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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和诗是古代诗歌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由两位或者两位以上诗人通过诗来进行互动的一种创作方式，其特点是拥有共同主题和意义，但又不是同时完成的一种诗歌体裁。 唱和诗的起源很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就出现一种类似对歌或者劳动号子形式的短句，由一方起头高唱，另一方附和。《诗经》中也有这种古老诗歌体裁的多处记载。这是因为最早的诗歌是作为一种情感交流和社会交际的工具，是社会生产的产物。今天我们仍然能在西南很多少数民族的对歌中看到先人们留下的这一传统的影子，而《刘三姐》更是以善对山歌闻名天下，其实她与其他人对的山歌，正是唱和诗的源头。 自从文字出现后，诗歌的交际功能更为突出。其实很少有诗歌是作者写给自己看的，诗人们创作诗歌的本意也是想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期望得到社会和其他人的认可。孔子说过，诗的特点有四个，分别是“兴、观、群、怨”，其中的“群”就是指诗歌的交际功能。诗歌在流传过程中，如果能得到读者的共鸣，形成与读者的互动，更是每一位诗人梦寐以求的。正因为如此，诗歌中的唱和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唱和诗在古诗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一、唱和诗的概念与特点唱和诗，是指诗人创作的作品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得到另外诗人的附合，并以同样或者相近的主题进行唱和。唱和诗与原诗可以在韵脚上有差异，但是意境不能相差太远，内容上要互相配合，要求“和意不和韵”，所以相对“唱”诗来说，“和”诗更难写好。因为“唱”诗无内容、体裁的限制，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和”诗却没有这个自由，它不仅在诗意上，而且在题材乃至风格上，均要与“唱”诗保持一致。如不一致，也就无所谓“一唱一和”了。 严格意义上的唱和诗出现在东汉末年，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学大发展的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涌现了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上层贵族则穷奢极欲，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贵族们追求享乐，往往置酒高会，用诗歌记录他们奢侈的生活，也表达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在这种诗酒会上，涌现出以曹丕、曹植为代表的一大批喜欢以诗歌与文士们互动的诗人，他们以诗咏物，以诗言志，互相转赠，开启了诗歌中唱和诗的新篇章。 唱和诗由于具有互动性与趣味性，一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自魏晋至隋，一直是诗人们喜爱的创作形式之一，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作品。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留下的《五月旦作和戴主薄》六首唱和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陶渊明在这些诗歌中，从时光的流逝、季节的回环往复和景物的荣衰更替，体悟到人生有始亦必有终的道理，表达了自己期望过着逍遥任性，随顺自然，无喜无忧，以终天年生活的一种植思想，是早期唱和诗中的佳作，并对后来唐代唱和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 唐代是古代诗歌的盛世，也是古诗的高峰。唐诗的特点是数量庞大，优秀作品众多，伟大诗人层出不穷，而在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诗人间的唱和之作。特别是唐代涌现了白居易和韩愈两大唱和诗集团。 虽然也有一些诗人对唱和诗不以为然，认为这种限制了自由性和想像力的体裁往往会引导诗人走入死胡同，但是大多数诗人对唱和诗还是非常热衷。这是因为唐代皇帝往往颇具文采，也会写诗，特别喜欢将御制诗与大臣分享，也希望大臣们能与自己唱和，借以沟通君臣关系，拉拢臣下。而一些大臣又投皇帝所好，想凭借唱和诗得到皇帝欢心，平步青云。正是在统治者本身的垂范下，唐代迎来了唱和诗的发展高峰。 二、刘、白与唐代唱和诗说起对唱和诗贡献最大者，非白居易莫属。此老性格开朗，作品众多，又喜欢以诗与人唱和，提携后进。他有两个唱和了一生的诗友，一个是元稹，另一个是刘禹锡。所以白居易和元稹在一起号“元白”，与刘禹锡在一起又号“刘白”，他们都是有着共同信仰和目标的诗人，也是通过诗歌唱和结下浓厚友谊的典范。 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岁，政治上是一个改革派，曾参加“永贞革新”而不断遭到贬黜。而白居易的官场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曾因事从左赞善大夫的职位贬为江州司马。刘、白二人都有外放的经历，也有着相似的家国情怀，又同样是政治上的失意派，性格也都是刚直不阿，因此两人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白居易 现存的刘、白唱和诗共有两百余首，其中大多数都是两人身处“牛李党争”的漩涡之中，政治上不得志的时候的作品，也是两人共同心境的表白。 