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记者尹洁女士对赵德发的专访

赵德发，书写中国乡村40年《经山海》

         赵德发（口述）

  本刊记者 尹洁（采访整理）

              刊于《环球人物》杂志2019年第24期

日照市的海有种独特的美，包含着农业文明的安宁，也夹杂着工业文明的野性。海湾里有手工业时代的木船，也有科技时代的游艇。但无论贫穷还是富有，这片土地总与文化相伴。齐鲁大地孕育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在生生不息几千年后，依然展示出一种静默而坚韧的生命力。

“我认为，人有两次诞生。第一次，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第二次，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这是作家赵德发写在自己的非虚构作品《1970年代：我的教师生涯》开头的话。上世纪70年代，他是山东省莒南县西南部山沟里的一名小学教师，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克服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成长为一名作家，2001年以代表作《缱绻与决绝》《君子梦》获人民文学奖。2019年，他的新作《经山海》因其反思性和现实性再次引发关注。

见到赵德发之前，《环球人物》记者有些好奇他为什么在日照一待将近30年。与他长谈之后，记者找到了答案。赵德发谦逊地说自己当年教书时文化水平不高，“误人子弟”，记者却联想到另一位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讲述的是一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在临终前拼尽全力将力学最基础的三大定律教给4名学生，结果在无意中拯救了整个地球文明。

知识和文化背后是一种信念，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信念所产生的力量改变了赵德发的命运，也让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书虫”的毅力

我出生在山东省莒南县一个山村。1958年吃公社食堂的时候，我三岁，我弟弟两岁。听母亲说，当时饭越往后越不够吃，我弟弟饿得眼皮都睁不开。她去生产队谷场干活时，就悄悄割下一个谷穗，用手一搓，吹掉浮尘，趁别人不注意，连皮带粒地塞在我们嘴里。

到了1960年，没有粮食了，人们就把所有能吃的都磨成粉——庄稼秆、地瓜秧、花生皮……当然很难下咽，我和弟弟一边哭一边吃。这些事都是后来家人告诉我的。

因为每到春天就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为了一家人吃饭愁眉苦脸，我们情绪也很低落，我就觉得春天是一个让人痛苦的季节。直到17岁那年，我去县师范学习，才吃到了白面馒头，顿顿好饭好菜。一天晚上，我走在校园里，明月当空，教室里传来琴声和歌声，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春天的美好。

当时我已经当了两年民办教师。说来惭愧，我文化底子很浅，30岁前没有任何学历，不用说高中、初中，连小学文凭也没有。因为小学还没毕业，“文革”来了，学校停课。后来我读了4个月初中，因为学校与我向往的样子相差甚远，便辍学了。

15岁时，我本来跟着大人在生产队粉坊干活，做粉条卖，突然有天晚上，我父亲说：“你去当老师吧。”原来村里小学要扩班，老师不够用，村干部觉得我头脑聪明，家庭成分也好，就选中了我。

我挠着头皮说：“我这点文化，怎么当得了老师？”父亲说：“反正要比小学生识字多。现在各村都缺老师，都是识仨教俩。”

识仨教俩的意思就是让认识三个字的人去教认识两个字的人。其实我当时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当上大队会计，但想到能回到学校，亲近书本，就答应了。

为了弥补文化水平的不足，我从1970年冬天开始到处找书看。我姥娘（外祖母）家有很多书，其中不少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包括《阿Q正传》，我一有空就去姥娘家，像只“书虫”一样在书堆里乱拱。后来这些书喂不饱我，我又骑着自行车跑了40里地，到县图书馆去借。第一次就借回四大本《红楼梦》，我点着煤油灯看了一通宵，鼻孔熏得乌黑。这样如饥似渴地读了3年，直到我被调到外村任代课教师，才恋恋不舍地交出了借书证。

无论是民办教师还是代课教师，待遇都和公办教师不一样。在食堂吃饭时，大家都在一个桌子上，公办教师同事吃食堂师傅做的白面馒头，我只能吃自己带的大煎饼，好在炒菜是共享的。

那时我最怕食堂做面条，因为每次做面条就不单独炒菜了，我只能干嚼煎饼。炊事员看我可怜，给我盛了一碗面条汤，让我泡着吃。这样吃了几次后有人提意见，让我交一两粮票。可我哪里有粮票啊？

这件事对我刺激挺大。改变命运的念头在心中涌动，我下决心要参加1978年的高考。从那天起，除了完成学校工作，我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

我的短板是数学，就找来初中课本自学。一开始觉得像天书一样，英文字母、公式、定理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只能苦苦钻研，不懂就问同事，一本一本硬啃。有几次痛苦得把课本摔到一边，觉得太难了，转念一想，你连中学都没上过几天，更要比别人付出百倍的努力！于是又接着看下去。

就这样学了一章又一章，一本又一本。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山东省要招收1万名公办教师。我马上报了名，几天后就去考试了。那次全公社有几十名民办教师去考，最后只录用了三人，我是第一名。

记得那天办完转正手续，我马上就去公社粮管所办“城乡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证”。拿到那个盖了莒南县粮食局大红印章的小本，我用指头连连点着那个“非”字，心里念叨：从今往后，我可以凭粮票吃饭了。

不回头的作家梦

1979年，我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那年夏天，公社教育组让我到古城学区做负责人。秋天的一个夜晚，我看到《山东文学》刊登了一位业余作家的故事，讲他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怦然心动，他能当作家，我能不能？这个念头决定了我之后的人生。仿佛宿命，或者我内心的呼唤，我就要当作家，那是值得追求的一件事。

