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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在国土空前辽阔、南北混一、民族交融的背景上展开的，出现它特出的、富有阳刚之美的面貌。这种阳刚之美，在气象、内质、情态等几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唐诗气象非凡，具有壮阔的面貌。壮阔，是处在国家大一统时代唐人心胸气度的表现。唐王朝的奠基者李世民实首开其端。尽管在当时不可能摆脱齐梁的影响，但他性格中混一海内、臣服胡越的气魄，终究要突破浮艳诗风的局限，不少诗篇仍然表现了宏放壮伟的气象。胡震亨说：“太宗文武间出，首辟吟源……‘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与‘风起云扬’之歌，同其雄盼，自是帝者气象不侔。”（《唐音癸签》卷五）胡氏所举的自然是质朴宏放的佳句，而像《正日临朝》：“条风开献节，灰律动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等句，也是整丽中见宏伟。 李世民雕像 尽管诗的形象还嫌不足，但这种内容转到杰出的诗人的手里，自成情采焕发、形象飞动的伟词。《震泽长语》谓：“（王维）铺张国家之盛，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又何其伟丽也！”（《唐音癸签》卷五引）如果说王维所铺张的是“万国朝未央”的景象和帝城宫阙的气派，那么开元宰相张说手题于政事堂的王湾的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则把类似《正日临朝》首二句所蕴含的辞旧迎新、萌生着无限展望的情绪，表现得更为“神韵超玄，气概闳逸”（《诗薮·内编》卷四），透露着盛唐的时代气息。唐诗是一片空前广阔的伟大国土。而这一诗国的灵魂，可以说是从“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的唐朝疆土上孕育升华起来的。 唐王李世民影视剧照 唐诗中“千秋”、“万世”、“乾坤”、“日月”、“万国”、“八方”、“大漠”、“长河”等词语，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肤廓的是少数，多数从空间上、时间上表现出种种阔大的意象和境界。诗人们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宏放的笔触，歌颂了中原地带，乃至江南塞北，而同时在唐人的心理上，又形成一种以关中和长安为中心的意识观念：“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诗人们无论是在边疆绝域，或是在巴蜀江南，精神的轴心始终指向长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异域东风湿，中华上象宽”，一个受到八方拱戴的中华上国的形象，始终浮现在诗人眼前，引发出种种壮美的歌唱。诗人们是这种心情，民间也同样如此。“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星空 这首《西鄙人歌》是居住陇西一带边民的歌，歌颂的又是出自于少数民族的将领，但完全是站在多民族的唐帝国的立场上说话，是典型的唐代边歌。首两句写哥舒巡边的夜景，境界宏阔，近于写实，而如与上引杜甫诗“北极朝廷”两句联系起来体会，“北斗七星高”又显得肃穆庄严，带有某种象征意味。代表着华夏大一统的北极朝廷唤起的是这种崇高阔大的情感，而偏安和疆土逼仄，则往往被轻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显然是在南北统一的辽阔地理背景上看逼仄的江南政权所具有的口吻。唐诗又一突出之点，是它强劲的骨力。这种骨力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人民刚强、雄健、尚勇、侠义之气得到增强有直接联系。如行侠之风，在战国和西汉初盛行，东汉以后，逐渐销声匿迹。唐代又一次显露身手，并大量形于歌咏，乃至宣称“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行行且游猎篇》），即显然是刚勇之气复归的表现。 陇西美景 虽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侠在唐代已不可能恢复在秦汉时期的声势了。但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李白《侠客行》）、“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杜甫《遣怀》），仍然表现了“刚猛为强”的大丈夫风骨。唐代边塞诗无疑最具刚健特色，所表现的将士们献身祖国的精神、军幕文人从戎赴边的意气，令人振奋。对于一向视为荒远可怕的异地风光景物的赞赏，把历来视为野蛮的、近乎禽兽的“夷狄”，写得勇决而又富有人情味，同样取得美学上的崇高效果，有很强的刚健之气。从边塞诗的发展看，它在唐初诗坛上就独树一帜，不受萎靡之气影响。大历后，一般题材的诗歌，普遍趋向平软，但“李君虞（益）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所作从军诗，悲壮宛转”（《唐音癸签》卷七）。卢纶是河中蒲人，又曾佐朔方节度使浑幕，其《和张仆射塞下曲》等篇，奇拔沉雄，为世所称。 边塞风光 可见，边塞诗在大历后尚堪接武盛唐。其所以如此，地域等因素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唐帝国与南诏之间，也曾发生过多次战争，但反映南方边疆生活和斗争的诗，数量既少，气骨亦难与北方边塞诗相比。对照之下，尤足以见出地域和民气对诗歌的制约作用。唐代边塞诗多写北方军旅生活，戍边于其地者，又多北方籍战士，作品直接受所反映生活内容之影响。而从诗人主观方面看，他们自身又往往亲历边陲，受其生活环境的熏染，得北方风土之助。如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殷璠《河岳英灵集》）。又如岑参早年诗歌，风格清新中带有奇丽，而骨力并不突出；晚年入川的作品，多哀惋之思，悲而不壮；唯独从军西北时，诗风豪壮瑰奇。