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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3日 13版） 编者按 从“千家注”到“杜诗学”，千百年来杜甫研究不断深入。本期三篇文章的特点，是在伟大作家研究中的基础点和细微处发现问题。杜甫的生平还有不少误解，孙微结合唐代历史文化和职官制度对其生年、职官等重要节点提出新见；吴淑玲从杜氏家族文化与唐诗发展关系作出评估，进而印证杜甫在唐代诗风转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明清杜诗学史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现象就是手批本的繁夥和内容丰富多彩，曾绍皇对其史料价值与客观缺陷的评价，可谓要言不烦。 （刘明华） 今人对杜甫生平的几种误解孙微 随着近几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日趋深入，特别是出土文献的日新月异，学界对唐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取得了不少突破，扭转了此前不少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兹就个人视野所及，试从唐代历史文化与职官制度的角度，对有关杜甫生平的五个相关问题进行总结评述，以期就正于海内方家。 一 关于杜甫的生年，从古至今绝大多数《杜甫年谱》都说是先天元年（712），又因为《杜位宅守岁》中有“四十明朝过”之句，遂有一些年谱称杜甫生于“先天元年正月初一”，此类说法表现出对先天元年的历史极为隔膜。先天元年是个很不平凡的年头，这年里睿宗被尊为太上皇、太子李隆基诛灭韦后集团之后正式即位，由于处于一个颇为混乱的交接期，所以一年里频繁改元，先后出现景云、太极、延和、先天四个年号。这年年初，本是唐睿宗景云三年，正月十九改元太极元年，至五月又改元延和元年，八月方改元为先天元年，李隆基即位。可见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先天元年正月”，若杜甫果真是先天元年出生的话，那他也绝不会是正月出生，而只能是八月以后。实际上我们对杜甫的出生月份和生日是不清楚的，《杜位宅守岁》中“四十明朝过”之句并不能证明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中国人每逢除夕守岁都会习惯性地说自己又长了一岁，所以并不能据此确定杜甫的生日。历代注家之所以在景云、太极、延和、先天这四个年号中都不约而同地选取“先天”作为杜甫的生年，可能是下意识地认为杜甫应该是属于玄宗朝的，而不愿意他和睿宗朝产生瓜葛，这种选择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若不能详考712年的历史，便会忽略先天元年后面连带隐藏着的月份问题，从而犯“先天元年正月”这样的常识错误。目前我们只能根据元稹《墓系铭》中关于杜甫卒于大历五年（770）年五十九的记载逆推，得到杜甫生于公元712年的结论，至于到底是景云、太极、延和、先天中的哪个年号，其实并不能确定。 二 关于杜甫的结婚时间，目前学界有几种说法，分别是开元二十二年、开元二十九年、天宝九载、天宝十一载，其中以开元二十九年（741）说最为流行，甚至被写入《中国文学史》之中，因而被广为接受。然而考察这种说法的由来，却发现其中存在很大的问题。此种说法的基本文献依据乃是杜甫的《祭远祖当阳君文》，此文作于开元二十九年（741），文曰：“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闻一多、郭沫若、陈贻焮、冯至等先生均将祭文中的“小子筑室，首阳之下”理解为盖新房娶媳妇，因此推断杜甫于是年与杨氏夫人在首阳山下的偃师结婚。这其实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古人，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现在农村的年轻人盖房子一般是为结婚做准备，而杜甫开元二十九年在首阳山下“筑室”并不能这么理解，因为这篇祭文是杜甫在杜预墓前昭告远祖，期望继承先祖遗志，有所建树，因此祭文中的“小子筑室，首阳之下”并不是要盖新房娶妻结婚，而是在先祖墓前庐墓而居，以尽孝道。汉唐以来的“庐墓”之风较为盛行，作为一种事亲以孝的行为受到政府及社会舆论的褒奖和提倡。唐代史籍中关于士人庐墓的记载很多，例如《旧唐书·陈子昂传》载，陈子昂在其父陈元敬死后曾为之庐墓；《旧唐书·孝友传》载，梁文贞在父母卒后“结庐墓侧，未尝暂离”；《新唐书·韩思彦传》载：“张僧彻者，庐墓三十年。”因此，目前学界关于杜甫开元二十九年结婚一说是站不住脚的，此说的出现是源于对《祭远祖当阳君文》中某些文句的误解而成，而将这种误解作为结论写入《文学史》教材之中更是不妥。 三 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方获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他在授官后写了一首《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学界在解读此诗时往往都会征引《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认为许身甚高的杜甫如今只得了从八品下阶的兵曹参军，这对其真是“极大的嘲讽，是恶意的作弄”。