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理论与社会转型问题

　　作者：欧阳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01期

　　当今世界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与这种戏剧性变化相伴随的则是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迅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化理论的异军突起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来的“理论之战”，而这种“理论之战”则是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之战”所挑起的。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左派、改革论者等纷纷登场，极力发表各自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当代理论迫切需要解释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技术和社会政治的变化深深地改变着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人们的工作动机，引起政治冲突的议题，人们的宗教信仰，人们对待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的态度，对于生育孩子和维持家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在发生着变化。”[i]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今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如何从文化的视角对于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阐释则是如此的迫切。然而，既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及其理论范式都不足以应对社会转型问题的严峻挑战，因为它们不仅缺乏反思文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前提，而且无法打破学科局限和整合理论资源以应对社会现实的新格局。当代文化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诉求中应运而生，其爆炸式的增长态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现有学科中，“文化理论”仍属于身份不明的新兴学科。它既没有一种成熟的学科建制，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门派，而是类似于学科杂交的理论组合。从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上看，文化理论几乎横跨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艺美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或者说它就是从这些学科中间生长出来的跨学科范式；从理论前提和观念取向上看，文化理论囊括了马克思主义（包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

　　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后现代主义等思想分支。当代文化理论的兴起和流变自始至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这些争议大致有学科的、理论的、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理论”之所以被学者视为“图书馆编目人员的噩梦”，[ii]正是在于它的超学科性和反学科性（如果我们去阅读那些文化理论大师的著作，如福柯、拉康、巴特、列维-施特劳斯、阿尔图塞、德里达的作品，就无法判定究竟是属于哲学还是历史学，是属于文学还是政治学）。当然，“文化理论”还与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搅和在一起，它们之间往往很难分开（也可以说文化理论就是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后现代主义理论就是文化理论）。它始终坚持反哲学、反传统、反现代、反现实的思想姿态，而表现出锋芒毕露的批判性和政治性维度。事实上，“文化研究的构想旨在推动社会的转型，并且试图具体说明统治与抵制的力量，以便推进政治斗争和从压迫与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进程。”[iii]

　　作为一种新生代的和过渡性的社会认识范式，“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位置，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始，历经70、80、90年代的思想碰撞和方法更迭，尤其是进入新千禧年以来，“文化理论”的问题探索和方法建构总是在回应时代的变化。无论从研究者和出版物的数量还是从会议和刊物的影响来看，“文化理论”不仅逐渐打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原有分工格局，而且进一步地确立了它的学术地位。面对当代社会转型所引发的诸多矛盾问题，诸如消费资本主义及其新型控制形式，“新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全球化的文化冲突及其多元文化主义，当代文化理论不断地升级换代，从而为许多学科带来了理论上的活力。我们下面将围绕“文化理论”的基本主题及其方法建构，寻找当代文化理论与社会转型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从整合性、解释性、批判性等方面来评析它的思想意义及其理论价值。

　　一、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所属的发达工业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英国学者鲍曼将其称之为“第二次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 Mark Two），[iv]以区别于近代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第一次巨变。面对这个“第二次巨变”的客观事实，基本上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争议的问题所在是如何解释和评判这个巨变的性质和影响，以及如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走向。当然，不同的学科理论就会有不同的视角和原则。一般而言，经济学家更喜欢使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或者“柔性资本主义”（soft capitalism）来解释这种变革，强调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的发展趋向，突出非物质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社会学家有许多概念来描述这个新型社会的特性，诸如后工业社会、景观社会、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电子社会、风险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按照丹尼尔?贝尔最先的推断，“后工业社会首先是社会结构性质的变化……在经济上，它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在技术上，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的中心；在社会学上，它是新的技术权贵的兴起以及新的阶层原则的开始……更加一般地说后工业社会意味着新中轴结构和中轴原理的兴起：从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信息或知识社会。”[v]文学批评家也有自己的判断，如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詹明信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出发，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所发生的某些变化，提出“只有透过某种主导性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我们才能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真正差异做出评估。”[vi]在政治学家的眼中，“发达工业社会正在经历一个逐渐的转型，即从强调经济和物质保障的首要性，转向更多地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 [vii]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从看重物质主义转变为偏向后物质主义，对于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更加关注。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哈特和内格里所述，今天的工业劳动不再具有支配性地位，而是让位于知识、信息、交流、情感等“非物质”的制造活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已经转向了人类生活的整体动员。[viii]以上这些学科的描述和判断都指向了当代社会的重要变化。

　　我们不难发现，在评判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的性质及其特征的时候，无论哪个学科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及当代社会生活的“非物质化”。这里“非物质化”所表达的其实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向”。在当代文化理论各分支中，尽管彼此存在着许多歧义甚至对立，但是他们明显有着这样一个共识，即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轻生产逻辑而重文化逻辑的发展阶段。换言之，我们今天愈加处在一个由符号和话语所塑造的世界中。对于“文化主导”的新时代，无论用“消费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还是用“审美资本主义”和“软性资本主义”等概念给以明示，都是在突显当代社会运行中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完全与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引导作用。根据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事实上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基本要素。“没有哪一个社会像它这样被符号和信息填满。在消费资本主义中符号的无所不在意味着真实的优先性发生了颠倒，一切都以文化为中介。”[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