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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虽然日方极为严格地封锁消息，中国方面依然利用艰难获取的少部分资料，对发生在南京的日军暴行，在第一时间内进行了揭露和痛斥；国共两党及政治军事界上层人士也已获得了虽不完全但已明确的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消息。这在他们的日记、书信等私人文件中，均有清晰的描述；多位不同身份的幸存者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刊也在暴行发生后期及次年问世，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这类出版物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通过文章和著述深刻揭露和痛斥日军暴行。可以说，日军的反人类罪行昭然若揭。由张连红、孙宅巍编著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便刊登了这些文章和著述。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发挥他们的专长，紧握手中的笔，将日军兽行公诸于世。 ■白芜著《今日之南京》及张友鸾所作序言 白芜在该书“前记”中也曾写道：“《今日之南京》在南京晚报上发表时，是听了许多人的报告，便平铺直叙的简单记录下来，使人知道沦陷区是怎样一个世界！……印书的起因是为了有些朋友看到，以为惟其没有用文学手法，没有簪花作态，咬文嚼字处也还少，也许看得懂的人更多一些，不必有文学鉴赏力的大众老百姓也可一看，于是攛着我印出来。”作者特别强调说：“还有一点须在序里一说的，那就是《今日之南京》采取的材料全部都是失陷后敌人如何统治的南京，略去了城初破时的惨状，因为觉得敌人的焚杀之恶为人所共知，而指出其奴役我同胞欲使我中国人世世受罪，鬻身，帮凶，而无怨的一面者，报纸尚不多见，但其酷毒却实百倍于屠杀焚掠。人间惨痛，宁有逾此？写了下来，倘于千百读者中，有几个感到今世何世？！奋起和敌人算账，则我写此书也不算浪费纸墨者矣。” 这段话说明，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军暴行事实不久后便“为人所共知”，不仅在新闻界而且在出版界都有了直接的反响。作者在“前记”中强调本书内容主要描述了敌人在南京的统治，已经“略去了初陷时兽爪蹂躏的宇宙间最丑态的事迹”，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罪行依旧比比皆是。日军在当时就企图粉饰沦陷区的统治秩序、掩盖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本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南京城是“一具化过妆的血淋淋的死尸”！本书用“平铺直叙的简单记录”，彻底揭露了所谓的“升平、繁荣”的真实面貌，使得日本右翼费尽心机编造出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本书作为南京大屠杀重要史料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出版后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后来逐渐散佚了。 ■郭沫若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所作序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外国人目睹了日军暴行，作了真实的记录，并想方设法将日军暴行的消息通过在长江上的外国舰船电台发往上海并传向世界。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根据他的亲见所闻，并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贝德士、史迈士等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及帮助下，编写了一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成为向世界报道日军在南京及沪宁一带实施大屠杀暴行的最早、最有影响的著述，震惊了世界。1938年6月，当该书中译本出版时，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为其写了序言。现摘录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战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掳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林语堂著《暴风雨中的树叶》 1941年他用英文写作了《暴风雨中的树叶》一文，其中对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评论道：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拼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指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火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己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的这篇文章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其日译者竹内好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 郭沫若与林语堂都是当时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巨大的影响力。出自社会正义与良心的责任，促使他们对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深刻的抨击，他们犀利的文笔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日军所犯暴行及其原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是反驳日本右翼言论的有力武器。 走过万水千山 我依然眷念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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