这种解读有简单化的嫌疑，实际上“致君尧舜上”只是诗人的伟大理想，这种理想与其初任官职的低微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难道杜甫还不懂既要心怀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这个简单道理吗？若按这种逻辑类推的话，那么抱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理想的李白只能做宰相，让他做供奉翰林也同样对他是极大的嘲讽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一书指出：“经常抱怨‘达不到伟大政治抱负’的，其实不是唐代诗人本人，而是不了解唐代官制的文学研究者。”其实杜甫在《官定后戏赠》中已经表示认可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一官职，称“率府且逍遥”，不再想归隐山林了，但他仍然用“回首向风飙”的举动表达他接收这个官职后的复杂心情，那么杜甫倘若不是嫌弃官小，他是对什么感到不满意呢？这就涉及杜甫对自己官职的预期问题了。此前杜甫在《进雕赋表》中向玄宗表达自己的志愿时说：“明主傥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也就是说，他想和祖父杜审言一样做个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另外，杜甫在《天狗赋》中还曾表示想做一个像天狗那样负责“触邪”、“却妖孽而不得上干”的皇帝近臣，所司之职似乎近于殿中侍御史或者拾遗、补阙之类的官职。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负责太子东宫武官簿书的闲职，这与杜甫想做皇帝近臣的期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落差，而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所以得官后才会有摇头叹息之举。 四 至德二载（756）四月，杜甫由叛军盘踞的长安窜归凤翔，肃宗下诏任命他为左拾遗。此前杜甫所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品阶是从八品下，而左拾遗是从八品上，仅仅高出一阶，因此冯至等学者认为，这表明皇帝对左拾遗是不重视的，只是拿来做个点缀罢了，其实这是因不了解唐代官制而产生的误解。从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中可清晰地了解唐代拾遗一职官秩低微的原因。在唐代官制中故意将拾遗的品阶设置得较低，目的就是使任此职者敢于直言谏诤，不要惜位保身。左拾遗的品阶虽不高，却是皇帝的近臣，时时在皇帝左右，参与机密事务，其地位无疑要比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清贵得多。陈子昂、张九龄、王维、高适、杜甫、元稹、白居易这些大诗人都曾出任过这一官职。杜甫当然也明白肃宗将他擢拔为左拾遗是何等恩遇，所以才在诗中感激涕零地说：“泣涕受拾遗，流离主恩厚。” 五 广德二年（764）春，杜甫在阆州作《奉寄别马巴州》曰：“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独把渔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题下原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杜甫认为唐代的功曹一职已远非汉代可比，已经很难再像萧何那样建立不世的勋业，在诗中表现出对“京兆功曹”一职的鄙弃态度，故学界均据此认为杜甫并未担任此官。其实杜甫未去赴任并不等于未接受此官，杜甫在自注中已经明确说明吏部除授的命令已经颁布，告身当已下达，或已辗转送至东川。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弃华州司功参军，至广德二年（764）算起来已经守选整整五年了，按照唐代的铨选制度，也正是应该除授新职之时。另外，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亦曰：“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寻迁京兆功曹。”若将杜甫自注与元稹《墓系铭》合起来看，也可证明杜甫是接受了此官的，只是由于战乱频仍，自身流离西南，难以前往京兆府赴任而已，所以《新唐书·杜甫传》才说他“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而非“不就”。可见杜甫“功曹非复汉萧何”云云，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并不能当真。另外，杜甫不久后被严武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品阶为从六品上。从华州司功参军的从七品下，一下子跳到从六品上的检校工部员外郎，中间要相差五阶（从七品上、正七品下、正七品上、从六品下、从六品上），若是没有京兆功曹这一正七品下阶的前资官作为铺垫，就显得太突兀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杜甫检校工部员外郎官阶的角度，也可侧面证明杜甫确实曾接受过京兆功曹一职。 