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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有这样一位善于“偷懒”的皇帝，他10岁即位，在位48年，竟有近30年（也有说20年者）没有上朝。他，就是明神宗朱翊钧。 说起这位皇帝，他在年轻时也曾经很有抱负，不但勤于政事，还经常听文官讲读经书，无论隆冬盛夏都勤学不辍。 万历前十年，国家兴盛、经济繁荣，一度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朱翊钧亲政后，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朝鲜之役、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巩固了中华疆土。 然而，从万里十四年起，朱翊钧开始连续不上朝，甚至连宫门都懒得出，从此他也变成了人们口中沉湎酒色的怠政昏君。 万历皇帝为什么不愿上朝？ 朱翊钧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突然厌倦朝政呢？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总结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 1.足疾严重：1956年，考古学家开始发掘明定陵，最终打开了万历帝的棺椁，发现他的右腿腿骨呈挛缩状，在复原尸骨后也证实其右腿明显短于左腿。 可见朱翊钧身前惯有严重的足疾，可能无法正常行走，或者走路时姿势十分难看，会影响帝王形象，故而他宁愿不上朝。这一点在《诏对录》和《明神宗实录》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 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明神宗实录》 2.不满言官：明代负责监督和上书的言官权力很大，而且毫无顾忌，什么都管，让皇帝陛下经常被气得无可奈何，却又不能杀之，否则更会背上骂名，所以只能听之任之。 据说某次朱翊钧在宫里听戏享乐，被巡城御史听见了，立即大声呵斥，吓得朱翊钧赶紧停了歌舞，还自嘲道：“我畏御史”。 朱翊钧因为足疾难忍缺席了重要活动，言官更是直接开骂，说他“面目发肿、行步艰难”的症状乃是沉湎酒色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朱翊钧索性破罐破摔，从此再不上朝，以此表示对畸形的言官制度的抗议。 3.国本之争：在立太子一事上，朱翊钧与文官集团发生了矛盾和纷争，文官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但朱翊钧却对这个宫女所生的儿子一百个看不上，他更想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 朝堂内由此形成两派，展开了长达15年的争论，史称“国本之争”，期间无数大臣被贬、被杖责，也引起了朱翊钧对文官集团的无限憎恶，使他对上朝听政这件事彻底失去了兴趣。 自万历十四年（1586）起，朱翊钧不再上朝听政。此后28年，他不出宫门、不批示奏章、不参加经筵讲席，不亲自主持郊祭、不去祭祀宗庙……与文官集团展开了长期的消极对抗。 国家为何能够运转如常？ 朱翊钧虽然不上朝听政，但并不代表他闭目塞听，从此对政务一概不理。相反，按照《明史·神宗本纪》的记载，当时国家经济、外交、建设、军事仍然在照常运行，而且“万历三大征”还是在朱翊钧亲自主持下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味评价朱翊钧“怠政”其实并不公平。 那么，朱翊钧在“罢工”之后，是如何用一套特殊的办法来控制朝政的呢？ 1.制度约束：朱翊钧不上朝，朝堂却未出现动荡局面，内阁制度功不可没。洪武年间，内阁制度初具雏形，到明成祖即位后，内阁逐渐成为国家的正式机构。 万历年间内阁权力极盛，内阁大臣会对送呈皇帝批示的奏章先拟定辞书，写成一张小票，贴在奏章上面，供皇帝裁决，这叫“票拟”。 当然，“票拟”不过是给皇帝出个主意提个醒，最终决策权仍在皇帝手中，皇帝用红字做的“批红”才是最终决定。 为了省事，一般皇帝只会批示几本重要奏折，其他则由司礼监的太监根据皇帝的意思代笔批示。这种制度限制了文官的权限，同时也保证了皇帝的权力。朱翊钧不上朝后，便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处理政事，所以他人虽不在朝堂，但影响力却一点都没有被削弱。 2.中央集权：朱翊钧并不是一个不恋慕权力的皇帝，相反，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他先后做了很多大动作： 他借着内阁首辅张居正、掌印太监冯保之手，除掉了两个辅政大臣高拱、高仪；等张居正去世后，又抄了他和冯保的家，收回了权力；同万历年间，也没有出现外戚为祸的情况。 此外，东厂、西厂、锦衣卫也在帮助朱翊钧收集情报，监视控制文官集团，使得大臣们不敢肆无忌惮地行事。有了“厂卫”做自己的耳目，朱翊钧自然可以放心地躲在幕后，操纵朝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3.控制财政：朱翊钧深知“皇银内帑（皇帝的私房钱）”的重要性，身为一国之君，想要动用国库的银两还要与群臣先打个商量，可谓不方便之极，更何况以朱翊钧和朝臣水火不容的关系，想开国库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不受制于人，朱翊钧派出了矿使税监，拼命地为自己搜刮银钱，后来居然攒出了几千万两“私房钱”。 有了这笔巨款，财大气粗的他才能够自信地主持战事，据《明史》记载，三大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花费的军费开支超过了一千一百万两，不过还没有到国库崩溃的地步，所以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朱翊钧对这样的结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4.把持军权：朱翊钧能够亲自指挥三大征，这证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军权，不出宫门便能随意调拨军队、任免将领。在这种情况下，有胆敢犯上作乱者，也需要先掂量自己的实力是否能够抵抗朝廷军队。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朱翊钧常年不上朝，却能对朝堂之事了如指掌，而且也不会给任何人企图架空自己的机会，这倒是很符合《道德经》中“无为而治”的观念。 “万历怠政”有哪些后续影响？ 然而，凡事有利也有弊，皇帝常年退居幕后，毕竟会给江山社稷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由此也埋下了一些亡国的信号。 首先是官员空缺严重。老臣们死的死、贬的贬，还有些因为对皇帝失望透顶，主动选择了辞职。而朱翊钧却不出面整治，致使部分职位的空缺长期填补不上，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混乱局面。 其次是日益激化的党争。朱翊钧在朝堂时，他是文官集团统一针对的目标；等他撂挑走人后，文官集团“枪口”转向对内，互相拉帮结派，斗得不可开交。朱翊钧坐山观虎斗，乐得轻松，但却给明朝的吏治造成了严重的弊端，将让儿孙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 再次是过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朱翊钧不与朝臣商议，屡屡发动战争，用人又过于随意，在后期用兵时经常出现失误，导致明军大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四路大军覆灭了三路，遇难者达到九万人。与此同时，朱翊钧为了填补军费，又疯狂加征赋税，引起老百姓的强烈不满，民间起义不断，这些与他的一意孤行都有很大的关系。 《明史·神宗本纪》中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如此看来倒也不算过于夸张。 朱翊钧实在是一个让人难以评价的皇帝，后人对他褒贬不一，我觉得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的评价最为客观，您觉得呢？ 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白寿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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