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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小说家和戏剧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不受时代思潮约束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由于他的干预，使得一种枯燥乏味而又墨守成规的文化变得有生机起来。他的笔锋，就像他的学术同仁哈罗德·布鲁姆、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所熟知的那样，是犀利和不留情面的。 《批评家的任务》一书是马修·博蒙特对伊格尔顿的访谈集，涵盖了伊格尔顿的个人阅历以及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的发展过程。本期文字节选该书第十章“死亡/爱”中的几个小节，伊格尔顿分别谈论了悲剧、马克思主义、如何读诗、体育和爱。  为什么悲剧能带来快感呢？对于这个大家都听厌了的问题，其中一个答案可以是因为它与救赎的愿望息息相关，所以被卷入一种“变成”和“是”的辩证吗？ 哦，悲剧带来快感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答案也许可以是，因为我们都是施虐的浑蛋。按照戴维·休谟的观点，我们难过地目睹了他人的不幸，同时他们也让我们感到高兴，主要因为他们使我们感受到一种优越感。悲剧就像崇高，允许我们沉浸在引发共鸣的死亡本能的愉悦中，并欣慰地得知自己不会真正受到伤害。并且，因为悲剧是艺术，我们知道剧中的人物也不是真的受到了伤害，从而减轻了自己的罪恶感。观看悲剧时，我们会为自己还活着而高兴，即使明知道李尔王活不了；我们也会有罪恶感，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是快感的又一来源。  悲剧带给人的是一种略带恐惧的快感，在观看作为崇高的现代形式的恐怖电影时同样会产生这种快感。悲剧也放任我们面对和预演自己的死亡，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死亡带给我们的恐惧。而且，这是让我们产生满足感的一个来源。我们观看悲剧的结局时也会有快感，当然，悲剧的结局受到审美形式的约束，因而是可掌控的。正如叶芝在他惊人的不加雕饰的诗歌《天青石雕》中所写的，悲剧也不能再发展分毫。我们看着一世之雄最终逝去，从中获得一份幸灾乐祸的喜悦；但我们也着迷于主人公超越自身困境的力量，这种伟大的能力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太多了。比如，悲剧满足我们的正义感以及对秩序的愤怒。又如，它能同时迎合我们的施虐倾向、受虐倾向和道德良心。我们想看人受难，这样，通过伴随他们一起受难，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受虐，但维持这种受虐意味着要让他们继续受难，这是一种施虐行为。除此之外，艺术本身有愉悦人的功能，不管怎样，这也是快感的一个隐晦的来源。  现在你会如何形容马克思主义和悲剧的关系呢？斯坦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悲剧的，因为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在《陌生人的麻烦》中，你把社会主义描述成一项“悲剧性的工程”。 在这个问题上，那种最幼稚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仿效资产阶级进步主义，我指的是希钦斯或道金斯的那种资产阶级进步主义。他们欢呼“人性万岁”，简单地丢弃掉许多压制性的障碍——传统、宗教、统治阶级、迷信、生产的社会关系等等，并以为我们可以开足马力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启蒙、人类的解放和中产阶级个体的自由。这种荒唐事，在伊斯兰主义和9·11事件之后，已经迅速成为一种正统的自由主义的智慧。这与格雷厄姆·格林所写的文静的美国人一样自大无知，令人震惊。他们还觉得我们拥有自由，但那些恶棍正试图夺走它，总之，都是A.C.格雷林之流的无稽之谈。 威廉斯《现代悲剧》中论悲剧与革命的一章，最为精要地证明了进行社会主义的变革确实是一项悲剧性的工程。只有那些缺乏这种认识的人会觉得行不通，或草率地归结为，按照过去的经验，革命意味着大量的流血事件。我们必须纠正这样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变革不是不可能达成，但一定是悲剧性的过程。当马克思借由人性的彻底改进来谈论人性的彻底泯灭时，他是一位悲剧人文主义者，他既不是乔治·斯坦纳那样的悲剧反人文主义者，也不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类型的非悲剧人文主义者。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事实上，恰恰相反，没有人能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人类的不幸，如果不对人类怀有同样深厚的期望的话。 雷蒙德·威廉斯，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伊格尔顿“学术道路上最持久的参照依据”。 但愿这种革命或变革不是必需的，但愿我们不是只有通过剥夺我们自己才能得到幸福。最艰难的解放形式始终是自我的解放，女性主义者、精神分析理论家和神学家都知道这一点，但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葛兰西之后）似乎都还不太明白。他们中有些人认为这种“精神的”讨论令人尴尬。其次，一些唯物主义者对精神性概念的理解跟麦当娜对此概念的理解一样愚蠢。只是他们拒斥精神这个概念，而麦当娜很信奉，在其他方面则没什么差别了。不过，正如维特根斯坦曾经说的：“如果你想看到灵魂，那么研究身体。” 你简要地提过《如何读诗》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英国小说导论》的姊妹篇，尤其是它也承担教学义务，以及它的论题相对而言也不是很时髦。是什么促使你写这本书的呢？ 主要是我在曼彻斯特教书的时候，觉得学生几乎丧失了细析语言文字的习惯。