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作者简介】 陆道夫，文学博士，汉语言文学教授，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广东省教育厅“千百十工程”校级学术骨干第一批、第二批培养对象，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广东省哲学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广东省教育厅高级职称评审专家库成员；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硕士论文校外评审专家。广东省翻译家协会理事，广州市外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会员。现任教于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广州大学——卫斯理安学院美国文化中心常务副主任。 1989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获硕士学位；2007年博士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获博士学位；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由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选拔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师从北美著名学者Linda Hutcheon教授，从事后现代主义理论、比较文学和美国大众文化研究。曾担任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广州大学卫斯理安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叙事》(中国版)学术辑刊常务副主编。 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南京社会科学》、《河南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学术论坛》、《世界电影》等国内核心刊物发表论文、译文近50篇，翻译出版教材、教辅和学术著作达20部。其中，《看与被看：后现代媒介文化中受众的身份认同空间》等多篇学术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以及上海图书馆《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收录或转载。翻译出版的美术史著作《造假者的声望》，哲学、政治学经典《利维坦》等受到读者和书市好评。 主持或参与的省、部级课题共6项，主要有:《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2006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编号:06K06)；“走向一种媒介文化理论:约翰菲斯克文本、受众、体验思想研究”（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项目编号为: 09YJA751043)，“当代英美亚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运用”(2010年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批准号为10WYXM047)。参与的课题项目有：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记忆，身份，叙事，伦理——美国当代自传文学研究》；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美国女小说家欧茨作品中的女性生态主义研究》。主编的《英语专业学士论文写作教程》于2010年获得中国大学出版协会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一等奖。主持的课题“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结项优秀奖。2017年获得美国文化中心联盟（ACCEX）颁发的“优秀领导奖”。 鲁亚萍，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在读研究生。  陆道夫教授  鲁亚萍 【人物介绍】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1964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应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的邀请，留在剑桥担任他的助手，做助理研究员。1969年转到牛津大学任教，长期担任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现任圣母大学客座教授。 20世纪80、90年代曾两度来中国访问讲学。目前，伊格尔顿的著作已有15种中译本，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之后》等在我国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伊格尔顿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是马克思文学理论批评家中的“珍品”，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拓展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发展空间，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新的形势下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中的重要一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著述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国际理论界拥有广泛影响和众多读者。从研究的范围和宽度来看，目前国内对伊格尔顿的研究主要涉及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艺术生产理论”和“文化研究”三个方面。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ton，1943-) “理论之后”，文学何为？ ——从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谈起 陆道夫、鲁亚萍 《郑州师范教育》（郑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摘要: 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一向以理论的前瞻性、批判性和先锋性而著称。在其引起学界轩然大波的重要著作《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一书中，伊格尔顿重新检视了理论的黄金时代，并宣布了理论的终结。通过对文化批评的价值反思，他提出了文学研究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路径，回答了文学研究的未来趋势，进而表明其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新姿态。事实上，《理论之后》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在于：文学研究应该回归到文本本身，不该对文本和作者进行过度的理论阐释和读解。 关键词: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文本细读  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曾于1965年至1980年共十五年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和思想家，算得上是“理论的黄金时代”和“理论高峰”期。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反理论的思想大家，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就曾宣布上帝死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则宣布作者死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甚至宣布连读者也死亡了。到了21世纪，伊格尔顿毅然决然秉承其先辈的反思精神，一改其往昔的理论家标签和风格，干脆宣布“理论终结”。 《理论之后》便是他重新反思理论的又一力作。全书共有八章，分为两大部分。前四章的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对比不同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表现了伊格尔顿对现代文学发展趋势的悲观态度，因为人们越来越只关注即时的快乐，把乐趣当做自己唯一的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他重点讨论了“理论的兴衰”。伊格尔顿以柏拉图的理式 (eidos)①范畴作为文艺理论的起源，对二战后涌出的一些新的文化思潮，如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等作了探讨。到了20世纪90年代，抽象的结构主义、解释学等逐渐让位于更加具体、更可感知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而这些回归并非都是正面的，读者在文化创作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及文化理论是发展的概念，所以就很难对文化加以界定。事实上，文化理论本身具有自相矛盾性。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小说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就不应该一成不变，有时需要站在作者的角度去细读作品，有时需要“远观”而不可“亵玩”。在评价一部作品时，不能加入个人的色彩，也不能完全扭曲作者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旨，必须找出作品的特征，它们会支持你对作品的诠释。  《理论之后》（英）特里·伊格尔顿著，2009年，商务印书馆 全书的后四章即第二部分，通过讨论真理问题、道德问题、无神论者、基要主义者教条等四大问题，伊格尔顿向我们展现了他本人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 伊格尔顿指出，道德和道德主义并非同一个概念，而马克思主义所犯的错误在于将道德界定为道德主义。