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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来自日本电影《垫底辣妹》.影片讲述了一个学习成绩垫底的女孩，通过努力顺利考上大学的故事。实际上，日本的高考压力也是出了名的。 1987年7月6日下午，我们这些住校生在班主任王尚志的带领下，从亳州城北关的亳州一中来到市中心，住进粮食局上面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我们要参加那一年的高考。 没有送行仪式，没有誓师大会，没放飞孔明灯，也没有撕书扔试卷，更谈不上有所谓心理专家给我们进行减压，甚至，连个送考的家长都没有，班主任把我们送到招待所后又回家了。 那个年代车少，街道上谈不上车水马龙，但人流依旧熙熙攘攘，骑自行车的人摁着铃铛来来往往，自行车的铃声是不需要禁鸣的，何况，那个年代的人还似乎不知道在高考期间需要禁鸣。市民慢慢悠悠地过着一如既往的生活，如果家里没有考生，他们也许不知道高考的具体日期，小商贩们依旧扯着皖北人特有的嗓子叫卖。 7月，是一年中最燥热的季节，皖北大地刚刚收割完麦子，让太阳的热气无法在田地里藏身，热浪便漫无目的地流浪，遇到城市，立刻在楼宇间扎根下来。所以，拉三轮车的，和摆大排档的，还有坐在街道边乘凉的汉子，一概打着赤膊，只穿着宽大的短裤。大排档边，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喝酒划拳，输了的人仰头喝下一杯啤酒，拍一拍肚皮，继续八匹马五魁首地划拳。 招待所房间里没有空调，所以无法关闭窗户阻挡这些市井的噪声。事实上，我们也从没想过这样的噪声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按照过去三年的习惯，不到12点是很难入睡的。到12点，街上已经人影寥落，只有昏黄的路灯偶尔拉长一两个行人的影子，说不定连路灯都要入睡了呢。 班主任之所以让我们提前一天住进招待所，只是因为我们的考点在临近招待所的亳州二中，这里离我们的学校有半个小时的距离，他想让我们尽可能多睡一会，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应对办法，这么多年来，他送走一届又一届学生，每一届，他都是用这样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我们学校所在的城关，那几天电路维修，学校停电。如果在学校住，没有电，无法利用最后一个晚上临阵磨枪地再看看书，三间打通住了20多人的宿舍也闷热不堪，如果休息不好，肯定会影响高考的发挥。 在此之前，我们的班主任王尚志老师，那个有着又红又大酒糟鼻子的老头，已经单枪匹马地找过供电部门，拍着部门负责人的桌子说“如果再不供电，我就带着学生上街游行。” 王老师教我们历史，是年级组长，每天早晚都在操场上练气功，鹤翔庄。据他自己说，长期练气功让他酒量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某个方面的功能特别强大。他和我们这些男学生炫耀的时候，他的夫人，也是教我们生物的黄老师，就在旁边笑骂他“不要脸”。在我们看来，王老师练气功最大的功效应该是他上课的气势，底气十足。那时，还不像现在的老师上课腰上别着麦克风，全凭老师肉嗓子，王老师讲课的时候，即使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他也能把浑厚的声音送达，而且竹筒倒豆子一样清爽。尤其是他训斥学生的时候，嬉笑怒骂信手拈来，什么话痛他捡什么话说，而且让你无法反驳，也不敢反驳，否则，他扬起他那蒜臼子大的拳头的时候，估计没有几个学生能招架得住。 我们怕王老师，但供电部门一点都不在乎他，被拍了桌子的供电部门负责人仰着头说；“高考关我们屁事，你带学生游行去呀，就是县长来了，我们也得慢慢修电路。有本事你让县长去修电。” 与供电部门交涉无果之后，王老师回到学校，站在教务处门口对着校长办公室叫嚷的时候，尽管离我们教室很远，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复习的我们也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咆哮。