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指导他们。正如我在书中讲的，他们连“这首诗的盛气凌人的语调跟它的混乱的句法不相符”这样的话都不会说。一方面，说这话显得有些无聊；但另一方面，又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读好一首诗，你必须学会听它的语调、感受它的文采、感悟它的节奏或情绪上的变化。我看到现在学文学的学生接受的教导几乎都是传统的内容分析，他们认为关注形式仅需知道它是否押韵或格律如何就行了。内容分析本身很好，但我认为它不是文学批评。批评研究的是语言这一介质的层次与复杂性。尽管这项工作不是万能的，但也不能不以为然。 诗歌可作为话语或修辞而非语言规则，真实地测试人对语言的反应能力，我已将此作为书中的一个论题了。总之，研究用于变化而不是用于意识形态和阶级的诗歌断行与提喻法很有意思。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古典的修辞可概括为两件事，二者相辅相成：比喻语的艺术或学问、有效公共讲演的实践。换言之，修辞作为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批评形式，兼具文本性和政治性。20世纪的绝大多数批评都被认为倾向于文本性，从1970年代开始，出现了倾向于政治性的反拨。这两种路数都不同程度地缺失了文本性与政治性的相互交错，而二者的交错对古代的修辞以及历史上大多数重要的批评来说很重要。在注意纸页上那些名扬四海的文字的同时，也应该注意那些构建它们的历史力量。 这个关联提出了极为普遍的、有政治意义的且与文本细节密切相关的问题，所以文学理论也试着以自己的方式重塑这个关联。理论家不做细读几乎是公认的，对巴赫金、阿多诺、本雅明、詹姆逊、克里斯蒂瓦、哈特曼、德里达、德曼来说，也对吗？在优秀的会做细读的理论家面前，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尽管对他们的蹩脚的模仿者来说很正确。这个陈腐的说法，颇像声称恐怖分子惊人地长着一张正常人的脸，身为恐怖分子，居然向来对邻居彬彬有礼，必须提防任何一个有类似行为的人。 你在《人生的意义》中称“现在，体育运动成了人民的鸦片，而非宗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育运动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说它同时具有意识形态的和乌托邦的作用呢？ 体育运动结合了最好的技术和最广泛的吸引力，因此最具代表性地解决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不是电影或科幻小说能做到的。同时，正如我在书中提出的，它可以替代某些政治价值：团结、传统、节庆、竞争、忠诚、英雄人物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运动没收了可用于政治生产的巨大能量。没有体育运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将深陷政治困境。“面包和马戏”这种笼络人心的论据很适合用在这里，至少适用于谈足球。在一个异化的社会里，其他还有什么地方能让普通民众获得这些体验呢？如果体育运动是排解大众的政治能量的一个安全阀，这不是与政治共谋，那么确保上万民众上街造反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体育运动。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涌上街头很可能只是为了抗议取消体育运动。补充一句，上学时，我曾硬被拉去打橄榄球，其实我宁可把时间拿来读阿尔贝·加缪，像个书呆子，但即使一个书呆子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可取性。 你能更清楚地解释一下你在《陌生人的麻烦》中所主张的“政治之爱”吗？你之前在《美学意识形态》的结尾部分也提到了这个概念。 爱，有的人认为它主要指性欲、爱情、性行为或暧昧关系，一旦我们将这个重大的概念援救出此类狭隘与贫瘠的理解，便可发现它是一种互惠关系，各方互为对方自我实现的依据。政治上的这种爱的相互关系可以按照《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来理解，我先前也引用过，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只是设立某一套制度，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接近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状态。这是它令人费解的一个原因，也是不少人不想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原因。但还有比这更有益、更有价值的生活形式吗？基督徒无疑也相信它，只不过他们坚持认为，这最终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除非经历身体复活这样的肉体革命。在他们看来，最具历史必要性的事物也是最不具历史可能性的事物。愤世嫉俗者和怀疑论者会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赞同这个观点，而一些左派人士却认为共产主义的状态是可以历史性地达到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把爱看作是私人的事情，与政治无碍，这个观点是现代性的一个灾难性的失利，所以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不是这些人会放在心上的事。爱对他们来说跟修剪指甲一样都不是政治概念。大多数左翼分子其实也是这种想法，虽然不应该。他们同样觉得，爱是在辛苦劳累地发了一天传单后要做的某些事，只有当性行为是政治事件时，爱才与政治有关。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的盲点之一是，以为只是由于性行为，跟爱相关的一切才有了政治意义。  即将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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