事实上，爱需要法律去维护，而法律必须精准，必须平等待人，平等待人不是将每一个个体视作同一，而是尊重差异，以同样的特殊性来对待每个人。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爱的典范不是爱朋友，而是爱陌生人，特蕾莎(Mother Teresa，1910-1997)② 修女就是典型的代表，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而平等是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由于无神论是宗教的变体，他们往往会偏激的看待外物，物质资源如此丰富的现代社会，穷人依旧存在，这是让人愤恨的原因。在伊格尔顿眼里，上帝根据自己的意志创造了人类，于是人类成了世界的中心，人类被推到了上帝的位置，也就注定了它必然会跌入深谷，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宣告上帝死了，也就表明人类的死亡。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从文字的表面去理解经文，试图将神圣的经文解释为世界的基础，但是有时难免造成牵强附会，基要主义者的教条填补了人们的虚无，他们试图定义人的意识，但意识本身其实就是虚无的，人们永远无法活在当下，所以，自古以来，一直有人宣称“只争朝夕”(seize the day)。在伊格尔顿看来，虽然人类害怕死亡，但是，死神对于人类而言，则成为亦敌亦友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把死亡随时放在心上，那么，我们的品行就必定会更加高尚，社会关系也变得会更加和谐。 众所周知，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迄今差不多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其自身的“他律”和“自律”原则在运行着。西方文艺理论大致可以分为古典文论（前8世纪-15世纪）、近代文论（16世纪-19世纪末）、现代文论（20世纪60年代以前）、当代文论（20世纪60年代至今）四个时期。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各类批评理论异彩纷呈，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文艺理论造就了很多杰出的理论明星，如阿尔都赛（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1925-199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等。伊格尔顿本人作为理论家自然也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在他的批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三个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重要理论维度，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传统、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从精神分析到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的理论。[3]当人们发现他在《理论之后》中宣称理论的“终结”时，可想而知，理论界是多么的震惊。伊格尔顿在批判、反思文艺理论时，也试图找出“良药”，希望能够使文艺理论“起死回生”，而这剂良药就是马克思主义，[4]他于2011年出版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2011）通过大量实证，反驳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为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新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观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始终相信，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那就决定了它能够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伊格尔顿反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例如，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声名狼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当做权力斗争的武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曲解。用中国学者张江的话来说，这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强制阐释”（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亦即，阐释者为了自身的目的，离开文本进行阐释，这是对文本本意的曲解。[5] 很显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该加以过度解读和阐释,而应该结合时代背景和当下语境，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归的原典解读。对此，美国文艺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其《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1966)一书中明确指出：所谓“林林总总的阐释不过是以修补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认为太珍贵以致不可否弃的古老文本的极端策略”。[6]过度的阐释不但没有创造，反而使得原本就很贫瘠的世界变得更加的贫瘠，阐释中有误解、有重复，它是对作者本意的蒙蔽。当然，马克思主义自身其实也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文化理论的商品化和资本化问题；又比如，文化研究中的人体话题通常表现为色情的肉体之问题，而不是饥饿的身体之问题，等等。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以阿多尔诺 (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1895-1973）、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 1900 – 1993）、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等人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最具代表性。他们敏锐而深刻地分析了以媒介组织及媒介产品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揭露了大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技术性、商品性、标准化、批量化、操纵性、娱乐化等种种弊端。法兰克福学派的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犀利的价值批判态度，它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现实文化问题和合理规范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应该以新的视角，站在新的维度上去重新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左图：《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英）特里·伊格尔顿著，2011年，新星出版社 中图：《如何读诗》，（英）特里·伊格尔顿著，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右图：《文学事件》，（英）特里·伊格尔顿著，201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 在伊格尔顿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科学和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着眼点仍是人类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颠覆的正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物质异化的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越成功、道德就越败坏的原因。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揭露，还在于其科学辩证的研究方法对当今社会同样适用。 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如此有新生命力，那么，“理论之后”的文学研究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是运用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还是继续专注于林林总总的理论流派？抑或致力于理论创新？虽然新批评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但究其文学批评的实践来看，依然不乏生命力。我们知道，新批评强调对文本本身进行考察，包括阐释内容、诗歌技法等。伊格尔顿在其近作《如何读诗》(How to Read a Poem， 2007)一书中，指责那些认为文艺理论妨碍了对诗歌进行细读的批评家，强调细读并非问题之所在，关键是，一个人在细读诗歌时要追寻什么。[7]虽然他在《理论之后》这本书中宣告了理论的终结，但伊格尔顿本人其实并没有彻底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伊格尔顿始终认为，文学理论是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如果你要做一个关于“女性主义形象的研究”，你可以细读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小说，也可以去研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或者两者都读，所不同的是，文学理论为我们阐释文学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文学作品。