由上可见，今人之所以对杜甫生平问题产生种种误解，主要还是由于对唐代的历史文化与职官制度不熟悉、不了解造成的。研究者若以今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和思维方式想当然地去理解古人，便容易犯以今律古的错误。只有尽量深入了解唐代社会的文化制度情况，才能够更加客观地贴近历史的真实，从而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作者：孙微，系山东大学儒学院教授） 家族与诗歌吴淑玲 氏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姓氏之学盛于唐，唐人拥有浓郁的氏族情结，重视姓氏排名，唐太宗甚至还因姓氏排名与旧家大族产生过矛盾，编撰氏族谱的人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干预而妥协，才有了著名的“五姓七家”之说。唐人浓郁的氏族情结表现在强调族属，重视氏族婚姻，如薛元超人生三恨之一就是“不得娶五姓女”。氏族文化在唐代有大规模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大规模编辑谱牒，如《氏族志》《大唐姓系录》《姓纂》等；二是唐代重视士族教育，家学发展很快。家族教育呈现出注重亲人间的学业传承，注重通过家诫、家规方式化育家风的特点等；三是氏族女性在文化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卢氏对柳宗元的影响、权德舆受母亲的影响等。以往对唐代氏族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出现了多少同家族的作家及其作品，但对于家族文化中的文学教育因素，以及以氏族为基础的文学活动，还有待深入研究。 杜氏是唐代望族，其排名虽不在“五姓七家”之内，但也有“城南韦杜，去天三尺”之说。唐代杜氏重要支系：京兆、襄阳、洹水、濮阳四支。唐代杜氏家族主要影响是在政治和文学两方面。政治影响方面，唐代仅杜氏宰相就有12人；文学影响方面，则有杜审言、杜甫、杜牧、杜荀鹤等重要诗人，他们都是唐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诗人。杜审言、杜甫的祖孙关系自是同一家族，杜牧是杜甫远祖杜预的后人，杜荀鹤也认同自己与大小杜有族属牵连。有一种说法，杜荀鹤是杜牧出妻之子。此说虽缺少有力证据，但杜荀鹤确实认同杜氏家族文化对自己有影响，也在诗中提及过大小杜。 唐代杜氏家族文化促生了杜氏文学家的诞生。当阳侯杜预才兼文武，是西晋灭吴的重要统帅之一，灭吴功成后耽思经籍，以注《左传》称名，其对家族后人影响极大，杜甫、杜牧等都推赞远祖的文治武功。唐代杜氏家族文化教育中很重视道德教育和文学教育，如杜甫姑姑的仁德侠义和对杜甫的文学教育直接影响了杜甫的性格和文学努力，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中感念道：“若其先人后己，上下敦睦，悬罄知归，揖让惟久……加以诗书润业，导诱为心……”杜宣猷《……京兆杜氏墓志铭》：“德章休休然亦以诗礼充业，今则泣血崩心，若无所容。”杜氏诗人特别重视文学传家，如杜甫说“诗是吾家事”，杜牧说“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还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教导侄子注意文学修养：“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成就的杜氏诗人一般而言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都值得肯定。唐代杜氏文学家注重对家族文学的追随，如杜甫对杜审言文学成就的认同和追随，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杜牧对杜甫的推崇，包括致君尧舜的思想、读书万卷的努力；杜牧对杜佑历史学成就的认同；杜荀鹤则说，“吾宗不谒谒诗宗，常仰门风继国风”“他日亲知问官况，但教吟取杜家诗”。 无论其历史事实是否出于同一家族或家族远近，唐代杜氏诗人在总体上认可“杜氏”诗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功绩，这是他们自己在家族文化上的自我认同。他们在发扬风雅传统、反对浮华文风方面的文学主张有惊人相似的观点，在讲究诗歌精益求精方面也有共同的努力。杜甫提倡风雅传统，提出“有才继骚雅”“别裁伪体亲风雅”；重视对他人的学习，“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重视格律研磨，“老来渐于诗律细”；重视语言的感染力，“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反对浮艳文风，“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牧主张“树功立业流于歌诗”“兴起教化”（《上宣州崔大夫书》），注重作品主旨精神，要求“文以意为主”；提倡高华大气之作；反对“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诗歌要“不务奇丽，不涉习俗”；诗歌要有自己的特色，如他认同李贺实因李贺诗有独到处；反对轻艳淫靡，对元白体严厉批评；追求韵律调新而属对不差；反对穷极声韵的排律。