“侧身佐戎幕，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西北军旅生活锻炼着诗人，也就同时锻炼了他的诗歌的风骨。 边陲风光 同样，高适“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也反映了北国风尘如何感发激荡着男儿的血性。高诗遒壮的风格，正由此而得到磨砺和增强。《旧唐书·高适传》称：“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五十始留意诗什”之说固然有误，但认为高诗有过“体格渐变”的过程，较《新唐书》“年五十始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云云，显然可信得多。现存高诗写于第一次北上蓟门之前的不多，气骨也弱一些。他的作品表明，“体格渐变”当发生于“北上蓟门”之后。除边塞诗人外，从大诗人李白、杜甫的创作中，也能窥见西北地域和民风的影响。李白在巴蜀、江南生活过很长时间，爱好六朝诗歌，语言优美，所谓“心肝五脏皆锦绣也”。但他的诗歌，并不因为华彩而削弱了气骨，这与他先世长期流寓西域，本人生于碎叶，得西域豪侠之气有关。 边塞诗审美意境 “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李白《赠张相镐二首》其二）。正像北方乔木的根株，又得南国雨水的滋润，遂能挺劲而秀美。至于杜甫，从公元756年携家逃难至陕北，至公元759年经陇入蜀，这段期间古体写得特别多。《北征》、《羌村》等篇，有近乎西北黄土高原给人的苍茫雄直之感。及至诗人弃官西走秦州、同谷诸作，更有陇山莽、关塞极天之象。施补华说：“蔡琰《悲愤诗》王粲《七哀》‘路逢饥妇人’一首、刘琨《重答卢谌作》，已开少陵宗派。”（《岘佣说诗》）王闿运说：“《北征》学蔡女。”（《王志》杜甫与蔡琰等人之间的联系，除了时代乱离之感外，北国风土也起着遥相接引的作用。就时代而论，唐诗的骨力，在盛唐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殷璠选诗，标举风骨。他在《河岳英灵集》的序、论以及对众多诗人的评论中，反复用了“风骨”、“气骨”、“气质”以及“骨鲠有气魄”、“语奇体峻”一类评语，可见他的这一著名选本所代表的时代风尚。 边塞诗审美意境 其中所选，即使是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的山水诗，也是“格调高远”，具有内在的风骨。盛唐一批诗人离开诗坛后，大历诗风“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唐音癸签》卷七），一度趋向浮泛庸熟。但这一段为时不长。贞元、元和，出现韩、孟、元、白等众多杰出诗人。韩、孟诗派“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韩愈《荐士》），有意矫正大历后的庸熟诗风。尤其是韩诗“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相形之下，元、白有一部分作品不免显得平弱。但元、白篇什丰富，平弱亦非主流。其优秀篇章，在才具泛澜、顺适惬当的笔墨中，变化纵横，略无痕迹，自具精神气质，实非庸近者可拟。袁枚说：“伤往悼来，感时纪事，张、王、元、白所宜也，使钱（起）、刘（长卿）为之，则仄矣。”（《再与沈大宗伯书》） 边塞唯美意境 仄与不仄，除关系性情才具外，有无相应的骨力在背后撑拄，也是重要原因。胡应麟说唐代七古，至钱起、刘长卿“气骨顿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诗·内编》卷三）。唐诗的骨力，在大历之后，复又振起，说明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一种抵抗委弱、保持劲健的传统和耐力。这，一直到李商隐的《韩碑》一类古体和杜牧拗峭的诗风，仍然有明显的反映。而此种抗委弱的传统和耐力的形成，离不开唐诗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土壤。唐诗突出地给人以刚健之感，不少地方又是与它解放的气质相联系的。唐代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使得它比起汉代和宋代等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施行封建礼教的精神禁锢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松解。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唐诗中描写宫人、女冠、贵家姬妾乃至闺秀，在两性观念上确实比较开放与宋词中同是写两性关系的作品相比，较少那种礼教压抑下的病态。 边塞艰苦环境 “知君肠断共君语……暗合双鬟逐君去”（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这种“淫奔”，比起唐代以后诗词中的一些爱情描写，也可以说是“奔”得豪爽。而较早地多写这类题材的元稹和白居易，就家世渊源看，一出于鲜卑，一出于西域，虽然不能机械地认定这种家世对他们有多大影响，但两人礼法观念比较淡却是事实。因此，即使是论唐代爱情诗，民族和文化背景也是不可不加以考察的。当然，这种背景对于诗歌，更主要的影响，是通过活跃社会思想，给唐诗带来了解放的气质。就其与唐诗两大高潮的关系而论，盛唐时在精神较为解放的空气下，诗坛成批涌现脱略小节、豪荡使气、富有开拓精神的才士，发出中国诗史上音量最足的浪漫主义合唱。到了中唐时期，更出现文化思想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活跃景象。各种流派杂然纷呈，撑拄世间，则在某些方面起着精神上抗拒衰委的作用。故韩、孟、元、白、刘、柳的诗歌，皆能意态不凡，独辟蹊径，以各自的姿态笔墨，卓立于世，演出了中唐诗坛多元化的场面。