英国著名批评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对伊格尔顿有意拔高文艺理论的地位很是不以为然，他在《向一切说再见——评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一文中指出，“《理论之后》不仅是一部令人气恼的著作，而且是一部雄心勃勃和令人深思的著作，但是该书过高地估计了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同时没有对其内部的历史做适当的分析。”[8] 不可否认的是，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固然不可或缺，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析作品，但是正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过度依赖理论，反而有可能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因此，我们认为，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妨试着抛弃理论的“束缚”，循着自己的内心去判断文学作品的好与坏。 德国文学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句话与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一书中的批评实践不谋而合。不同于那些严肃深奥的诗歌理论专著，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一书中力图尽可能多方面地演绎诗歌的鉴赏方式，借此以表明自己的研究路径和批评立场。伊格尔顿细致地讨论了文本的意义和主观性（meaning and subjectivity）、文本的语调、情调、音高（tone , mood and pitch）、文本的强度和速度（intensity and pace）、文本的纹理（texture）、文本的句法、语法和标点（syntax, grammar and punctuation）、以及文本中的含混（ambiguity）、韵律（rhyme）、节奏（ meter）和意象（imagery）等。无独有偶，伊格尔顿一改过去长于理论思辨的研究路径，在其另一部著作《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 2012)[9]中也强调细读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不难看出，对于伊格尔顿来说，文学作品的优劣与否，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相反，读者能否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而对文学作品做出符合其自身规律的合理细读和阐释，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幸的是，国内外不少学者早就开始重新重视并尝试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比如，美国学者布莱斯勒（Charles E·Bressler，1926-1996）在其《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1994）这本第5版的畅销教材中，尝试借用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短篇小说《好小伙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1835），举例说明如何运用文学理论来阐释细读一个文本。他把西方文艺理论中许多抽象且艰涩的理论概念，深入浅出而又有机地融入到文本细读的批评实践中，呈现出了文学批评新的生命力和丰富潜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在其《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1992）一书中，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仅以时间为线索，将貌似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贯起来。他从文本出发，根本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本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了。[10]宇文所安的文本细读，让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学术界焕发了新的生命。 左图：《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第五版），（美）布莱斯勒著，赵勇、李莎、常培杰译，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图：《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美）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右图：The Great Gatsby，F·Scott Fitzgerald，1925，Charles Scribner's Sons 再比如，国内学者赵毅衡在其《重返新批评》（2009）中，对各个流派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了归类，首先是有机整体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其次是有机统一论，以黑格尔为代表；最后是唯形式论，以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为代表。[11] 陈太胜在《新形式主义：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一文中用“新形式主义”肯定了伊格尔顿“炫技”式的文本细读，并认为，这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发展的自然选择。[12] 申丹在其《叙事、文体与潜文本》（2009）一书中提出“整体-扩展细读法”（over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这种方法“以文本为基础，以打破阐释框架的束缚为前提”。申丹认为，所谓的‘细读’，有两个特点：一是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策略；二是细读局部成分时，仔细考察该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所谓的“整体细读”，其实就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两者相互关照，相互关联，不可分离”。 [13]而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综合考察；二是对作品和语境加以综合考察；三是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性和对照性加以互文考察。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大大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为读者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比如，在分析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时，我们可以用女性主义批评来分析作品中的新女性，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作者对待这些新女性的态度，也可以用精神分析理论来阐释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绿光”（green light）赋予的特定内涵。但是，一方面，当读者在使用某种理论阐释文学作品时，如果背离文本话语，就不免造成“牵强附会”，这也就是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另一方面，如果过度依赖理论，亦不免造成“过度阐释”。因此，在文学研究中，“理论诚可贵，实践价更高”，文学理论是文学实践的基础，但切不可被各种理论局限了文学研究的视角，遮蔽了细读文本的真谛。 注释 ① 理式是柏拉图的哲学和美学的核心概念，他认为文艺是对理式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理式是世界的本源。 ② 特蕾莎修女是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于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参考文献 [1]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2] 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M]. 商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阎嘉. “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J]. 厦门大学学报,2009(3):32-28. [4] 孙燕.理论之后：如何重建文学研究——以伊格尔顿《文学事件》为中心[J].文艺理论研究2016(4)103-110. [5] 张江. 强制阐释论[J]. 文学评论,2014(6):5-18 [6]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 伊格尔顿. 如何读诗[M]. 陈太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8] 戴维·洛奇. 向一切说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J].王晓群译. 国外理论动态,2006(11)52-56. [9]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M]. 阴志科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10]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第3—10页. [11] 赵毅衡.重返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0—35页. [12] 陈太胜.新形式主义：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J] .文艺研究，2013（05）14-24。 [13]申丹. 叙事、文本与潜文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12-13页. 图文编辑：鲁亚萍（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 图片素材来自百度图片及百科。 原文版权归作者所有，引用转载，请注明来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