杜荀鹤也主张继承风骚传统，“常仰门风继国风”；强调关注时事，“诗旨未能忘救物”“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反对浮华诗风，“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直应吾道在，未觉国风衰”；作诗强调苦吟，精益求精，“不是营生拙，都缘觅句忙”（《山中寄友人》），“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苦吟》）。于以上诗论中，不难找到唐代杜氏诗人文学主张的多重一致性。 由于杜氏诗人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所养成的文学修养和自己的努力，杜氏文学家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始终占有重要席位，著名的杜氏诗人诠释了唐代诗歌的起承转合。杜审言是唐诗开创期的功臣，其近体诗合律度达到94%，仅比李峤低，故而律诗定型应推功于李峤、杜审言；内容开拓上，杜审言的边塞诗、山水诗，也对初唐诗歌离开宫廷和台阁作出了积极努力。杜甫是唐诗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的诗歌既是盛唐之音的代表，也是中唐之调的开启者。其诗体努力则在于众体兼备，无体不工，且多新变，在很多方面都有开创意义，既是前代诗歌的集大成者，又同时开启了中晚唐诗歌、宋代诗歌的先河。杜牧是晚唐诗坛的明星，他在唐代诗坛的地位：一是诗歌风格明快俊爽，以矫正晚唐诗坛柔靡风气，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二是遥承盛唐李白、王昌龄，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写景、咏史绝句；三是继承杜甫创作拗体律诗的作法；四是写出了唐王朝走向衰亡的感受。杜荀鹤是唐代诗歌终结的符号，杜荀鹤出生比陆龟蒙、皮日休、罗隐晚10~20年，去世于唐代灭亡的907年，堪称唐诗终结者，其终结者的符号意义在于：一是格律诗用到自然无为，基本没有为合律而改动词序的做法；二是鄙俚近俗的诗风成为走向宋诗的最后桥梁；三是叙事功能的衰退，远不及杜甫和白居易的水平；四是写出了乱世文人的落魄形象。 总之，唐代杜氏代表性诗人基本可以诠释唐诗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是唐代氏族文化与文学关系中的重要力量。 （作者：吴淑玲，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明清杜诗手批本的得与失曾绍皇 杜诗研究一直是门显学。明清杜诗手批本凭借不拘一格的批点形式和析精剖微的批点内容，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百花齐放的杜诗学园地，也为杜诗学和文学批评史学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充分养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同时，作为明清杜诗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现象，也带来了与生俱来的客观缺陷。 明清杜诗手批本的重要价值在于： 其一，保存了稀见的杜诗评点文献，具有辑佚存亡的功能。明清杜诗注家蜂起，杜评、杜注之作繁夥，但散逸亦较严重。周采泉《杜集书录》列明清杜诗存目193种，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列明清杜诗存目153种，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列清代散逸书目207种，明清杜诗文献散逸之状，于此可见一斑。不过，那些业已散逸的杜诗评点著作，往往在杜诗手批本中得以保存。根据这些稀见的手批文献，可以部分或全部恢复其原貌。如清代诗人屈复撰《杜工部诗评》十八卷，但未见传本。幸运的是，屈复批点杜诗的内容却被人过录在杭世骏抄并录王士禛、屈复批《杜工部集》（抄本），余重耀过录屈复批《钱注杜诗》（石印本）两种过录本之中，主体内容保存完整。将屈复批语汇辑一处，基本能恢复屈复《杜工部诗评》的原始面貌。另如申涵光《说杜》亦亡佚不存，但在韩菼批校《钱笺杜诗》、佚名过录申涵光批《杜诗评律》等杜诗手批本中部分保存。徐大临论杜之作未见书目记载，但其评点却保留在佚名过录四色评《杜诗论文》中，共有75条之多，颇为珍贵。 其二，手批本的代际传承，成为明清文人延续家学的重要方式。明清杜诗手批本具有鲜明的家族传承色彩。一些杜诗手批者评点杜诗的最初意图或为了训示子孙，或为了完成课业，并非有意致力于学术意义的著书立说，更无意将自己的批点手稿传之久远，但是后世子孙出于对先辈手泽的珍视，使之代代相传，在客观上促使杜诗手批本成为明清文人延续家学的重要方式。如方育盛跋并录方拱乾批注《杜诗论文》，方育盛在题跋中明确表明传抄父亲杜诗批点的情况：“先大人阅杜诗，凡数绝编矣……此则己丑春日批以训小子者，书载行笥，廿余年矣。拈签时有脱落，今客芝山，公余之闲，敬照底稿，誊录清册，以便时时翻诵云。” 其三，批点目的明确，具有构建批评理论体系的潜在意识。明清杜诗手批者有意运用相对统一的理论术语或方法来评点杜诗，从某种层面上说，还具有构建相关理论体系的潜在意识。