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诗帖》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责任编辑易文，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洛阳诗帖》系蔡襄摹写五代著名书家杨凝式诗碑《洛阳风景四绝句》而成。杨凝式诗意旨在赞咏张全义保全洛阳之功，原诗题于洛阳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并有碑版，后为宋敏求《三川官下记》收录。宋敏求父宋绶于仁宗宝应二年十一月至康定元年三月任洛阳留守，其富于收藏，时蔡襄为留守府推官，该诗碑版于此际为蔡襄所见，《洛阳诗帖》亦完成于此时。时移世易，杨凝式诗、碑俱亡，明人遂据诗帖而将诗作误补入《蔡襄集》。对《洛阳诗帖》之考辨，不仅有助于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组诗的补遗，而且在书史上，亦可呈现唐书经历五代，向宋书转变的个性化轨迹。 北宋一朝，墨池可称飞将者数十家，而能树帜书坛、自成一军者，则无过苏、黄、米、蔡四人。作为“宋四家”中年辈较高者，蔡襄真、行、草各体皆优。欧阳修“与公（蔡襄）之游最久，而相知之最深乎”[1]，评价蔡襄书法云：“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2]在欧阳修看来，蔡襄书法独步当代，是继苏舜钦后的书坛翘楚。嗣后，其观点得到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支持。蔡襄书法不仅在文人雅士间颇受青睐，且在世俗社会亦受追捧，“求字者纸轴堆叠若垣壁”[3]，亭斋寺观若得其书迹，常能辉色大增。韩琦《次韵和崔公孺国博观君谟所书〈孝亲福院牌〉》云：“欲护亲莹荐福殊，僧蓝营葺几年余。名因先帝鸿恩锡，牌得君谟大字书。佛宇增辉良自尔，乡庐传美孰加予。须知体法多奇处，深造钟王奥妙墟。”[4]可见其作品颇得雅俗两界珍爱。有鉴蔡襄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成就，已有成果多对其存世书作与诗文予以研究，对其书帖之书写内容则较少措意。莫砺锋《〈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首先对《唐诗三百首》中系于张旭名下的《桃花溪》予以质疑，认为“此诗应出于蔡襄之手，后人在评论此诗时常因它误作张旭诗而称之为初盛唐风格”[5]；之后，李定广等学者继续撰文对此予以讨论[6]。由此，张旭、蔡襄这两位在唐宋书法史上可称雄杰的人物，其书法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引起学界较大关注。其实，《蔡襄集》中除《桃花溪》一诗颇具争议外，《洛阳诗帖》一组诗亦颇有疑问。近年，萧风对其有所考辨[7]，然仍多未发之覆，存有较大空间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旨在通过对蔡襄《洛阳诗帖》所及两首诗歌予以考证，以求对唐末五代书法家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组诗予以辑补，并欲图对五代宋初的书法、诗歌承继路线予以揭橥。 蔡襄《洛阳诗帖》见于《古香斋宝藏蔡帖》卷一。“古香斋”乃清乾隆斋名，因乾隆喜好古董字画，故于民间广为征求，善本真迹多有所见。蔡襄书帖有明刻本，古香斋本即据明本而拓成，花纸壳皮面，并附跋宋拓库本书帖图片24张，具有较高价值。今荣宝斋出版《中国书法全集·蔡襄卷》即据清拓本收入，该书主编曹宝麟针对此帖云： 蔡襄作品似乎从来没有落款作表字的。然而即使是后世刻帖时补加，这两首不载于文集的非常糟糕的七绝也决不会是君谟所作。诗之二的“到此经今三纪春”句颇有语病，但意思明白，说是今日重到已经三十六年（一纪为十二年）过去了。君谟晚年重游洛阳的事并不见于记载，就是算他自景祐三年（1036）做西京留守推官起，直到治平二年（1065）就赴杭州任，足数也只有三十年。[8] 由此，他断定该帖乃伪作。其实，曹宝麟仅从书法题款和诗歌内容两个角度对该帖予以否定，均有可商榷之处。  蔡襄 首先，仅凭题款就对此帖予以否定并不可取。揆以文献，不难发现在蔡襄书帖中落款用“君谟”的例子大量存在。兹举数例以证。《闽中金石略》卷三载，蔡襄于莆田囊山书陈伯孙《诗》（六合万籁息）[9]，落款为“康定二年九月十五日君谟书”[10]；稍后该卷“蔡忠惠公书二段”条，胪列“千峰倒影”“仰止”等石刻书迹，款题亦为“君谟”“皆在莆田县”[11]。而同样，“幽幽境”“龙腰”“龟山”“太白峰”“伏虎石”“双松亭石额”等见于福建省内的蔡襄书法石刻，落款亦都题为“君谟”[12]。故，仅据落款“君谟”即认定《洛阳诗帖》非蔡襄所书，并进一步认为蔡襄作品“从来没有落款作表字”的说法无疑过于武断。至于认为题款乃后人补加，并无确证，不足取信。 其次，曹氏结合蔡襄履历，认为“到此经今三纪春”一句与蔡氏经历不符，令人费解。另，笔者还可再献疑一处，即与蔡襄年辈相若并交情笃好者，并无尊号“齐王”之人。这都使学界在对蔡襄名下的这两首诗作之意旨进行探求时充满疑惑。笔者认为，如若跳出传统解诗窠臼，便不难发现部分学人对蔡襄此帖内容的解读存在着“先天误区”，即想当然地认为，蔡襄此帖所书就必然是他自己的作品。其实，诗帖与诗作本身并不必然完全吻合，换言之，书法写作可以题写自己的作品，也可以摹录他人的作品。以书法题录自己的诗歌，简单易解，朱翼盦《宋蔡忠惠公自书诗真迹》中对蔡襄此类书法作品多有辨析说明[13]，兹不赘言。 比较普遍的，则是在书法作品中摹录他人诗作。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云：“鲁直诗有《题扇》‘草色青青柳色黄’一首，唐人贾至、赵嘏诗中皆有之。山谷盖偶书扇上耳！”[14]又，《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载：“至（荆公）辞位，迁观音院，题薛能、陆龟蒙二诗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15]王安石于观音院所题，乃径取唐人陆龟蒙《丁香》一诗以书。