那一刻，我想到母鸡：带着一窝小鸡的母鸡，一旦遇到可能对小鸡造成威胁的动物，立刻支楞起翅膀，把小鸡们聚拢在翅膀下，咕咕怒吼着冲向对方。 但王老师这一次的对手是供电部门，在八十年代，那是个权利极大的部门，他们才不管你什么高考，只是按照自己的进度，慢条斯理地维修。 没有办法，王老师和其他三个班的班主任商量的结果，就是四个毕业班全部提前一天到考点附近的宾馆去住。 这么多年来，每到高考前，我都会莫名地紧张。高考前的几天，总是梦到自己在高考，不是丢了准考证，就是进入考场迟到被监考老师拒之门外，有时还能梦到作文题目。但是，那年高考的时候，我一点压力都没有。6号入住招待所，5号晚上还跑到市内看电影，4号下午还在操场上踢了一场足球，3号晚上和几个老乡在学校后门外喝了一场不大的酒。是王老师教导我们的：“大考大玩儿，小考小玩儿”，我们当然知道不对，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但为了能多玩一会，有王老师这话在前，我们当然要拿鸡毛当令箭了。 快到12点的时候，空气稍微凉爽了些，城市也昏昏欲睡地静了下来，我们准备入睡备考。 但是，楼上的印刷厂叮叮当当的工作声一刻也不曾停止，是那种老式印刷机，盖钢印一样一下一下地敲，在夜空中越发清脆，而且无法过滤。 我们公推班长上去交涉，印刷工一脸不屑：“你们考试我们就得停工？人家明天一大早就来取活，耽误了你们可赔钱？” 没有投诉电话，没有市长热线，没有禁噪令，我们灰溜溜地从楼上下来，躺在床上使劲睡。睡觉这东西真的是奇葩的物种，你越使劲，觉越睡不到，那种叮叮咣咣的声音反而像在耳边一样，一点一点把你的睡意赶走。 有几个同学忍无可忍，愤然起身——他们拎着书本回学校宿舍睡觉去了。 我们这些不愿回校的，只能数绵羊一样，数着印刷机的声音，慢慢哄自己入睡。我们坚信，反复的同一个旋律，一定会让人产生听觉疲劳，噪音就会变成催眠曲。我忘了是哪个同学说的了，至今让我钦佩不已。 果然，在静心凝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把自己骗入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精神抖擞地走进1987年的高考考场。 三天高考结束，我带着行李回到涡阳老家。 到家时，恰是雨后。父亲刚从发芽的豆地里回来，两脚污泥。我问父亲，我应该报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父亲一脸茫然，“俺也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哦”了一声，拎起粪筐，下地割草去了。收麦的时候没能回来帮忙，家里养的近百只长毛兔，还在等着我喂养呢。 那时，高考实行的是估分填志愿，而且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大专每个档只能填一所学校，不像现在的知分填志愿而且是4个平行志愿，所以根本不知道当年的录取分数线会有多高，只能根据前一两年的录取线作为参考填报志愿，一旦估的分数和实际分数悬殊太大，填报的志愿就会“死档”，所以经常会出现高分进差校或者低分进好校的现象，没办法，那时的填报志愿就像赌博，愿赌服输。 数学一直是我的短腿，那年高考自我感觉考的一塌糊涂，所以估计只能在重点大学录取线徘徊。于是按照班主任的建议，保险起见，只填报了省内的高校，至于专业，也就随手填了喜欢的中文。 分数出来后，令人沮丧，我的成绩竟然高出重点高校录取线15分。前一年成为热点的某著名重点大学新闻系，1987年的考生望而生畏，报名的不多，所以录取线竟然比我的分数低两分！那个学校，那个专业，一直是我梦们以求的，只是因为胆怯，永远失之交臂。 但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怯怯地向父母表示了复读一年的想法，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好一会才说：“家里背了一屁股账，复读一年，又得一大笔钱，还是去上吧，师范出来当老师，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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