这些充盈于某一具体杜诗文本中的某种批评术语或理念，应是杜诗批点者在具体操作中的有意之举，拥有非常明确的批点目的和潜在的理论体系。如李以峙批校《杜诗详注》，首先在题序中提出“杜集流传，字多互异”的现实问题，认为字词的讹异导致了杜诗意义显乖、音节失谐，故仿朱子之“正异”，作“杜诗订异”。很显然，李以峙在杜诗批点中有将批点当作著作来写的主观意图，体现出明确的批点目的。 其四，原创批评新见迭出，为杜诗集评或杜诗研究论著提供资料来源。杜诗手批本因批点的原创性而倍显其重要价值，历来颇受学者青睐。择优采纳手批评语入杜诗论著之中，成为杜诗经典论著的直接史料来源，这是杜诗手批本在杜诗学史上的独特学术贡献。尤其是那些资料汇录型的杜诗著作，特别善于从杜诗手批本中吸纳有价值的杜诗批点。如刘濬《杜诗集评》在“例言”中明确表示“凡刊本皆不载”，尤其注重对杜诗手批评语的辑录。《杜诗集评》收录评点15种，其中手批本多达11种。杨伦《杜诗镜铨·凡例》也明确强调对杜诗原创批语的吸纳：“未经刊布者，悉行载入，庶足为学者度尽金针。”《杜诗镜铨》收录评点14种，其中手批本亦有8种。从某种层面来看，杜诗手批本的繁荣兴盛，是杜诗学得以蓬勃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五，批点文本朱墨灿然，是文学批评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体。从文本角度言，杜诗手批本多色圈评的批点方式，使得原本单一的杜诗底本朱墨灿然、色彩斑斓，成为文学批评与书法艺术完美结合的艺术品。很多批点者都是饱学之士（如方拱乾、屈复、齐召南、严复等），有些甚至是名气斐然的艺术家（如徐渭、傅山、朱琰等），其批点不仅理论价值颇高，而其手迹本身就极为珍贵。这些经过名家批点的杜诗底本，已经不再停留于文学批评的价值层面，而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艺术价值。哪怕其批点文学批评色彩不甚浓厚，但经过名家亲笔批点的杜诗底本，拥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也是很多图书馆将名家批校本列入善本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高价值的杜诗手批本，往往是文学批评与书法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作为第一手的稀见文献，明清杜诗手批本的价值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某些杜诗手批本因批点态度的非严肃性、批点内容的良莠不齐，也使其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大打折扣。在肯定其独特史料价值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其与生俱来的客观缺陷： 首先，批点文本的唯一性，使得杜诗手批本亡佚严重，且不便保存、流传。手批本自诞生开始，由于批点者在底本上直接圈点批评，导致批点文本的唯一性。此类批本虽因文本的唯一性而更加珍稀，但同时也给手批本的保存、流传带来极大不便。原本一旦亡佚，便不能像其他刻本一样，可因发行量大而得以幸存。因其唯一性，客观上造成明代以前的杜诗手批本散逸严重，流传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清代杜诗手批本得以较好保存，一是藏书家注重对批校本的收藏，二是时间距当代不甚久远，故清代相应成为杜诗手批本高度繁盛的集大成时期。但是，较之刻本，文本的唯一性特质，无疑仍是杜诗手批本传播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 其次，批点态度的非严肃性，使得杜诗手批本评点形式随意、内容缺乏深度，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不乏伪作。不少批点者在评点过程中即兴而发，兴尽而止，既不追求批点的完整性，也没有刻意的批评意识，使得杜诗手批本质量存在为人指摘的瑕疵。有些杜诗手批本仅前几卷有批点，不仅批点形式不完整，而且批点内容缺乏深度，遭人指议。更有甚者，批点态度的非严肃性为批本伪作的产生提供了温润土壤，也对研究者提出了去伪存真的辨识要求。或伪托名家批点，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十余种杜诗手批本中，题张问陶批《杜诗论文》、题潘德舆批《读杜心解》均属于伪批。或抄袭他人评点而不注明出处，使后人误认为是抄录者所批，如徐松批《杜工部诗集》、潘贵生批《赵子常选杜律五言注》二书的内容均抄录俞玚评点；商盘批《杜工部集》亦是选录黄生《杜诗说》一书，等等。 最后，批点内容的过度诠释，使得杜诗手批本难避文本繁冗之弊。杜诗手批本中，有不少具有集评性质的批本。批点者将历代以来有关杜诗的评论进行辑录，并参以己见，这固然能够达到搜罗广泛、有助理解的批点效果，但也不可避免带来文本繁冗的弊端。如陆超曾过录诸名家批点《杜工部集》一书，过录了郑善夫、赵彦材、杜濬、孙莘老、刘辰翁等数十家评语，这种细书弥满的批点方式在导致批语文本冗杂的同时，有时也将自己的观点湮没在众多各抒己见的批点之中。如何既鲜明阐释自己的观点，同时又避免文本的繁冗，是杜诗手批者须仔细考量的问题之一。 （作者：曾绍皇，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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