个人情况予以重用。 二、唐廷对归附安史政权的降臣处置政策转变的原因分析 唐廷对归附安史政权的降臣处置政策从第一次收复两京的严厉惩处，到次年的停止清算惩戒，再到安史之乱后期转为怀柔绥服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归附安史政权的降臣处分过重，坚定了降臣抵抗的决心，不利于平叛 对降臣严厉处分，其本意在于唐肃宗及崔器等大臣忿于深受国家厚恩的大臣背叛朝廷，打算借此整顿官员队伍，树立权威，但是，唐廷对降臣处分过重，先后处死多达40名朝廷高官，判处贬官流放的降臣数量更多，这就得当时尚未归附的河北地区担任伪官的人员人心惶惶，反而坚定了他们抵抗到底的决心，“于是河北将吏，人人益坚，大兵不解”，加大了朝廷平定安史叛乱的难度。 （二）从现实层面看，担任伪官的官员数量庞大，进行大规模甄别处分，不仅难度很大，而且会使得人人自危 由于安史叛军占据河北河南之地数年，主动或被动担任伪职的官员数量十分庞大，“属逆贼安禄山屠陷洛阳，窃据宫阙，天降鞠凶，人罔不从，东周之人，谁非王臣。”如果要对这么多降臣进行精确甄别处分，工作量十分浩大，不太现实，这就使得担任伪职的中下层官员陷入人人自危的局面。 （三）从意识形态上，士大夫阶层普遍对广大担任伪职的官员遭遇表示同情 在唐朝时，忠君报国的理念并未像宋朝理学兴起后那么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在当时的不少士大夫看来，君臣之间是一种道德契约关系，臣子除了恪尽职守的职责外，以身殉国的意识没有后世那么强烈，因此也没有频繁出现像南宋“崖山之战”后，数十万军民蹈海自尽殉国和明朝灭亡时大批官员举家殉难的场景。特别是在当时哥舒翰潼关兵败失守，唐玄宗父子抛弃百官，仓皇逃离长安，在不少士大夫看来，这是唐玄宗先背弃了君臣之间的契约，因而臣子可以自寻出路，即“万乘南巡，各顾其生”。史思明曾对此提出了“陈希烈辈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的观点，也为当时士大夫的自寻出路的做法提供了意识形态依据。因此，留在唐廷一方的士大夫普遍对广大担任伪职的官员遭遇表示同情。 （四）安史之乱中后期史思明叛军强盛，战争局势再度恶化，迫使唐廷改变处置政策 公元558年，在安庆绪弑父自立后，先后丢失了两京，平叛战争一度有利于唐朝，但随着史思明重新反叛，在乾元元年十月的相州战役中打败唐朝九节度使联军，并消灭了安庆绪的势力，叛乱重新旺盛起来，史思明很快再一次攻陷了洛阳。战争局势的再度恶化，迫使唐廷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对陷伪官员的处置政策开始松动甚至改弦易辙。 三、部分陷伪降臣的归宿 正是得益于唐廷处置政策的转变，许多陷伪降臣不仅没有得到严厉处分，也没有影响到他们后期的仕途发展，甚至有部分陷伪降臣拜相入阁，在官方史书上留下美溢。下面就试举几例，前面提到的安史之乱前担任博陵太守的张万顷，在投降安禄山后，担任河南尹，后来因为在安禄山对唐宗室成员杀戮时多加庇护得到赦免，仕途也没有受到影响，先是担任濮阳太守，后来转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天宝末年任兵部侍郎的萧华，在唐玄宗逃离长安时，来不及随驾西去，被安禄山俘获，接受魏州刺史的伪职，在魏州刺史任上打算反正，后来入朝觐见唐肃宗，功罪相抵，先是降授秘书少监，但后面仕途顺畅，历任尚书右丞、河中节度使，在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萧华拜相，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宝应元年(762年)，因得罪李辅国，被罢为礼部尚书。代宗继位后，宰相元载为讨好李辅国，贬萧华为硖州司马，后萧华病逝于贬所。在大中二年(848年)，唐宣宗将三十七位功臣的画像挂在凌烟阁内，萧华位列其中，获得图形凌烟阁的荣誉。 参考资料：《旧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唐会要》《长安与河北之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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