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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教授搞理论前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教授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这本书我实际上是在上个学期阅读的，当时写过一篇颇不好的读书报告，既不尊重学问，又不尊重这本书的作者本人，所以我自我检讨，本学期特重新对此书进行梳理。此报告多是对伊格尔顿教授观点的一个综合，以及伊格尔顿教授关于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的梳理的整理。特别感谢我的恩师朱宏伟老师在上个学期开设的这门十分有意义的读书会！笔者才疏学浅，如有理论错误或表达不妥之处，烦请各位读者及时指出。 此读书笔记分为上中下编三部分，上编主要是梳理文学的本体和新批评的文学研究方式 搞理论后的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的本体问题 总的来说伊格尔顿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便是：探究或者质疑“文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内涵。其次便是：“文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应当如何研究或者依照什么理论来研究。也就是说，整部书无非就在讲两个问题：什么是文学？怎么研究文学？所以也就是确定研究对象和对于研究理论的一个探索，就是这本书的内容。 伊格尔顿教授面对的问题便是这样一个文学定义的问题，他所运用的叙事方式便是把目前比较重要或者被关注或者被认可的一些关于文学的定义纷纷列举出来，再辩驳这些观点，并且对其存在问题进行解释，最后提出自己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文学定义，但是这个定义仍然是模糊的。 首先伊格尔顿先陈述文学可以被定义为“虚构意义上的”想象性“写作——一种并非在字面意义上追求真实的写作。“这是拿文学的虚构性作为一种定义的观点，伊格尔顿通过距离哲学、宗教、历史著作在不同时代有归入文学著作的现象，以及新闻、历史中的非真实性，以及一些连环画具有虚构性但并不是文学的实例，来解释”虚构的不一定是文学，文学不一定虚构“因而辩驳这个观点。 其次，伊格尔顿列出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于文学的定义，他们认为文学是“对普通言语施加有组织的暴力“，使其偏离日常言语。这也就是乔纳森卡勒所说的：”文学是语言的突出“。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通过一些韵律、语音语调或者语序的变化来使人们关注语言本身，使语言成为一种实在的，物质性的，那便是文学。伊格尔顿辩驳这个定义，他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对于文学的定义更像是对于诗的定义，小说似乎并不能满足，尤其是一些在叙述上类似于日常语言的小说，并没有所谓”突出“语言而使其成为文学。 实际上俄国形式主义对于文学的定义是在考虑文学的一种“疏离性“，但是俄国形式主义仅仅是在所谓”形式“上的疏离性，伊格尔顿又引出文学可能是一种使内容梳理的言语。这也就是所谓的”误读“理论。其中包含一种意义的暧昧，一种“非实用“性。因而引出另一种定义：”文学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语言，即一种谈论自身的语言。“然而文学著作所包含的内容之广并非能够让其完全的”非实用“，文学可能包含一种历史上的社会形态，也可能包含一种技艺的详细介绍，包括病症的描写，在很多领域都是具有实用性的。文学的”非实用“开始存在问题。 伊格尔顿开始思考，文学很有可能不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词语，而是一个功能论、认识论意义上的词语。那么如果提及功能，首先要想到的就是“美“这个功能，”文学是美文“这个定义类似于乔纳森卡勒的”文学是审美对象。“或者说文学是好的文学。鲁迅的小说和一年级小孩子作文放在一起，是个正常人都会说鲁迅的是文学而小孩子的不是。但果真如此么？这个所谓的审美到底是属于个人的还是属于时代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价值判断也会改变，那文学的范畴也就随之改变。所以所谓以好坏定文学是十分荒谬的。 既然每种文学的定义都存在问题，那从解构主义来讲文学是不是一种并不存在的东西呢？伊格尔顿也并不承认，伊格尔顿并不是个解构主义文艺批评家，他其实还是一直致力于探寻文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因为如果文学是一个空的概念，那文学研究就无从谈起，文学理论也就没有研究对象作为支撑，整个体系是崩塌的，是崩溃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本体论意义上的定义是一种形而上的，是静止恒定的。但是文学的性质似乎并不是这样，文学的性质中具有一种运动性，无论是随着历史的更迭、价值标准的变化还是政治的更迭，文学的范畴或者说外延都是在发生改变的，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定义文学似乎会合理许多。伊格尔顿最终给出对于文学定义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然而文学理论可以运用以至于建立文学这门现代学科的关键就在于，虽然文学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大体知道什么是文学的。比如传统的三分法：史诗、抒情诗、散文。以及我们中国常用的四分法：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似乎文学的外延对于当下人来讲是很清楚的，我们清楚研究对象，只是不能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一个清楚准确的定义。 