此类情况在王禹偁、林逋、惠崇、李之仪、苏轼等处亦有不少，可窥一时风气之盛。蔡襄对唐诗颇为推崇，对盛唐诸家尤其用心。“蔡公诗律五言者宗李、杜，七言者出入王、孟，如‘垆灰寒更画，灯灺落仍挑’，摹写北堂夜话之景，真画工手也。其与唐人‘冻瓶黏柱础，宿火陷垆灰’语可颉颃矣。”[16]可见他对唐诗的喜爱与熟悉。而其书帖抄录唐人诗文的情况亦甚普遍，如《书唐张籍送蜀客》[17]《书宋之问秋莲赋卷》[18]《书唐白居易动静交相养赋卷》[19]《跋蔡端明写老杜前出塞诗》[20]《杜牧之木兰庙诗》[21]《柳子厚吐谷浑词》[22]，可谓遍录宋之问、杜甫、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唐代名家。对此，刘克庄《蔡端明书唐人诗帖》云： 右蔡公书唐人四绝句，刘禹锡一，李白二，杜牧一。……刘诗二十八字，浓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诗，则笔渐瘦，墨渐淡，至牧诗，愈瘦愈淡。然间架位置端劲秀丽，与浓墨淋漓者不少异。[23] 可见蔡襄对李白、刘禹锡、杜牧等唐诗名家的热爱早已不再局限于文学模仿，而是逐步将其融合进自己的艺术生命，融汇进自己的书法世界，以书法墨迹触动唐诗的内在魂魄。 问题是，古人缺乏著作权或冠名权意识，有的诗帖题录前人诗文时，并不注明出处与作者，年代稍久，原作散佚，后人昧于内情，极易在诗文作者归属之判断方面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如前引《邵氏闻见后录》中王安石题录陆龟蒙《丁香》一诗，后被《临川文集》卷三四所收，题目改为《出定力院作》。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在对《临川文集》予以重新编定后，《序》云：“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多以曾大夫（王安石）亲笔、石刻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24]一般而言，书法笔墨的真实并不能够为书写内容之归属判断提供有效而必要的支撑。王珏昧于此点，是陆龟蒙诗羼入《临川文集》的主要原因。就《洛阳诗帖》而言，并非如曹宝麟所言，其不载于蔡襄文集，实际上，这两首诗从明代开始就一直于《蔡襄集》中存在，今人编《全宋诗》亦将其系于蔡襄名下（有关其非蔡襄诗作的考证，见本文第二部分）。那么，《洛阳诗帖》是如何进入《蔡襄集》中的呢？这需从蔡襄身后别集的整理来探究。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云：“公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25]可见在蔡襄卒后不久其作品就已结集。至南宋，王十朋又在初编本的基础上，再次编订《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序》云“旧所不载者，悉编之，比它集为最全”[26]，规模、体量均较此前有所增扩，但并未见《洛阳诗帖》二诗。至明，《蔡襄集》等的整理编订以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一元校、朱谋㙔、李克家重校《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和万历四十四年蔡善继双瓮斋刻《宋蔡忠惠文集》三十六卷为善。与别集编校同步的是，对蔡集的补遗也在同时进行，其中以徐𤊹初编、宋珏增补的两卷本《宋蔡忠惠公别纪补遗》最著。从取材范围看，其所补篇什主要以蔡襄诗帖和散落石刻为主，而《洛阳诗帖》正是在此种情况下被收录的。天启二年（1622），龙溪颜继祖始将诗集与《宋蔡忠惠公别纪补遗》二者合刻，此为《洛阳诗帖》正式进入蔡襄诗集之始。后《四库全书》本《端明集》四十卷、近人朱翼盦影印《宋蔡忠惠公自书诗真迹》均依循之。《全宋诗》卷三九三将《洛阳诗帖》系于蔡襄名下[27]，明显亦是循旧而来。 至此可知，蔡襄《洛阳诗帖》之书法与题诗并不必完全绾合，其题诗系前人诗作。随时推移，原作遭不虞之遇而散佚，后人不明真相，遂将作品系于抄录者和临摹者名下。那么，蔡襄《洛阳诗帖》所录二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 先看《洛阳诗帖》的具体内容： 洛阳风景实堪夸，几处楼台处处花。尽是齐王修种得，如今惆怅似无家。 洛阳风景实堪珍，到此经今三纪春。无限欢娱荣乐事，一时回旋少年人。[28] 上述两诗皆写洛阳盛景，由景写人，表达惆怅婉转之情。 首先，第二首诗中的第二句“到此经今三纪春”，与张世南《游宦纪闻》所记五代书家杨凝式诗句高度重合。据《游宦纪闻》卷十载，“晋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杨凝式）有《洛阳风景四绝句》诗，年六十七。据诗云‘到此今经三纪春’，盖自丁卯至己亥，实三十年。则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阳矣”[29]。《游宦纪闻》系南宋著名文献故家张世南所作，张氏乃宋宁宗、理宗间人，其书多记杂事旧闻，“足以资博识”，于材料审订“尤极精核”，足资史料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二云其为“宋末说部之佳本”[30]，故该书所载杨凝式宦居洛阳时曾作组诗《洛阳风景四绝句》，颇具文献价值。令人惊奇的是，《游宦纪闻》所录杨凝式诗作中“到此今经三纪春”句，与前述蔡襄《洛阳诗帖》基本吻合，唯句中“今经”与“经今”稍有区别而已。另据《游宦纪闻》卷一○载《洛阳风景四绝句》仅存的一首诗云： 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自一堆灰。[31] 《洛阳诗帖》二诗与其在句式、描写对象与意旨上都十分接近。 杨凝式，字景度，冯翊华阴人，生于唐咸通十四年（873），昭宗朝进士及第。唐昭宗天祐四年（907）三月，朱温弑君篡唐，杨凝式随父迁洛[32]，历仕梁、唐、晋、汉、周等政权。五代混战，文人迫于凶威，鱼伏鼠遁，而杨却名节不辍，并有文名。史载其“精神颖悟，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33]，“善文词，出时辈右”[34]。