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仪式的结构化与反结构化

　　内容提要：

　　作为媒介仪式和戏剧表现的综合产物，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央视春晚小品借助戏剧化冲突的表现形式承担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文化使命，其所采用的叙事模型和策略始终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从总体上来看，上世纪末的春晚小品中对负面问题的介入手法体现出了媒介仪式在阈限阶段的反结构特征，以及戏剧中对于神圣逻辑的消解；新世纪初的春晚小品倾向于在冲突与和解之间引入叙事化过渡，并且用社群性因素改造仪式中的个人因素；而近年的春晚小品则尝试以“仿真矛盾”的方式再造理想的社会图景，进而强化仪式的结构化功能和戏剧的价值教育属性。

　　关 键 词：

　　春晚小品/媒介仪式/戏剧叙事/结构与反结构/“神圣逻辑”与“现实逻辑”

　　作者简介：

　　刘宏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电子邮箱：[e-mail]；李婧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电子邮箱：[e-mail]；白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电子邮箱：[e-mail]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源泉及发展路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项目号为：RMXY2016C018)，受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一、导论

　　(一)媒介仪式理论的两条路径

　　自从凯瑞(James W.Carey)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传播的仪式观(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仪式研究在媒介研究中逐渐受到关注。凯瑞继承了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关于仪式中“共享”和“体认”的概念，并受到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符号象征理论的影响，将传播的仪式观表述为“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凯瑞，1989/2005：9)。在“建构现实”的基本框架下，研究者分化出两条路径：以戴扬(Danie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为代表的“新杜尔凯姆观”(neo-Durkheimian)回到功能主义的传统视角，关注媒介仪式在再造“机械团结”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直接路径；而英国传播学者库尔德里(Nick Couldry，2003/2016：11)基于批判方法提出的“后杜尔凯姆观”(post-Durkheimian)，其核心不再是简单的“秩序化”，而是回到“仪式过程”的路线，并引入了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对仪式过程具体阶段的划分，关注结构与反结构因素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国内关于媒介仪式的学术研究从2009年开始明显增多，广泛应用的领域就包括对“央视春晚”的分析。从1983年至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凭借其广泛社会影响力和高度文化典型性，被视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媒介仪式之一，也成为国内媒介研究的一个焦点。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央视春晚的研究大多沿用了仪式的功能主义视角，围绕国家意识形态、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等维度展开，将春晚定性为凯瑞(1989/2005：7)所定义的“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其中王立新(2009)用仪式符号学的解读将春晚阐释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资源”；张雅婷(2017)在《央视春晚的传播仪式观分析》中探讨了央视春晚在塑造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种群文化方面的作用；王玉风(2016)在对猴年春晚的分析中强调了其宣传性对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和集体意识的强化；张媛(2016)在《符号再现与记忆建构：传播仪式观视野下的“春晚”》中论述了春晚通过追溯集体记忆构筑“精神共同体”的作用。以上这类研究更贴近上述的“新杜尔凯姆观”，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输性的传播观(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亦即出于控制的目的在地域范围内播送信息的理解(凯瑞，1989/2005：9)。但是作为媒介仪式的春晚不仅承担着建构想象共同体宏大叙事的单一使命，事实上更多表现为各种社会文化存在相互角力的中央舞台，所呈现的主旋律也具有多元折衷的复调结构，而这些不断消长变化的社会文化要素的复杂动态博弈恰恰是三十多年来春晚风格和面貌变迁的根本原因。本文则转而尝试采用不同的研究路径，深入媒介仪式中的微观分析，在补充和完善该领域研究视角的同时，解析春晚所折射的社会思潮发展。

　　在不同类型的春晚节目中，语言类表演的小品节目凭借自身特殊的戏剧表现形式和感染力深受观众喜爱，其中经典作品不仅被视为历届春晚的代表性节目，浓缩了当时的艺术和文化风格，同时也体现了媒介仪式建构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关系。本文集中以央视春晚迄今上演过的全部小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叙事特征的梳理，分析归纳内在的仪式性传播规律。下文中提到的春晚小品若未加特别说明均指央视春晚小品。