现在看，这个梦想也是有时代背景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迎来了文艺的春天，许多优秀作品引起轰动。作家成为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广受尊崇。

对当时的我来说，有这个梦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我没什么文学素养，连小说和散文都分不清楚。但我就凭着一股愣劲儿写起来了。第一篇小说叫《烦恼》，8000字，寄给了《山东文艺》。我还找了个日记本做投稿记录，并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理想之花最终将在不怕碰壁、永远上进的人手中（绽放）。

这样连续写了几篇，都失败了，但我还是锲而不舍地写。大多数作品都被退稿，偶尔发一篇也是肤浅之作。

1981年，我担任了公社党委秘书。当时正在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创作一部反映农村变革的作品。白天，我勤勤恳恳地工作，晚上9点之后就是写作时间，每天写到深夜一两点。半年后，我完成了9万字的一个大中篇，寄给了一家全国著名的文学刊物。

过了十来天，我收到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不用拆就知道是退稿，完璧归赵。这个打击太大了。我身心俱疲，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脑后还出现了两块斑秃，明晃晃的像两只愤怒的眼睛。

痛定思痛，我意识到还是自己底子太差了，必须扎扎实实地打基础。1982年春天，山东电大中文专业第一次招生，我用16天看完21本中学课本，在全县200多名考生中考了第一。之后3年，我真是拼了，利用业余时间把所有知识整理成题目背下来。别人都是60分万岁，我是为了给写作打底子，拼命多学东西。3年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成绩在全县80名电大毕业学员中排第一；在《山东文学》《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了10多篇小说，加入了山东省作家协会；1984年被提拔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二年被任命为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30岁的时候，我拿到了平生第一张文凭。虽然是专科，也觉得有了底气。之前每次填干部履历表，在文化程度一栏填“初中”时，我总是心虚，觉得欺骗了组织——你初中只上了4个月，也算初中毕业吗？现在，可以挺直腰杆了。

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每到星期天还要回家干农活，因为妻子和女儿还是农业户口。每次干一整天重体力活，我再骑自行车回到单位，缓过劲来继续工作、学习、写作……后来妻子的户口和工作先转了过来，女儿则直到10多岁，政策放宽了才转过来，我们一家三口才在户口本上团圆了。这个过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体会了。

虽然在县委工作很顺利，我却因为作家梦尚未实现而越来越焦虑，上楼都感觉胸闷气短，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问题。1988年，山东大学作家班招生，我鼓足勇气对领导表示，自己要辞职，去专心学习创作，领导很开明，批准了我的请求。在我入学之后，焦虑症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我弃政从文的选择，亲友们极力反对，说你一个庄户孩子能有今天多不容易，我父亲气得摔酒瓶，一些同事也不理解。我就讲了藏在心中多年的作家梦。如果没有迷上文学，我会在工作岗位上认真走下去，当一个恪尽职守问心无愧的干部。然而文学的召唤如此强烈，我只有顺应心灵的要求，即使失败也毫无怨言。

1988年9月16日，我踏进了山东大学的校门。在那里的两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的作品《通腿儿》，终于真正成为一名作家。

孔孟之乡创作“农民三部曲”

1989年，日照升格为地级市。一年后，我快要从作家班毕业时，有了到日照工作的想法。1991年1月，我来到这座城市，一直扎根在这里搞创作，直到今天。

几十年间，我写了800万字各类作品，也见证了中国农村、中国农业、中国农民的巨大变化。工业时代到来后，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我想写出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于是创作了“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和《青烟或白雾》，讲述上世纪从20年代到90年代，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迁，以及世道人心的变化。

山东是孔孟之乡，被儒家文化深深浸染。我们小时候，如果说一个村庄落后不开化，就说那是孔圣人没到过的地方。几千年来，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农耕文明，真正全面实现工业化不过是最近几十年时间。

关于中国的“三农”问题，历来有一些不同观点。有人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存在的根基，也有人认为它有劣根性、局限性。在我看来，传统文化对农民的影响有两面性，积极的一面是让人们坚守道德自律，比如耕读传家、诗书济世、勤俭节约这些理念；另一面则是小富即安、封闭自守，这也是过去100多年被不断批判的。

现在，很多传统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都被工业化、信息化改变了。物质的迅猛发展使农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城市化让村落变成社区，农民变成市民，传统的家族关系不再紧密。过去的农民喜欢串门、扎堆，现在都在微信群里分享信息。农村男青年想结婚，必须在县城里买套房子，即使不住也得买，否则找不着对象。

我有个乡亲，一个老头儿，过去在农村当媒人，业务繁忙得很，身上揣个本子，记录着各村青年男女的基本情况，整天到处跑。如今闲下来了，跟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要自己搞对象，不喜欢媒人介绍。过去的农村一家有事，招呼一声，亲友都来帮忙，现在很多事由专业团队或公司来操作，变成经济行为了。

2018年春节后，我回到40年前任教的家乡小学参加聚会，见到了很多当年的学生。在硬件上，学校比原来漂亮多了：主路上，云杉树遮天蔽日；操场上，跑道与草坪红绿相间。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教学质量远近闻名，邻村的孩子也来这边上学，学校规模全乡第三。

当年的毕业生都已年过半百，一些人白发满头、皱纹满脸。他们绝大多数仍是农民身份，有的在外打工，有的在城里居住，但整体的精神状态让我看到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大家放鞭炮、放烟花，共同回忆孩提时代。40年前，我们真没想到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时代的前行给我和我的父老乡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让我们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