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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百部,专治小学成大家

 涓水东 2019-12-22

转自:《潍坊晚报》2013年03月18日


  王筠治学大半生,著述百部,居于山野僻乡,为政之余,他依然笔耕不辍。刘祜 作
  文字大家段玉裁。(资料图片)



  王筠治学大半生,著书50多种,勘订他人著作60余部,总计数百卷。所著《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韵谱校》、《文字蒙求》、《说文系传校录》、《说文新附考校》、《检说文难字》等,多有开拓和突破,有的成为考据学、文字训诂学的经典著作。有专家认为,王筠“说文”,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独辟蹊径,折中一是,不依傍于人,自成一家之言”。最难能可贵的是,王筠打破“雅言”与“俗语”界限,追求通俗化,使原本深奥枯燥的“小学”研究,走出象牙之塔,变成一门充满趣味的“活学问”。

经年积累著一书 古来只有两人敌

  道光十六年(1836年)冬,王筠因患眼疾从京城回到安丘老家。第二年春天,眼病渐愈,王筠开始写作《说文释例》,“百日乃毕”。尽管写作只有100天左右,但王筠28岁“读《说文》而乐之”,39岁立志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已经积累了20多年。

  在王筠的《说文释例》之前,已有年长他近50岁的段玉裁所著《说文解字注》、桂馥所著《说文解字义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全面论述了汉字形、音、义的关系,对许慎的《说文解字》进行发凡起例,校正了许慎的伪误。不足是作者有时过分自信,无充分证据便对《说文解字》任意改动;有时对错误之处又不敢怀疑。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对于历代用字实例搜括近乎完备,引用资料多而全。其缺点同样是因著者过分推崇《说文解字》,对其中错误照样进行求证,引用材料讹误也较多。

  王筠20卷的《说文释例》,承继段玉裁、桂馥“说文”之长,不拘泥前人之说,注重运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来探讨字的雏形,并订正讹误,无证不信,言必有据,弥补了段玉裁、桂馥著作的不足。

  《说文释例》深入挖掘、系统整理《说文解字》的条例,分40多种条例来探索《说文解字》的体例和文字学规律,使阅读《说文解字》者能够提纲挈领,登堂入室。这是王筠《说文释例》的一大功绩。

  《说文释例》第一次对汉字形体演变规律作了有益探索,提出了“分别文”等理论。譬如,有的字本来有一个很明确的意义,后人给它加了偏旁,这个字便有了新的意义,这叫做“分别文”。它分两类:一类是加偏旁后,字本来的意义没有了,只剩下新增加的意义,如“鸟”字,加一个甲组成“鸭”;一类是本字义多,加偏旁来进行区别,如“鱼”字兼有指称鱼这类动物与打鱼这一行为两种意思,后来加“氵”为渔,特表示打鱼的意思。王筠关于“分别文”的论说,最早解释了汉字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发展演变过程。

说文之作集大成 订正错误上千处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57岁的王筠有感于《说文解字》“传写多非其人”,书中的疏解多有错失,开始撰写《说文句读》(又称《说文解字句读》),“便初学者诵读”,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完成。

  中国古代文章中没有标点符号,文词停顿的地方叫做句或读,语意完整的一小段叫“句”, 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一段叫“读(dòu)”。古人读书首先要“明句读”,就是给文章断句、加标点。句、读分别用圈、点来标记,相当于现在的句号和逗号。

  前面提到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皆有错讹,后者长达50卷,卷轶浩繁,不便流传和阅读,王筠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删繁举要,写成《说文句读》30卷。

  考虑到初学者读用方便,王筠在书前附有凡例,介绍著述体例、宗旨、原则。书中涉及到段玉裁、桂馥诠释的内容,两人之说产生矛盾,王筠多采用桂馥之说;两人之说都有错误的,王筠则按自己的考证进行解说,共订正段玉裁、桂馥之书错讹1200余处,对许慎的说解也提出不少质疑。

  当然,《说文句读》也并非尽善尽美,所引资料也有错误。因追求简洁,没有注明资料篇目,不便查找原文核对。

朋友藏书借不得 寒窗五日自编成

  王筠在京城时,听说朋友李璋煜在旧书市场上淘到一本《检难字法》。许慎的《说文解字》按部首编排,但因篆书和隶书字体差异很大,初学者往往不能辨别某字的部首,有时为查一个字甚至要翻遍全书。《检难字法》类似于今天字典里的“难检字笔画索引”,解决了《说文解字》查字难的问题。王筠想要借来抄写,但李璋煜婉言谢绝了。

  此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桂馥,书的扉页上手书“赠翁覃溪先生”。翁覃溪即翁方纲,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曾被乾隆皇帝任命为《四库全书》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其书法与同时的内阁大学士刘墉齐名。

  按说,李璋煜是诸城人,与王筠为同乡好友,他还多次请王筠帮他校勘书稿、题写序言。何况二人还沾点亲戚关系呢。李璋煜的女儿嫁给了陈官俊之子陈介祺,而王筠的妹妹则嫁给了陈官俊的堂侄陈介璋。如此说来,李璋煜为何拒绝借书实在令人费解。

  道光十四年(1834年),王筠回安丘为父亲守孝到了第三年。时值初春,王筠独坐寒窗,仅用五天就编写了一本《检说文难字》。回京城再向李璋煜借来《检难字法》,将两书对比,竟无多大差异。

编写少儿识字本 愤言学生非猪狗

  道光十八年(1838年)王筠在京城时,朋友陈山嵋前来拜谒,说他两个孙子已到读书年龄,请王筠编一本识字教材。王筠没用几天就编成了,取名《字学蒙求》。

  “蒙求”,化用《周易》“童蒙求我”之语,表示适合孩童学习的需求。全书共四卷,收正字2036个,加“补阙”14字,共2050字,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和基本字。该书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小学生汉语拼音字典》。书中每个字先书楷体,后附篆文,以便对照。多数不注字音,直接释义。释义或采用《说文解字》原说,再进行引申,或对《说文解字》进行订正,采用王筠自己的诠释,恰切平实,通俗易懂。

  陈山嵋读后非常满意,直接刻印出来。陈一向高傲,但在学问方面对王筠则惟言是听。

  王筠到乡宁任知县后,有年夏天,正值麦收时节,老百姓都在忙夏,少了官司。王筠记起当年写成的《字学蒙求》,遂翻找出来,仔细修改,补缺遗憾,重新刻印,改名《文字蒙求》。

  王筠没有想到,当年自己无意为之的这本小书,成为流传百年的儿童识字教材。清末至今,《文字蒙求》共有刻本、石印本、影印本等十多种版本。已故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曾评价道:“王筠对说文之学的功劳,尤在《文字蒙求》。

  有感于幼时遭遇庸师之苦,十岁时又受良师之惠,王筠又著《教童子法》。他在书中愤而直言:“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可谓一针见血。《教童子法》成为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小学语文教学法专著。

  本版撰稿:李之凡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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