居洛期间，杨凝式幸得张全义赏拔，“请以本官充留守巡官”[35]。张全义由黄巢之乱起家，朱温建梁后，任河南尹，并兼河阳节度使，进封魏王，属洛阳一带最有权势者。乱世中，张全义对杨凝式颇为赏拔，故后者对他也充满感激之情。杨凝式在洛阳与张全义比邻而居[36]，日后还为张全义侄张继升、长孙张季澄撰写墓志[37]，可见私谊甚好。在《张季澄墓志》中，杨凝式极尽其详地褒赞其先祖，对张全义尤为称誉[38]。而《张继升墓志》作于张全义卒后，时全义子张继祚反叛被诛，张氏势力衰败甚剧；志文语及时局世事委婉谨慎，落款题“门吏太中大夫守礼部尚书柱国赐紫金鱼袋致仕弘农杨凝式撰”；杨氏自称“门吏”，谦卑恭让，如在目前。志尾处，杨凝式对张氏一族之衰败深表同情，“怀旧悲凉，临风惨怛”，但因无法畅言，只好“将刊贞石，猬访搜才，载惟毕大之言，深愧不孤之托”[39]。五代世风浇漓，士人缺乏人格节操，进退去留皆以名位之得失为标准，义节委地，攀附之风尘上。在此背景下，杨凝式不随世俯仰，殊为珍贵。杨与张宾主二人非浮泛之交，其风情高谊由此可见。杨凝式对唐末以来洛阳所遭受的破坏亲眼目睹，对张氏在战火后对洛阳的修复之功甚为感佩，“故作诗纪全义之德”[40]，而所作之诗即为《洛阳风景四绝句》，“洛阳风景实堪哀”诗即为其一。彭定求《全唐诗》卷七一五题《赠张全义》，内容则完全相同[41]。该诗以“瓦子堆”形象，再现了历经劫难后洛阳之凋敝残破。句中特别拈出“我公”予以表彰，意道若非其“重葺理”，洛阳“至今犹自一堆灰”，以“一堆灰”来凸显张全义对洛阳的再造之功。张全义对洛阳的保全与安抚，史多有载。 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全义初至，唯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全义善于抚纳，课部人披榛种蓺，且耕且战，以粟易牛，岁滋垦辟，招复流散，待之如子。每农祥劝耕之始，全义必自立畎亩，饷以酒食，政宽事简，吏不敢欺。数年之间，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乃筑垒于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42] 《洛阳缙绅旧闻记》亦云： 时洛城兵乱之际，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张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将。每人给旗一口，榜一道，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令自耕种，流民渐归。王于百人中，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抚绥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而已，无重刑，无租税，流民之归渐众。……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43] 自晚唐以来洛阳为久战之地，城池无复隋唐之繁盛。张全义治洛，招募流民，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加固守备，经过一系列努力而渐复生机，故后晋史馆修撰李涛言“张全义有再造洛邑之功”[44]。杨凝式诗作第三句以“我公”指代张全义，颇见二人情谊深款。此诗并非属于僚客对幕主一般性的无原则谀赞，可与史料互证，此一意脉在《洛阳诗帖》存留诗作中亦有体现。 《洛阳诗帖》第一首诗中有“尽是齐王修种得”。《旧五代史·张全义传》载，“明年二月（即天祐十六年），郊禋礼毕，以全义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改封齐王，兼领河阳”[45]。故此处之“齐王”，与上诗中之“我公”，皆谓张全义。职此，蔡襄诗帖所涉二诗，表面写洛阳风光之美丽，实则还是颂赞张全义；从感情基调和歌颂对象看，该诗与“洛阳风景实堪哀”诗属于同一书写模式。前引《游宦纪闻》卷一○云：“（杨凝式）少从张全义辟，故作诗纪全义之德云：‘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自一堆灰。’它类若此。”[46]由“它类若此”可知，《洛阳风景四绝句》四诗主旨相同，皆借洛阳风物来怀念和隆显张全义对洛阳的保全之功，以褒其德。鉴于《洛阳诗帖》所录二诗与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现存一诗在内容和情感上皆完全一致，且其中人物关系与时代环境也清晰不紊，加之诗帖中载录的诗句与《游宦纪闻》所记杨凝式残句基本吻合，所以，笔者判定蔡襄《洛阳诗帖》所存二诗即为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三首佚诗中的两首。 另外，《洛阳风景四绝句》的创作背景及内在情感意蕴也值得关注。《游宦纪闻》卷一○载，杨凝式“晋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阳风景四绝句》诗，年六十七”[47]，故可将此诗系于939年。张全义卒于后唐同光四年（926）春，可知该组诗作于其卒后十三年。后晋天福初，原后唐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取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支持，兵锋直指后唐都城，洛阳再陷兵火。《旧五代史·杨凝式传》云：“晋天福初，改太子宾客，寻以礼部尚书致仕，闲居伊洛之间，恣其狂逸，多所干忤。”[48]但从杨凝式日后在刘知远后汉政权担任少师、少傅等朝职和在郭威后周朝廷出任左仆射、太子少保的情况看，他在后晋建政之初，通过“致仕”“干忤”等行为，意图表达与卖国求援之石敬瑭后晋政权拒不合作的政治态度和对现实不满的心理状态是显而易见的。《游宦纪闻》卷一○所载杨凝式于洛阳的题壁大多创作于后晋天福、开运年间，可见他在此期虽政治上退守自处，人生态度也消极避世，但对书法等艺术创作却用力甚勤，并由此迎来丰硕的艺术收获，《洛阳风景四绝句》连同该诗题壁书法即为代表。 