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无私”的名画伪造者？伪造画作不是为了钱

马克·兰迪斯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多产的画作伪造者，更特别的是：他伪造画作完全不是为了钱。

9月26日，一部名为《艺术与手艺》(Artand Craft)的纪录片在美国洛杉矶上映——这可不是一部普通的艺术类纪录片，而是有关“美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艺术品伪造者”马克·兰迪斯(Mark Landis)的奇特经历。

《艺术与手艺》纪录片海报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兰迪斯向美国多家美术馆捐赠了艺术品，声称自己是履行已故家人的遗愿，将其所留下的艺术品捐给美术馆收藏。最近，他又常以神父的身份故伎重演。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作品实为他亲手绘制的仿冒品。直到马修·雷宁格(Matthew Leininger)——一位在俄克拉何马州市立美术馆(Oklahoma City Museum of Art)工作的细心书记员——发现了蛛丝马迹。雷宁格发现一幅本应该捐献给俄克拉何马州市立美术馆的作品被捐赠给了其他美术馆。通过顺藤摸瓜，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美术馆接受了马克?兰迪斯的捐赠，从而也和马克·兰迪斯之间上演了一出“猫鼠游戏”。《艺术与手艺》正是从雷宁格的视角出发，逐渐认识、探究兰迪斯的仿造过程和动机。兰迪斯的仿造、捐赠也因为雷宁格的出现而遭到曝光。2011年，《艺术与手艺》纪录片导演之一珍妮弗·格劳斯曼(Jennifer Grausman)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读到了相关报道。格劳斯曼回忆，“那是一篇你想从报纸上撕下来，放到盒子里保管的文章。读到那个故事一个星期以后，我仍在想着这篇报道。所以我决定打电话给我的导演朋友，计划把这个故事拍成纪录片。”

马修·雷宁格不仅细心而且坚忍不懈，他发现了20个州46个美术馆接受了超过200件马克·兰迪斯的伪作。

然而马克·兰迪斯到底是何许人也?马克·兰迪斯出生于1955年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在他17岁时，父亲的去世对其造成了巨大打击，他在医院接受了一年半的治疗，并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兰迪斯后来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但是并没有获得学历。他曾投资画廊和房地产，均生意失败。他还曾从事画作的修复工作，也自己创作作品通过画廊出售。1980年代，他第一次尝试以其父亲的名义捐赠一幅梅纳德·狄克逊(Maynard Dixon)的作品。(狄克逊是20世纪以描绘美国西部生活见长的画家，同时也是拍摄《移民的母亲》(Immigrant’sMother)的著名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的丈夫。)

在第一次捐赠伪作成功后，兰迪斯先后成功将其画作给了超过五十家美术馆。他一般选择规模较小的美术馆，那里的硬件设备不足以对画作进行全面的检查。20多年中，兰迪斯甚至曾将一幅画作的6件仿冒品捐给不同的博物馆而没有被发现。他的仿冒对象有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毕加索、华特·迪士尼(Walter Disney)等声名卓著的艺术家，也有像路易·瓦尔塔特(Louis Valtat)这样不太为人熟知的名字。(瓦尔塔特是野兽派画家，是雷诺尔的密友。)

马克·兰迪斯在自己的家中

马克·兰迪斯在家中展示自己的近作

 马克·兰迪斯在仿作

有关兰迪斯的故事奇特在于，他并不企图从中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回报。同时，他是一个高明的画家，作画迅速、准确，可以模仿任何风格的作品。比如在仿造一件粉笔画(chalkdrawing)时，兰迪斯自信地说，“苏富比的标签上会说这是黑色、红色粉笔画的，我就用彩色铅笔来画，因为他们(美术馆的人)看不区别来。”他还在片中展示了如何一步步通过印刷品和虫胶仿作一张毕加索画作。他不仅懂得适时地选择知名度略低的画作仿造，并能毫无痕迹地扮演真诚的慈善家。据他所说，他曾捐赠给教党上百件圣像作品。当有人问他，“你知道为什么自己现在还没有被指控吗?”他淡然回答，“因为我没有做任何违法或是错的事情。”

美国现代主义早期画家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的《运河旁的房子》(Houses Along A Canal)，1914-1918年左为马克·兰迪斯向密西西比美术馆(Mississippi Museum o fArt)的伪作，右为原作

或许兰迪斯的精神状态能对他的行为作出解释。兰迪斯自己也承认，“我迷恋扮演一位慈善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对他如此和善。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有关金钱的交易被牵扯进来，唯一受损的可能就是那些接受并展出伪作的美术馆的名誉。同时，有关艺术的价值与真实性之间的讨论也因为他的故事再次受到关注。有人甚至认为兰迪斯的做法堪称行为艺术，是对整个艺术机构和权力系统认定作品真伪标准的讽刺。然而兰迪斯对此予以否认，“我只是喜欢复制作品。我甚至不是一个专业的画家。我上学的时候，芝加哥艺术学院是个嬉皮士的大学。老师总是让我们‘理解’作品，不能模仿。所以我后来学的是摄影和电影制作……我不是一个有深度的思考者……我不曾试图通过画作表达任何精神性或社会性的思考。在我第一次捐赠作品的时候，美术馆的人对我是那么好，那么尊重、恭敬，是我从未受到过的待遇。所以我就迷上这种感觉了，于是继续这么做，因为我喜欢这么被人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