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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常说“除非你不是巴黎人，否则就没法不为巴黎而骄傲”。但骄傲归骄傲，巴黎人经常为自己的街道和市容而焦虑。 巴尔扎克、莫里哀和雨果笔下的巴黎，是一座小巷纵横交错、破旧房屋星罗棋布的城市，“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隐患存在。在18-19世纪，几乎每个阶层都充满着对市容和街道的焦虑：穷人们抱怨工作机会不够，贫民窟通风下水不畅，动辄闹鼠疫、霍乱；中产阶级抱怨交通不便，流行的交通工具——弹簧马车不能四通八达，城市建筑和布局也有碍观瞻；有钱人和官府则有更深刻的焦虑，自1789年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狱起，巴黎人就一次又一次筑起街垒“闹事”，在他们看来，狭窄而复杂的小巷非常适合用街垒堵塞，铺地的大块卵石是筑街垒的天然建材和取之不尽的武器，小巷两边乱糟糟的破烂建筑是最好的障碍和掩体，建筑外墙上横七竖八的外露下水管（铅质），则是熔制滑膛枪弹丸的理想原料。 “如果明天的巴黎能像今天的伦敦，那我们就不焦虑了”。在1848年之后，上上下下的巴黎人都这么焦虑地嘟囔着。的确，当时的伦敦街道宽阔笔直，建筑和街坊整齐划一，一副“高大上”的气魄，让素来和英国不对付的法国人也不免“羡慕嫉妒恨”。 问题是，伦敦之所以能够重建，是因为1666年全城大失火烧作一片废墟，伦敦人等于在一张白纸上再建了一幢新城。巴黎人能这么搞么？ 1852年，好大喜功的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自称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既然是皇帝自然对首都市容、环境“焦虑”不已，迫切希望把首都变成自己想要的那个“与皇帝相称之伟大”模样——而且，虽然羞于启齿，但他的“街垒焦虑”可是很严重的。于是他任命向来主张“大拆促大建”的奥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为巴黎知府，主持巴黎的全面改建。 “奥斯曼焦虑” 奥斯曼的改建思路简单粗暴：首先，该拆就拆，而且不是一条街一条街地拆，是整片整片地拆，且优先从贫民区拆起；其次，在被拆得面目全非的市区像在白纸上划线般划出中心大街、干道、广场，形成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再围绕这条中轴线点缀各种“地标”，包括气势恢宏的建筑、各具特色的城市雕塑，以及精巧的花园和绿地等等。 当时的人们戏称，“奥斯曼焦虑症”的主要症状，一是对“横平竖直”的痴迷，二是相信自上而下的力量，三是觉得“长痛不如短痛”，这么折腾一下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巴黎上上下下对街道和市容的焦虑——他本人将这些总结为三大口号“美化巴黎、巨化巴黎、净化巴黎”。 然而“奥斯曼焦虑症”赤裸裸地“强迫主义”和“嫌贫爱富”，迅速遭到了许多巴黎人、尤其穷人和知识分子的抨击，著名作家左拉（Emile Zola）站在反“奥斯曼焦虑症”的前列大张挞伐，许多人都惊呼“巴黎已死”。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873年因巴黎大兴土木而引发房地产泡沫崩盘，让法国遭遇了一次空前经济和金融危机；在那前后巴黎疟疾横行，卫生专家调查后发现，这是因为奥斯曼盲目上马了很多“半截子工程”，令巴黎城内到处是基建大坑，这些大坑蓄满雨水后成了蚊蝇的“乐园”，这一切都是“奥斯曼焦虑症”信誓旦旦要解决的“巴黎焦虑”——更耐人寻味的是，巴黎公社和1944年反纳粹大起义的事实表明，巴黎街头是否有街垒，和街道上铺不铺鹅卵石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正因如此19世纪末至今、尤其二战后出现了对“奥斯曼焦虑症”的“反焦虑症”，巴黎市区的市政改造变得举步维艰，任何“反潮流”的建筑都难以被容忍，这使得今天的巴黎市区几乎没有高大建筑物，而如今被巴黎人和世人公认为“巴黎象征”的几座特色建筑——埃菲尔铁塔、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卢浮宫前玻璃金字塔，设计之初都曾被方方面面广泛“焦虑”过，差点就没法从图纸上走下来。不久前巴黎老街，一座面包房煤气失火引发全街坊火灾的一幕，似乎在表明“其实奥斯曼当年所焦虑的，在巴黎也并未真正彻底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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