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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珉的花鸟画，渊源有息，又自成一格。他读中学时，启蒙老师李卓立曾指导他临摹前人作品，继而拜师于萧朗先生。萧先生是王雪涛的大弟子，以清劲活泼的小写意花鸟名世。1959年，宝珉考入天津美院绘画系，又得到李鹤筹、陆志清、张其翼、溥佐、梁邦楚诸先生的指教，李鹤筹先生是金北楼的弟子，早年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以宁静沉实的小写意花鸟享誉艺林。陆志清先生曾任天津美院绘画系主任，擅没骨花卉。张其翼先生早年也曾得金城指教，后从师于汪慎生，对宋代花鸟画和明代吕纪的作品用力尤深，寓写于工，是一位天资高、心思专、成就很高的花鸟画大家。溥佐先生承民初溥氏家族传统，长于画马及花鸟，兼工带写，笔墨精严。梁邦楚先生一度执教于天津，长于大写意，画风奔放，颇有文人气。在李鹤筹先生的引见下，贾宝珉又多次到北京请教他崇敬已久的王雪涛先生。此外，天津美院的李智超、刘君礼、王颂余诸先生的山水课，也使贾宝珉受益匪浅。1965—1976十余年间，宝珉虽然从事设计，未能专攻花鸟，但他的根基是扎实的，重新回到天津美院之后，他又如鱼得水，经过十多年的提炼升华，获得了艺术上的再生—诚如王振德教授在《贾宝珉的花鸟画艺术》一文所说，贾宝珉的成功，“是20世纪80年代铸就的。” 宝珉画花鸟，虽主要脱胎于王雪涛、萧朗一路小写意，但不像王、萧的活泼灵动，而是偏于平稳、厚实。如果说王、萧的笔法是行楷式的，宝珉的笔法则接近于书法中的行草。王、萧都重视用色，或鲜艳或淡雅。贾宝珉则比较重视用墨，喜欢以水墨为基调，求得墨与色的某种平衡和协调。萧朗先生晚年用泼墨较多，水分足，画面总是有一种湿润的、淋漓痛快的感觉，写的意味很足。这出自雪涛先生的画法，也与萧先生在广西生活过十年的经历有关。宝珉虽然也用泼墨，也追求写意性，但他更多的采用勾勒和皴染的方法，强调对画面的构置，即突出“画”且同时更注重用笔的节奏，作品更有北方气质。对于王、萧二位先生来说，花鸟画就是花、鸟、草虫的世界，结构画面大抵延续着折枝传统；贾宝珉有所不同，他追求花鸟与山水的适当结合，重视花鸟环境如山石、平坡、草地、天空乃至远山的描绘，赋予作品更为具体而阔大的空间。在这样的结构里，势必要吸收一些山水画法如皴法、积墨法等。这一特点，我们在他的《萧瑟秋风》、《山间闻声》、《山村初晓》、《迎春图》、《一夜秋雨》、《雪缘》等等作品中看得很清楚。 贾宝珉长期从事花鸟画教学，重视以画谱传授画法得传统，并承继孙其峰、张其翼、王颂余诸先生把自己的艺术经验化为图像教材的做法，先后编写出版了二十余种深入浅出、精炼概括的技法理论著作，如《花卉画法》、《禽鸟画法》、《蔬菜、草虫、鳞介》、《怎样画兰》、《怎样画梅》、《怎样画竹》、《怎样画荷花》、《鸡的画法》等。这体现了贾宝珉对艺术教育事业的巨大热忱，其对宣传普及中国画、培养新一代花鸟画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花鸟画创作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文养画，把诗、词、文、赋的精神与内涵渗入到花鸟图像的塑造和笔墨色彩的表现中去。花鸟画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宋代，宋代花鸟画包括院体花鸟都讲究诗意、诗境，是我们都熟悉的。元明清以降，文人画家主宰画坛，许多杰出的花鸟画家如王冕、徐渭、陈白阳、八大、陈老莲、恽南田、金冬心、郑板桥、李复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潘天寿等等，都是诗人或有深厚的“文”的素养。花鸟画要表现花鸟的美，更要借助于花鸟抒情言志、寄托幽思，表达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好的花鸟画家，要有精湛的技巧，更要有描绘生意、创造意境、传达思致、营造气氛的能力。20世纪以来，“反传统”思潮泛滥，古代文化受到过多的否定批判，艺术院校强调技术训练而忽视综合文化素养的培养，致使花鸟画的整体水平下滑。当代花鸟画家不乏精妙的技术和造型能力，但普遍乏于文采和书法功底。这虽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不能视其为正常，而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我相信宝珉在这一点上也会有同感，并身体力行，进一步加强画外求文、以文养画之功，为中国的花鸟画作出新的贡献。 2007年9月18日于北京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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