具体而言，有感于唐末以来洛阳多次惨遭生灵涂炭之现实，杨凝式通过《洛阳风景四绝句》歌颂张全义守洛二十余年的巨大成就，“尽是齐王修种得，如今惆怅似无家”，感怀故人，兼复感叹家国前途之未卜。“无限欢娱荣乐事，一时回旋少年人”，过去的欢娱荣乐缈若云烟，而眼下“几处楼台处处花”的美好春光和洛阳风景“实堪珍”“实堪夸”，表达出对和平生活的留恋以及对当下时局的忧心，渴望再次出现张全义式的人物来护佑洛阳。这是与《洛阳风景四绝句》共有的心理背景。 既然蔡襄《洛阳诗帖》二诗乃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中散佚的作品。那么，杨凝式的诗作又是如何进入蔡襄诗帖中的呢？这需要从杨凝式和蔡襄的书法创作谈起。 杨凝式是五代最具影响的书家。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云：“五代之际有杨少师，建隆以后称李西台，二人者笔法不同，而书名皆为一时之冠。”[49]李建中《题洛阳华严院杨少师书壁后》（《全宋诗》中该诗题为“题洛阳寺壁”）云：“我亦平生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50]其对杨凝式书法的倾仰之情显而易见。然“建中之字，肥而重浊，或为时辈所讥，谓有五代以来衰乱之气”[51]，故“后之议者又以谓‘若李建中书，犹有五代以来衰乱之气’，而凝式笔迹独为雄强，与颜鲁公行书相上下，自是当时翰墨中豪杰”[52]。可见，杨凝式独步五代书坛，对北宋书法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 杨凝式书法虽称雄一世，但却不落墨于楮纸而多题于僧舍。“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53]，“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纪殆遍”[54]，洛阳佛寺墙壁已然成为他书法创作的艺术舞台。 （杨凝式）在洛多游僧寺道观，遇水、石、松、竹清凉幽胜之地，必逍遥畅适，吟咏忘归。故寺观墻壁之上笔迹多满。僧道等获而宝之。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见其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55] 《游宦纪闻》亦云： （杨凝式）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辄留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率宝护之。……其所题后，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56] 结合存世文献看，杨凝式的书法题壁虽遍及洛阳大小寺院，但从地理空间看，却主要以洛水以南、尤以张全义重新修葺的洛阳城南为重点。 （一）圣善寺。“圣善寺，章善坊。神龙元年二月，立为中兴。二年，中宗为武太后追福，改为圣善寺。”[57]该寺位于洛阳长夏门东三街四坊，与杨凝式所居之从善坊距离甚近。《洛阳风景四绝句》就题于其胜果院东壁。 （二）天宫寺。杨凝式在天福六年和开运二年（945）数次在天宫寺题壁。《唐两京城坊考》载，东都洛阳尚善坊有“天津桥天宫寺”[58]。“天宫寺，三门，吴画《除灾患变》。板上二《菩萨》，张僧繇画。”[59]以上记载说明该寺在唐及五代时确实存在，并与神秀、吴道子等人物密切相关。 （三）长寿寺。《唐两京城坊考》载，该寺在长夏门之东第四街，从南第二坊履道坊内[60]。后周广顺三年（953），杨凝式年过八十，仍于长寿寺壁上题诗，距其宅距离较近是一个重要因素。该寺既有吴道子之画，也有杨凝式书法。故黄庭坚《跋王立之诸家书》云：“余曩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微入妙，盖尝与吴生画为洛中二绝也。”[61] 此外，杨凝式留迹的寺庙还有惠和坊的普明寺及兴教坊、修行坊的寺庙等，兹不备述。 题壁书法常受外在自然条件制约，受风雨侵蚀，随日月凋驳，字迹难免漫漶。“洛阳诸佛宫，书迹至多。本朝兴国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颓圮，翰墨所存无几，今有数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爱其书帖者，皆藏去，以为清玩。”[62]“少师于西京寺观壁上书札甚多，人间所收，真迹绝少。其寺观所书壁，僧道相承保护之。至兴国九年，大水湮没，墙壁摧坏，十无一存。可为惜之，可为惜之。”[63]另外，上述寺院多位于洛阳城南里坊，距洛水、漕渠亦近。《永乐大典本河南志》“洛漕诸渠”云：“洛水西自苑内上阳宫之南，流入外郭城。东流经积善坊之北，分三道，当端门之南，立桥三。”[64]洛阳城南河道交错，漕渠贯通，故当洛水泛滥，里坊易被洪水漫灌，杨凝式于寺庙中之题壁诗帖自然也难逃其泱。“洛阳惟有广爱寺西禅院两壁、胜果院一壁、天宫寺一壁而已。因甲子岁大水损失者多矣。”[65]上述自然原因和地理空间因素，共同导致宋代杨凝式书法作品真迹急剧减少。 其书帖能传播后世者，遂多赖石刻。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四《题杨少师书后》云： 公所题壁，距今逾八十年，字颇缺落，不可辨者十有三四。天王院僧继明，虑公之书久遂无传，命僧某择字之最完者，得长寿、甘露两壁，总八十七，模刻于石。[66] 上述杨凝式书帖流传过程说明，书帖若无石刻相辅，漫漶则是迟早的事。《洛阳风景四绝句》说，“真迹今在西都唐故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字画尚完，亦有石刻。书侧有画像，亦当时画”[67]，说明该组诗至北宋仍在壁间，完整可见，并辅有石刻，从而为该组诗和书法流传后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性保障。 杨凝式书法得到北宋书坛一致赞誉，蔡襄对其书法成就与地位亦颇肯定。那么，蔡襄究竟是从何时、在何地，以何种途径开始学习杨凝式书帖的呢？ 与蔡襄同代、且为福建同乡的章惇，语及蔡襄书法时曰：“君谟少年时乃师周越，中始知其非而变之。”