新批评的诞生 伊格尔顿教授在第一章英国文学的兴起中论述了一个英国文学从18到20世纪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这种以英国为例的文学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的事实佐证了他的“文学就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核心观点。18世纪社会中被赋予价值的全部作品均具有称作文学的资格。贵族比较迫切的需要利用文学提高中产阶级的素质以使其与自身合一。而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所谓文学是”创造性“或”想象性的现代概念才产生，不过这个文学的概念无疑具有这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伊格尔顿在全书中始终肯定文学和社会、政治、历史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文学的本质或者本体，也随着这三者的变化而改变。西欧社会正发生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剧变。英国通过帝国主义海上霸权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开始进入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中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是粗鄙而功利主义的，因而对于艺术采取摒弃的态度。浪漫主义对这些暴力的对抗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其可以作为一种被选择的意识形态来进行革命性的政治活动。但随着艺术沦为商品，浪漫主义也在历史的分离中边缘化并被架空。 事实上浪漫主义的兴盛可以用某种美学理论解释。十八世纪中期象征学说是美学理论的中心。实际上在现代美学或艺术哲学兴起的时代，我们依旧从黑格尔、康德等人那里继承如“象征”这样的观念。象征对于浪漫主义十分的友好，原因是它是非理性主义的，是直觉的。如果“美”这个概念可以脱离历史而永恒存在，那么文学和艺术那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就是合理的。然而随着逐渐无法收到教会与贵族的庇护，诗就成为了这种光荣而无用的替代。 伊格尔顿教授试图说明美学是无法压住历史差异的，即没有永恒存在的可被人崇拜的偶像，文学就是意识形态本身。因而伊格尔顿把英国文学研究崛起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的衰落。宗教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载体，但实际上英国所面临的是一场意识形态危机，这导致原来的统治者急需利用文学作为这场社会危机的解药。英国文学也就此构成一个学科，担负起这个职责。以牛津大学的教授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一些教授主张通过以一种上对下的教化模式对中产阶级即英国社会的新统治者灌输贵族的生活方式，利用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更加占据了感情和经验领域，它试图让文学传达永恒的真实，以增加各个阶级之间的包容性。文学可以补足人民大众贫乏的人生经验。 马修·阿诺德 伊格尔顿同时论述了英国文学学科化的一个过程，其作为一门学科并不是在大学设置，而是在技校，所以很明显这样做的目的是偏向于道德价值的传播而并非是研究工作。利维斯给文学下了一个生动的定义：即文学是一种现代道德意识形态。文学研究从维多利亚时期到帝国主义时期其实是完成了一个从女性到男性的转变，文学的软化与人化一定程度上是为女性服务的。英国文学研究此时作为一个大学学科的一个困境就是缺少严格性，其可能作为无聊之人的无稽之谈，但无法适合学术研究。 英国文学研究的群体开始从贵族业余爱好者转向小资产阶级后裔即如F.R利维斯、Q.D利维斯、I.A瑞恰兹、威廉·燕卜荪、L.C奈斯特等人。1931年利维斯等人创办批评刊物《细察》（Scrutiny），专注于英国文学研究对道德、社会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利维斯派的批评主张“严格的分析批评”“对于书上文字的训练有素的注意。”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即重新关注文学中语言的质量，将文学提升到一个较为核心的地位。同时《细察》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开辟了文学批评的一个新时代，同时也重新构建了一张英国文学地图。实际上来讲在上文伊格尔顿已经论述传统批评对于脱离现实的美学的关注，而利维斯早年则是关注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然而《细察》在激进的同时是荒诞的，原因在于它的精英主义。《细察》依旧是通过改革教育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本质上和保守派是没什么差异的。《细察》是主张文本细读的，但这种方法难以解救西方的衰落。文学的教育未必使人道德高尚，而道德高尚的人又未必是因为读了某种高雅的文学。《细察》最终处在中间的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它既对于学术权力当局态度激进，由于文学这个学科本身的特性，这个权力当局还是很顽固的，但是对于大众，《细察》又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趋向于孤立。《细察》也难免于成为如浪漫主义文学一般作为历史的替代物的命运了。 F.R利维斯 利维斯等人的另一个主张是“根本的英文性”的信念，这个与民族热情密切相关。由于统治阶级的逐渐转变，基于模仿论人们希望词语能够具体表达其意思，并且是英文的，因此某些有距离感的作家与文学便纷纷退场。 T·S艾略特在文学批评方面主张一种极右的权威主义，即人们必须为了非个人的秩序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见解”。这种秩序在文学中就是他所说的大写的“传统”（the Tradition）。正如其作品《传统与个人才能》所讲。在艾略特看来，文学是有所谓“大写”与否区分，然而无论是入选传统的核心价值，还是机遇都是模糊而渺茫的。