刘禹锡和白居易之间第一首唱和诗应该是在宝历二年，刘禹锡在杨州写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送给白居易时开始。当时刘禹锡罢和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返洛阳，二人在扬州相遇，白居易作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也写诗作答。 在这首诗中，刘禹锡写下“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佳句，既点明了酬答白居易的题意，又相互劝慰，相互鼓励，使得全诗虽然颇多感慨，但给人的感受却是振奋。 纵观刘、白二人的唱和诗，诗风以大和九年为界，存在明显的区别。前期两人的诗充满了对前途的憧憬，希望相互支持，有所作为；后期两人迭遭打击，政治上失意，之间的唱和诗以淡迫和洁身自好，保持一颗平常心的相互鼓励为主。而两人在风格转变的时期，有一篇唱和诗传世，刚好解释了他们政治抱负受到打击，心境转变的过程。 这两首诗是白居易的《春词》和刘禹锡的《和春词》。白居易的《春词》中写道：“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斜倚栏干背鹦鹉，思量何事不回头？”刘禹锡的《和春词》则写道：“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刘禹锡 从两首诗上看，白居易对仕途的不满要早于刘禹锡。他以“思量何事不回头”来提醒自己早日从名利圈中抽身，而刘禹锡则在和诗中对老朋友进行鼓励，鼓励白居易相信总会有“蜻蜓飞上玉搔头”，会有实现政治抱负的那一天。 两人后期的唱和诗，是在政治失意，无奈转向山水之间的背景下创作的。当时两人天各一方，又都仕途失意，彼此都为对方身体担心，在他们的唱和诗中，充满了对老友的挂念和祝福。在两人七十岁（实际上是六十九岁，古人习惯说虚岁）那年，白居易因为自己和老友都能在世而欣慰不已，要知道在唐代七十已是高寿，是“古稀之年”，他在送刘禹锡的《偶吟自慰兼呈梦得》中写道：“且喜同年满七旬。。。尊荣富寿难兼得，闲坐思量最要身”，祝愿老友放下俗世间的那些名利之心，多闲坐养生，多活几年。而刘禹锡在对这首诗的和诗中更是表明了自己豁达的态度，他写下了“小酌酒醉销永夜，大开笑口送残年”的诗句，乐观的心态与白居易如出一辙。 三、二苏与宋代唱和诗宋代诗歌虽然比不上唐代的繁荣，但唱和诗仍然是诗人们喜爱的体裁。在宋代诗人的诗歌中，唱和体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类诗歌，就连苏轼兄弟也经常以诗唱和，其内容从咏物写景到表达思念情怀，无所不包。 苏轼与苏辙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苏辙说过他们兄弟从小都是在一起读书学习，晚上一起睡在书房中，兄弟两也曾许愿一辈子“要如是终”。可是长大之后，两人宦海浮沉，聚少离多，只能借诗文相互唱和，寄托思想之情，表达对对方的挂念。 苏轼兄弟，特别是苏轼本人，一生仕途不顺，贬官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人生不得意，更加需要亲人的安慰和关心，他们的大多数唱和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从性格上来说，苏轼比较豁达，对身外这事看得比较淡，虽屡次受到打击，但不改乐天派的性情；而苏辙则比较质朴、拘谨，抗打击能力比哥哥要弱一些。所以他们的唱和诗一般都是由哥哥先在诗中询问弟弟的情况，鼓励弟弟，而弟弟如实向哥哥汇报思想为特征。从诗的风格上来说，苏轼的诗逸兴遄飞，磅礴大气；苏辙的诗平和严谨，庄重平实。 苏轼 苏轼兄弟的这些性格特点在他们的唱和诗中反映得相当明显。苏轼在任杭州太守时，写过一首《戏子由》寄给弟弟，其中有“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二句，便是借东方朔的典故，要求弟弟乐观一点，不要消沉。而诗中“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则是勉励弟弟身处逆境，也要坚持气节，虽然不必多管闲事，但气节不可丢。全诗风格诙谐，正是苏轼性格的写照。 而苏辙的和诗《次韵子瞻见寄》则又是一番风格。苏辙回顾了自己的仕途经历，肯定了哥哥的品德之后，也以“烦刑弊法非公耻，怒马奔车忌鞭箠”则是对哥哥的劝诫，要他谨小慎微，不要对新政乱发议论，惹祸上身。兄弟之间的真情在这两首唱和诗中显露无疑。 苏轼的千古名作《水调歌头-中秋》其实也是一首与弟弟的唱和诗。这是在中秋佳节，一般人家都阖家团圆之际，苏轼想起远在天边的弟弟，在大醉之余，挥毫写下了这首“兼怀子由”的唱和绝唱。 苏轼兄弟的唱和诗，贯穿了他们一生的作品之中，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在两人人生的低谷中，这些唱和诗给了他们相互鼓励和面对厄运的动力。从艺术性上说，苏氏兄弟的唱和诗达到了古代唱和诗的顶峰，“自苏氏兄弟后，再无佳作”。 四、百合综评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唱和诗贯穿了中国诗歌的整个历程，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作为一种文人之间的常见交流方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伟大诗人都有唱和之作。唱和诗是通过诗人之间的互动与唱和，能够迅速扩大影响力，更容易在社会上进行传播。它是我国古代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朵散发异香的奇葩，应该受到今天更多人的关注。 参考资料：《中唐唱和诗精选》、《沧浪诗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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