[68]周越之书名盛行于宋仁宗天圣、景祐间，“然字法软俗，殊无古气”[69]，“周越书如轻薄少年舞剑，空健而锋刃交加”[70]。可见，周越书法多被时人以“俗”“轻薄”相诟，蔡襄早年习书虽曾取法于周越，然至中年，进入汴京、洛阳等文化中心城市后，有更多机会向当世名流与前辈书家学习，遂致书风渐变。蔡襄手摹杨凝式诗帖，即在景祐、宝元年间，其任西京留守推官之时。蔡襄于景祐三年（1036）七月至康定元年春（1040）为西京留守推官，期间任留守者先后有张士逊、范雍和宋绶三人，其中宋绶对蔡襄书法创作影响最大。宋绶于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至洛阳任留守、知河南府，康定元年三月，旋回京担任枢密使。宋绶亦为著名书家，“其书富有法度，虽清癯而不弱，亦古人所难到者”[71]。在洛阳留守府中，宋绶对蔡襄多方关爱，“洛宅初开府，非才辱顾隆”[72]；蔡襄对此知遇之恩自然颇为感激，“辱公知遇厚，表里曾无嫌”[73]。宋绶对蔡襄的翰墨之才也颇赏识，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云：“蔡君谟得字法于宋宣献。宣献为两京留守时，君谟其幕官也。嵩山会善寺有君谟从宣献留题尚在。”[74]公事暇余，蔡襄多向宋绶请教书法，《观宋中道家藏书画》云“间复请笔法，指病如投砭”，《石林过庭录》云“君谟初在宋宣献公幕府授以书法”[75]。此外，宋绶作为宋代著名收藏家，家中藏品甚多，书椠犹夥，其中书法作品对蔡襄影响尤其重要。如雷德侯所言：“名作和优良的摹本都是藏品，只有受到收藏者特别青睐的少数人才有幸一睹风采。学书者必须依靠藏品，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找到范本。藏品的质量和藏品可提供的选择范围可以影响学书者的风格。”[76]宋绶家中的藏品，对蔡襄书艺之精进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梅尧臣《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云： 君谟善书能别书，宣献家藏天下无。宣献既殁二子立，漆匣甲乙收盈厨。 钟王真迹尚可睹，欧褚遗墨非因模。开元大历名流夥，一一手泽存有余。 行草楷正大小异，点画劲宛精神殊。坐中邻几素近视，最辨纤悉时惊吁。 逡巡蔡侯得所得，索研铺纸才须臾。一扫一幅太快健，檀溪跃过瘦的颅。[77] 宋绶卒后，其子继承乃父所藏。“绶有子曰敏求，能世起家，凡当时巨卿铭碣，必得敏求字为荣，故二宋之书，人到于今称之。”[78]宋敏求在书法上“学传其家，近岁名卿、宗公之碑志，多其所书。遒婉冲丽，当世共珍之”[79]。皇祐四年（1052），作为蔡襄的好友兼同行，梅尧臣一同参加对宋绶、宋敏求藏品的欣赏，并赋诗以志，之后展纸把墨、挥毫创作，展现出极富现场感的书法互动。对于杨凝式“洛阳诗碑”，宋氏父子早有所见，“少师此诗，本题于西都长寿寺华严院东壁，仆近岁官洛，因览宋次道（即宋敏求）《三川官下记》，知之，亟往观焉。墨迹石本皆不复存在”[80]。宋敏求《三川官下记》今虽亡佚，但其文中提到《洛阳诗碑》，且点明其所在位置，辅以宋氏父子对艺术的精求和仕宦洛阳的经历，当为其亲眼所见且实录。因此，《洛阳诗帖》当创作于蔡襄担任洛阳推官并与宋绶、宋敏求父子交游款密之际，亦即宝元二年十一月至康定元年三月间。 蔡襄题写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除杨氏书法艺术令其叹服外，另有二因值得说明。首先，杨凝式诗表达了对乱世的感叹和对幕主张全义的感激，而蔡襄任西京留守府推官，正值仁宗秉政之际，天下安定，蔡襄与宋绶宾主融洽。故摹录此诗，或有借笔墨委婉表达对宋绶知遇之恩的酬谢。其次，台静农认为，“（蔡襄等）都是高才博学，品行高洁者，而能倾服于五代官僚社会中打滚的杨凝式，这固因杨凝式有不可及处，亦因杨凝式的道路是北宋诸贤要走的”[81]。蔡襄摹录杨凝式诗作，也表达了对杨凝式人生经历的理解。杨凝式身仕五代，“既不遇时，而梁、唐之际，以义节自立，襟量宏廓”[82]。其书于壁间“挥洒之际，纵放不羁，或有狂者之目”[83]，展现出遇境即就的创作灵感，体现出极其强烈的自我抒情意识，进而使其书品性超逸。蔡襄一生也于朝野进退间泰然自若，笔墨间“风骨秀逸，天真烂熳，尤为佳绝”[84]，“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85]，颇蕴旷怀逸韵，亦表现出极强的抒情性。杨、蔡二人时代、行迹虽异，但精神却有暗通之处，于书法也都有“自出新意”“超逸绝尘”的追求，书体雍容舒闲之态展现出简静自足的心理意绪。杨凝式在洛阳或官或隐，蔡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自请任职于福建家乡一带；他们都关心政治但又不过分投入，“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倒日益成了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于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86]。具体到杨凝式、蔡襄处，蔡襄通过学习杨凝式等名家，致其书风“中始知其非而变之”，走上个性化道路。他们的书帖，共同参与并推动了书风从状物再现向抒情表现的转变，亦深契唐书“尚法”转向宋书“尚意”的书学思潮，而《洛阳诗帖》正是此种转型的微观载体和生动案例。 唐代书法与诗歌皆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宋人对其的欣赏，不仅停留在口耳相诵，也表现在对其诗歌与书法的心追手摹。宋初诗坛之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皆取法唐人便为其迹；而在书法创作上，北宋文人手书唐诗更为一时风气。模仿唐代书家之诗帖，更是将二者合一，故成为极受北宋书法家追捧的学书方式。蔡襄出于书法喜好，手书张旭《桃花溪》而误入《蔡襄集》[87]，此为其“前科”。《洛阳诗帖》亦系蔡襄临摹五代书法家杨凝式之诗碑《洛阳风景四绝句》而作。随时推移，杨凝式原作散佚，明人整理《蔡襄集》时，遂将其辑入，并系于蔡襄名下。 