艾略特认为，诗的意义或意味是无关紧要的，其语言与经验的紧密联系才至关重要，因为工业资本主义使语言陈腐，必须通过语言与物质的结合而使人们产生普遍认同，观点既包含俄国形式主义的色彩也包含意象主义色彩。 T·S艾略特 D．H劳伦斯与艾略特相似，也是否定情感、个性与自我的价值。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细察》杂志还是利维斯本人思想的一个流变，《细察》本身并非是一个极右的杂志，包括利维斯的主张，它既是自由人本主义的，不仅反对工业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压迫与异化，又反对传统的保守的英国绅士，同时它又与艾略特和劳伦斯有明显的分歧。《细察》是重视个性与个人才能的，或者说重视个人的生命与生活。生命与生活尚且是个抽象而空泛的概念，它确实能够反抗功利-技术的现代社会，但《细察》本身所倡导的大众教育与严格批评也无非是一种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控制。利维斯对于劳伦斯作品的分析和劳伦斯自己的否定个体的思想也具有一个冲突，以至于晚年的利维斯竟希望那些贵族保守派的回归。《细察》的生命总是处在种种矛盾之中。 D．H劳伦斯 伊格尔顿介绍，上述利维斯等人的批评方法叫做“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这个批评方法去除我们传统的对于文学华丽的”评论式“的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于对作品本身的分解与剖析，通过使其脱离历史文化语境，以突出文学本身的伟大性与中心性，这种研究虽然达到了一个严格分析的程度，但其本身理论性是不强的，《细察》中所谓的“生命、生活”的概念无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对策，面对和传统批评一样不靠谱的对文本的敏感性。其另一重要方法为“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这是一种孤立而充分的解读方式，即通过对文本进行详尽的分析解释，去除那些与文本毫不相关的联想式的评论，实际上是将文本“物化”。 I．A瑞恰兹在英国剑桥文学研究与美国新批评之间连接一条重要的纽带，他认为诗歌能拯救人类心理，即缓解科学化导致的传统神话的贬低带来的意识形态危机。瑞恰兹认为，诗的语言是表情语言而非表意语言，它是一种虚假陈述。其能以最低限度的阻碍与冲突组织起最大限度的冲动。瑞恰兹与利维斯的观点不同在于，利维斯是与技术功利主义开战，而瑞恰兹是与其融合，如果说利维斯是反抗，那瑞恰兹就是在调和，调解这种社会的失衡。瑞恰兹认为，诗是功能主义的，其中的任一元素都力图与所有元素即整体调和。但瑞恰兹是否定读者而非否定作者的，他曾认为诗是一种透明的媒介，我们透过诗观察到的依旧是作者。 I．A瑞恰兹 上述批评家可以被认为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活跃于1930年代末与1950年代。约翰·克罗·兰色姆为这种批评命名为“新批评”（New Criticism）。新批评与纯粹的形式主义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种距离，即新批评是包含某种经验主义在其中的。新批评试图将文本同时切断与读者和作者的联系，其认为文本的意义既与作者的意图无关，也与读者的会解无关，诗在新批评这里，成为一种空间性形象的而非时间性的过程，诗其实就是偶像，被隔离到崇高空间。美国新批评家与I·A瑞恰兹的分歧就在于，瑞恰兹认为诗是非物质化的，而他们则将诗进一步物化。 约翰·克罗·兰色姆 特里伊格尔顿教授对于新批评有一些总结，新批评最终是非理性主义的。正如《细察》所处在的一个困境或矛盾，“新批评运动本来是作为技术专制主义社会的人文主义补充或替代物开始生涯的，但它却在自己的方法中重复了这种技术专制主义。”就像是绕了一个圈又饶了回来，新批评虽然倡导“客观”，但这种客观本身又成为一种新的教条，其试图严格调查诗中种种张力与矛盾，以至于这些朦胧的意象与整体整合在一起。正如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所讲：”新批评主义起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关注文学作品的统一和结合。把诗歌作为审美对象，研究诗歌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意义。新批评主义着重研究歧义、悖论、反讽、潜意和诗歌意象的效果，努力说明诗歌形式中每一个基本要素是如何为一个统一的结构做贡献的。”新批评假定诗是一个新的有机社会，因而消除印象主义、主观主义和任何诗的神秘感。 新批评在学院中有两个作用，其一是方便教学，其二是给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依靠。 新批评的对象主要是诗歌而不是小说的原因也显而易见，诗比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更能脱离历史。 威廉·燕卜荪也可算在新批评之内，可是他与新批评的分歧还是挺厉害的，甚至可以称之为反对者。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暧昧”（或含混、朦胧）这个概念上。他在《朦胧的七种类型》这本书中提到了关于这种意义的含混的七种不同的类别，同时他也提到其实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燕卜荪主张文本的开放，新批评将文本完全隔离，无论是和社会语境还是理性话语，意义完全由诗的文本本身的语境决定，即它是语境性的。如果说新批评使诗的意义清晰和谐，那燕卜荪则是使诗的意义模糊、混乱，永不可知。燕卜荪的理论也在朦胧中开启了一种从文本还原作者意图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则引导文学批评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走。 威廉·燕卜荪 单单从第一章我们就不难看出，伊格尔顿对新批评的诞生的叙述是一种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其中的历时性的流变和同一派系中不同思想的碰撞和冲突也是显而易见。 ——2019年10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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