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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位女士和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她有个女友与人恋爱，一段时间后对方老婆找上门来骂，才知道那男人并非单身。她们气得想报复，还说了些比较极端的想法。 我说，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赞同冤冤相报，更不能用违法方式。 她并不认同：对渣男就该惩罚，如果息事宁人，受害者岂不是白白受害？ 我说，那男人已经结婚，你女友是事实上的小三，他老婆才是受害者。 她说，那男人自称单身，我女友不知情上当受骗，也是受害者。 我说，一开始可能是这样。 但人是社会中的人，不会没有任何社会关系。那男人又不是从天上忽然掉下来的，不可能没一个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和他恋爱期间，哪怕见到其中一两个知情者，都会感觉到点异常。如果这些人一个都没见到过，那不是更可疑？她没发现，这说明她有问题。 她说，你这是“受害者有罪论”。 我说：不。如果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可能不想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么久了，对方生活圈子里的人一个都没见到过，这不符合逻辑。大概率上说，你女友心知肚明，起码隐约知道，但自欺欺人，得过且过，甚至幻想对方会离婚。最终事情败露，矛盾激化，男人并未倾向于她，于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现在，你还觉得她是单纯的受害者么？ 她似有所悟，为女友不平之心似乎有点平息了。 现在有一种“政治正确”，就是不能从受害者身上找问题，否则就是要求“完美受害人”。 我们不应该要求“完美受害人”，是因为受害者的不完美改变不了他人加害的本质和自己受害的事实。但不要求“完美受害者”，绝不意味着“受害者完美”。受害者的身份不是好人符，不是挡箭牌，不是有了它便可以不再接受任何质疑。 而质疑的目的，不是减轻加害者罪责，更不是侮辱受害者，而是让当事人和旁观者有所感悟，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再看最近的上海财经大学性骚扰事件。虽然至今没有听到另一方的声音，从已公开的材料看，那老师的确行为恶劣，涉嫌违规违法。但在声讨色狼，表达义愤之后，是不是也该说说那女学生了呢？ 女学生是在读硕士，年龄上已经是成人，对前期那老师的微信内容，无论从感受还是认知，都可以明确判断为骚扰。如果不是“一次次躲闪和赔笑”，严肃地回复一句“老师我觉得您这么说话很不得体”，事情还会有进一步么？ 之前就算她有顾虑，但在老师企图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在晚上单独上了他的车？什么学业上的问题那么重要，需要冒这样的风险去问？ 当然，这绝不是不同情，或指责受害者，而是想说明，这一切本可以不发生。 有人肯定会说，发生这种事，是因为坏人作恶，你在受害者身上找原因，岂不是是非颠倒？ 坏人就是要做坏事的，对他们，必须教育，谴责，惩罚。但所有这些措施，只能减少他们的数量和行为，而不可能彻底消除。所以，好人的防范是极其正常和必要的。 偷盗违法，但你不应该因此就不锁家门，也不应该把钱露在外边去人群里挤。你被偷了，我分析原因，责备你的过失，你却说：本来是偷盗者不对，你指责我，是要求“完美受害人”，是“受害者有罪论”。 可这种大义凛然的“政治正确”有什么用？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才是最终目的。 有则古老的寓言，说一个农夫赶着一头驴子走在悬崖上峭壁旁的小径，驴子紧靠悬崖边走，农夫吓得心惊胆战，就想把它往里拉一点，但驴子坚决不肯，越拉，它越乱踢乱叫，结果还是掉了山崖。农夫望着下边，严肃地说：驴大爷，你赢了。 我觉着上面只是该故事的缩略版，实际情况是农夫提醒说：离悬崖边这么近，不掉下去才怪，驴子，请小心啊。驴子听了当即抗议，并对农夫讲了一通义正词严的道理： 走不走悬崖边，是我自己的选择问题，没有任何悬崖可以以此为借口让我掉下去。如果法律没有规定驴子不可以这么走，你就没权力指责。再说悬崖有天生往下掉人的劣根性，它自己无德，不自律，掉下去怎么反倒怪我？在悬崖边走是我的权利，我可以走，你不可以让我往里掉…… 对那些坚持把反思受害者过失，指责为要求“完美受害人”的倔驴们，我也只好说：好吧，你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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