边塞城墙遗址 论及唐诗解放的气质、发越的精神状态，还不能不涉及由西域传入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部门技艺所带来的影响。与诗歌相比，南北朝以至隋唐，中国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部门，接受西域和印度的影响要更为明显一些。这可能因为这些艺术品种地位不及诗歌尊贵，夷夏之防薄弱，同时技艺方面中原又相对落后，迫切需要来自外域的借鉴和移植。而这些艺术部门特别是乐舞，和诗歌关系极为密切。当它们吸收了外来文化养分时，又不能不转而影响诗歌，唐代十部乐有八部源于西域。李商隐的诗句“羯鼓声高众乐停”（《龙池》），很有象征性地反映了隋唐时代胡乐独盛的场面。不仅在一般场合下，“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就连庙堂雅乐，也掺人胡音。贞观时祖孝孙受命修定雅乐，因为“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旧唐书·音乐志》）。
边塞唯美诗画意境 周秦古音，祖孝孙还能知道多少，实在大可怀疑，所谓“斟酌南北”不过是一种折中，岂能全部排斥胡音。所以唐代乐舞，是在已经带有胡夷成分的情况下，继续从外域大量引进。胡乐风靡一世，一些诗人习染颇深。《通典》卷一四二描述胡乐：“铿锵鞺鞳，洪心骇耳。”“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可见胡乐音响和节拍是强有力的。演奏时声情激荡，富有刺激性。岑参在西域，见美人表演西域歌舞，为之赞赏不已：“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又说：“始知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铤歌》）可见歌声和舞姿多么令人倾倒。这类乐舞，能使人感动激发、才思发扬，有助于增强诗歌的解放气质。同时，唐代“声诗”是配合乐曲歌唱的，包括胡乐成分在内的乐曲本身，又必然要从声音的高下清浊和旋律节奏方面，给诗歌创作以直接影响。
唐朝音乐 我们读《凉州词》、《伊州歌》一类声诗，读岑参那些“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杜确《岑嘉州诗集序》）的边塞诗，以及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篇，不难体会到西域风习乐舞与唐诗刚健解放气质之间的特殊关系。唐诗壮阔的面貌、强劲的骨力、解放的气质，通过作品给人的总体感受，无疑具有较多的阳刚之美黑格尔曾把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美，称为“神经衰弱的美”（《历史哲学演讲录》），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但中国古代诗歌，多数呈现阴柔之美，而不及西欧作品雄强粗犷却是事实。唐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作品相对地显得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往往挺拔健举，而不流于卑弱。这种刚健的表现，作为唐诗的一种特质看，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唐代诗人杜甫雕像 继唐之后，刚健之气在宋代诗词中无疑表现得不足，但越宋而至金元，情况又发生变化。金朝诗风近唐，杰出诗人元好问仰慕建安时期“曹刘坐啸虎生风”（《论诗三十首》其二），赞赏李白“笔底银河落九天”（《论诗三十首》其十五）。潘德舆说：“诗中大语，李杜而后绝矣，然元好问亦有大语。”（《养一斋诗话》）元代文学以曲为代表。元杂剧所用的北曲，是以辽、金以来传入中原的“马上杀伐之音”与慷慨激昂的北方歌曲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的音乐体系。元代杂剧、散曲，有不少作家出自少数民族。而前期元杂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也最具阳刚之美。此后，南戏兴盛，则愈发展愈趋向阴柔之美。沿流而下，甚至可以一直追踪到近代女子越剧等剧种的出现。所谓“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唐音癸签》卷十五引王世贞语）。
唐代散曲现代演绎 戏曲的这种发展变化，与南北朝经隋唐到两宋的韵文演变情况，值得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似乎汉民族当文化上缺少外族“精悍之血”补充时，其审美情趣有向阴柔方面倾斜的趋势。并且随着文化重心南移，时或有所加强。而历史上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则往往给处于相对静态的汉族文化带来新的活力。鲁迅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的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闻一多论述宫体诗的发展变化时说：“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宫体诗的自赎》）
唐代戏曲现代演绎 梁启超则针对唐诗说得更为具体：
唐代诗人李白绘图 可见，研究中国文学，不能只看到自周秦以来的统一不变，要看到统一中有变化。当少数民族文化成分处于正被汉族文化消化或二者相融合摩荡的时候，往往正是中原文化得到富有铁质的新血液的补液，乃至发生新变的时候。“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有人嫌其缺少“阳刚之美”和“男子汉风格”，这与中国审美传统的影响，无疑有一定关系。鲁迅先生曾经慨叹：“伟美之声不震于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摩罗诗力说》）因此，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今天，唐诗刚健的特质，让我们感到弥足珍贵，而围绕它所涉及的一系列有关文学史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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