　　(二)理论框架

　　本文分析框架主要基于以下两种理论：其一是人类学仪式过程理论。仪式作为人类社会建构共同文化记忆以及共享文化意义的重要形式，其现实基础就是社会对其文化功能的需求，这种文化功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强化。功能主义仪式观的奠基人杜尔凯姆(1912/2011：11)以强化人类共同体内部结构为理论落脚点，认为仪式的目的就是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杜尔凯姆理解的社会结构显得相对静态和稳定，而作为冲突理论代表人物的特纳则认为在关注仪式对现有社会结构的稳定功能之外，还应关注仪式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以及仪式中各种冲突因素的互动。特纳(1969/2006：95)在对仪式进行过程性分析(processual analysis)时，借用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理论将仪式分为三个阶段：仪式发生前的社会状态是“结构”(structure)，即高度秩序化的公共生活，通过规训强迫人们遵循习俗规范和道德标准；经过仪式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个人便从原有处境和先前位置(即“结构”)中“分离出去”，进入到边缘阶段——阈限(limen)①，阈限是仪式的关键阶段，是一种介于旧结构和新结构之间的模糊状态，世俗结构和级别在这里被暂时搁置，进入一种充满反抗性和混乱性的交融(communitas)状态，也被称为“反结构”(anti-structure)阶段；最后在第三阶段，仪式通过聚合环节重新回到结构性环境中。特纳等人类学家所提出的“结构-反结构-结构”模型解释了仪式中的动态转化，也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高度秩序化的结构强调社会共同体对于社会个体的规训和控制，反结构则体现为冲突和混乱。社会发展正是在这种结构与反结构、秩序与混乱、紧张与松弛的转换交替中延续和维持，这种转换和交替也构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仪式。媒介仪式中也有相似特征，库尔德里(2003/2016：11-12)指出，“媒介仪式的过程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秩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无序，而是这两者之间复杂且从未完全稳定下来的互动”。作为媒介仪式的春晚小品在叙事中鲜明地反映出了这种互动，并展示出各种维度上的对立和摇摆——包括人物角色的集体性与个体性、语言的非正式性与正式性、情节的冲突与和解等。小品作者试图以此实现仪式建构过程中两股力量间的平衡，并使得媒介仪式发挥其文化功能。

　　本文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来自于戏剧理论。在戏剧性叙事建构中也存在着实现各种对立力量结构性平衡的内在要求，也可以概括为“神圣逻辑”与“现实逻辑”之间的平衡(邓菡彬，2014：57)。神圣逻辑在社会实践中对应秩序、规则和道德律令，体现为对社群和集体价值的回归，奉行利他精神和爱国主义等道德操守。这种逻辑被广泛应用于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56/1989：34)所称的“前台”(front stage)表演中，这种表演倾向于采用“一种社会化、模式化和限定化的方式，与所处的社会的理解和期望相符”。神圣逻辑总是致力于塑造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图景以及积极正面的集体价值，但是所谓的现实逻辑却总是试图揭露出“后台”(back stage)中发生的各种负面问题。现实逻辑倾向于消解宏大叙事，凸显那些个体化的、充满欲望的和利己主义的现实人物和人性。神圣逻辑和现实逻辑之间的矛盾是戏剧内在冲突的重要动因，而平衡两者的方案则成为解决戏剧冲突的现实途径。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春晚小品既具有媒介仪式的性质，又脱胎于戏剧表演，因此同时含有上述两种类型的动态关系。这两种关系并非彼此孤立：神圣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倾向于维护结构，现实逻辑则主张反结构，不过由于它们描述的是不同属性和不同层次的传播行为特性，其间关系最多只是平行和呼应，而不是彼此重合和相互替代。本文用这两组概念作为切入口，通过探讨春晚小品在戏剧叙事中如何消解结构与反结构、神圣逻辑与现实逻辑间的内在矛盾，进而重构结构性平衡的过程，来分析其媒介仪式和艺术传播特征。换言之，本研究将尝试回答如下这些问题：首先，小品媒介仪式中的结构化力量是如何借助戏剧的神圣逻辑，使戏剧叙事服务于凝聚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其次，小品媒介仪式中的反结构化力量如何与戏剧中的现实逻辑相呼应，展现现实冲突并释放结构性压力；最后，这两种戏剧化力量借助何种叙事策略和文化逻辑走向折中，并最终实现结构性平衡。在这种分析框架下，笔者发现央视春晚小品叙事策略具有鲜明阶段性特征，并可概括为如下三种典型模式：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反结构模式，新世纪初的混合模式，以及近年的结构化模式。从总体来看，这三种叙事模式不仅能概括春晚小品的媒介仪式特性，还能直观反映其内在逻辑和流变趋势，作为在微观层次上对春晚媒介仪式研究的创新性探索，可以在呈现研究对象重要规律性特征的同时，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全新的问题诠释路径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