对《洛阳诗帖》之考辨，不仅有功于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组诗的补遗，也坐实了蔡襄书学杨凝式的承继关系，进而可烛见唐书“尚法”之观念经历五代，而向宋书“尚意”之书学观念转变的个性化轨迹，同时，还为研究宋诗效法唐诗之途径，提供了另种观察角度和素材。 注释 [1] 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2页。另，欧阳修、蔡襄皆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欧阳修遭贬，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颂范、欧而斥高若讷。庆历时，欧、蔡同为谏官，支持范仲淹新政。晚年，欧阳修为蔡母铭墓，而蔡为欧书《集古录目序》。由此观之，欧、蔡二人交游久而情谊深，绝非虚语。 [2] 张邦基撰、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八，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9页。 [3] 陶榖撰、孔一校点《清异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4] 韩琦撰，徐正英、李之亮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一○，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393页。 [5] 莫砺锋：《〈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6] 李定广《〈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载《学术界》2007年第5期）认为，《桃花溪》仍应属张旭而非蔡襄。之后，朱光立《〈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与李定广先生商榷》（载《学术界》2014年第6期）、李定广《再论〈唐诗三百首〉中张旭诗争议——兼答朱光立先生》（载《学术界》2014年第7期）又持续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7] 萧风：《杨凝式佚诗〈洛阳风景四绝句〉考辨》，载《书法》2017年第12期。萧文重在辑佚，而本文则结合时代人文环境，以蔡襄与宋敏求父子的交往和担任洛阳推官为契机，研究蔡襄对杨凝式书法的传习、自身书法风格的转变和唐书向宋书转变的内在理路，并通过对蔡襄作品的流传和别集编纂，探究杨诗羼入蔡集的过程，最后探究蔡襄摹写杨诗碑版的内在文化心理。 [8] 刘正成、曹宝麟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蔡襄卷》，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9] 该诗第二句蔡襄诗帖为“秋林月正晖”，《全宋诗》则为“秋林月争归”，陈伯孙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曾任长乐县尉，可知其几乎与蔡襄同代，仅年辈稍长。蔡氏手书其诗，诗句当不致有误，今人编《全宋诗》于此诗未能依蔡书收录，可撼。据蔡襄该书落款题为“康定二年九月十五日”，“康定”为宋仁宗年号，康定二年（1041）十一月丙寅，改元“庆历”，故此书题为九月，盖在改元之前。是年，蔡襄年三十，官著作郎、馆阁校勘，故无从还乡书石。故此刻石，盖先书于纸上，而后刻于石。 [10]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三，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三编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580—581页。 [11]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三，《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三编第四册，第581页。 [12] 沈瑜庆：《福建通志·福建金石志》卷六，《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三编第四册，第383页。 [13] 朱翼盦：《宋蔡忠惠公自书诗真迹》，民国珂罗版影印本。 [14] 陆游撰、李剑雄点校《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51页。 [15] 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页。另，《宋诗话辑佚》中辑《王直方诗话》“舒王题薛能诗”云：“李希声云：‘舒王罢政事时，居州东刘相宅，于东院小厅题“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者数十处。’至今尚有三两处。”所述与此相类。详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页。 [16] 徐𤊹初编、宋珏增补《宋蔡忠惠公别纪补遗》卷下，徐𤊹编、吴以宁点校《蔡襄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62页。 [17] 裴京福：《壮陶阁书画录》卷三，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25页。 [18][19] 金梁撰、祁晨越点校《盛京故宫书画录》卷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第48页。 [20] 朱熹著，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四，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4页。 [21] 聂子述：《郁孤台法帖》卷六，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第七册），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另，杜牧原诗题目作《题木兰庙诗》，诗中第二句为“曾经梦里与画眉”，蔡襄书帖则“曾经梦里梦画眉”。尾句杜诗为“拂云堆上祝明妃”，诗帖则阙三字，为“拂云堆上□□□”。 [22] 周必大：《益公题跋》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23] 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二《蔡端明书唐人诗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74页。 [24] 王珏：《临川王先生文集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卷二○，清光绪常熟瞿氏家塾刻本。 [25] 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三五，第922页。 [26] 蔡襄著、王十朋编《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7] 傅璇琮等：《全宋诗》第七册卷三九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3页。 [28] 《蔡襄集》外集一，第742页。 [29][31][40][46][47][56][62][67][82] 张世南撰、张茂鹏点校《游宦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第89页，第89—90页，第89页，第86页，第89页，第90页，第86页，第90页。 [30] 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19页。 [32] （杨凝式父）杨收在长安修行坊有宅，“端州司马杨收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杨凝式叔）杨发于长安延福坊有宅，“岭南节度使右常侍杨发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第217页）。清人端方《陶斋藏石记》（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录有杨发之女的墓志，志文言，杨发第七女杨芸字子书，隋越国公杨素之裔。乾符五年六月七日，终于延福里，十月二十八日，葬于长安县南原姜允村。可见，杨凝式父祖辈一直都以关中为家族发展重心，仕、居、葬皆在此地，“修行杨”与“靖恭杨”皆多显贵，成为中晚唐政坛格外亮眼的仕宦家族。后因黄巢之乱以及长安被焚毁，家族才不得已迁往洛阳，其家族重心离开经营数代的故土，最终与唐朝一起走向衰弱，并不得不依附张全义等地方实权人物。 [33]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957页。 [34][52][54][83] 轶名著、顾逸点校《宣和书谱》卷一九，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第153页，第153页，第153页。 [35]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第1683页。《旧五代史》此处记载有误，时张宗奭当为魏王，而非齐王。《旧五代史·唐书三九·张全义传》云：“张全义，字国维，濮州临濮人。初名居言，赐名全义，梁祖改为宗奭，庄宗定河南，复名全义。”（卷六三，第837页）《新五代史》所记与此同，又可知张宗奭即为张全义。另据《旧五代史·梁书三·太祖本纪第三》载，张全义于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五月“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卷三，第55页），此亦见载于《资治通鉴·后梁纪一》《五代会要·封建》《册府元龟·闰位部》。而张氏改封齐王事，则据《旧五代史·唐书七·庄宗本纪第五》载，同光二年（924）二月“辛巳，以检校太师、守尚书令、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魏王张全义为守太尉兼中书令、河阳节度使、河南尹，改封齐王”（卷三一，第489页）。故《旧五代史·杨凝式传》所记“梁开平中……齐王张宗奭见而嘉之”（《旧五代史》卷一二八，《周书》十九，第1683页）有误，当为“魏王张宗奭见而嘉之”。 [36] 关于张全义住址，《旧五代史·唐书十六·明宗纪第六》云，“从璨因游会节园，《通鉴注》云，‘会节园在洛阳城中，张全义镇洛岁久，私第在会节坊，室宇园池，为一时巨丽，输之官，以为会节园’”（《旧五代史》卷四〇，第629页）。宋敏求《河南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皆将张全义宅系于此坊。可知，张全义宅在长夏门东四街四坊会节坊，祠堂在其北的绥福坊。而据《邵氏闻见录》载，杨凝式在洛居住于延福坊，延福坊位于洛阳长夏门之东第三街从南第七坊，和张全义宅仅隔一坊，都属于五代时期张全义修复的以南市为中心的区域范围（《邵氏闻见录》卷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页）。 [37] 《张继升墓志》贞石现藏于洛阳古代艺术馆，录文见刘连香《后晋张继升墓志考》（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张季澄墓志》贞石现藏于孟津县文管会，于1991年与其父张继业墓志一同出土于孟津县朝阳乡崔沟村，录文见李献奇、郭引强等编著《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38] 《洛阳新获墓志》，拓片见第135页，录文见第317—318页。 [39] 刘连香：《后晋张继升墓志考》。 [41] 彭定求：《全唐诗》卷七一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18页。 [42][45] 《旧五代史》卷六三《张全义传》，第975—976页，第978页。 [43] 丁喜霞：《〈洛阳缙绅旧闻记〉校注》“第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4页。另，《洛阳缙绅旧闻记》作者系张齐贤，洛阳人，张氏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及第，是书乃其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以兵部尚书知青州时所作，皆述梁、唐以还洛阳旧事。其纪张全义治洛之功，极为详备，旧史多采用之，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46页）曰其“固可与五代史阙文诸书同备读史之考证也”。 [44] 司马光撰、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后晋纪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79页。 [48]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杨凝式传》，第1958页。 [49]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20—2321页。 [50] 傅璇琮等：《全宋诗》第1册卷四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51][71][78] 轶名著、顾逸点校《宣和书谱》卷六，第46页，第46—47页，第47页。 [53] 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二八，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6页。 [55][63] 丁喜霞：《〈洛阳缙绅旧闻记〉校注》“第一”，第10页，第16页。 [57] 王溥：《唐会要》卷四八“寺”，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48页。 [58][60] 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6页，第163页。 [59] 张彦远著，范祥雍、启功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三，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67页。 [61] 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页。 [64] 《河南志》系徐松在嘉庆时期纂辑《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卷九五七八、九五七九中钞录而出，且未做删改。从《永乐大典》成书时间看，这些资料当于明永乐元年（1403）至六年被编入是书，其最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于，它将现已散佚许久的宋敏求《河南志》主体部分保存其中。所以，从文献因袭链条来看，徐松《河南志》通过《永乐大典》，是在宋敏求《河南志》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故徐本中有关隋唐五代以及宋初对洛阳城郭的记载，其文献的真实与可靠性极高。 [65] 黄伯思撰、赵彦国注评《东观余论》卷下《记与刘无言论书》，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刘无言，即刘焘，字无言，湖州长兴人。哲宗元祐三年进士，苏轼赞其文“文章典丽”，有《南山集》。善书法，笔势遒劲，诏修阁帖。 [66] 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四，上海涵芬楼影印春岭阁钞本。 [68] 张邦基撰、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卷一○，第269页。 [69] 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一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8页。 [70]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五，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5页。 [72] 《蔡襄集》卷六，第103页。 [73] 《蔡襄集》卷二，第36页。 [74] 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6页。 [75] 董更：《书录》中篇，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76] 雷德侯：《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许亚民译、毕斐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77] 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90页。 [79] 姚淦铭编、刘文秋考评《朱长文续书断》，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80] 黄伯思撰、赵彦国注评《东观余论》卷下《跋杨少师诗后》，第254页。 [81] 台静农：《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陈子展编《台静农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84] 《蔡忠惠公别纪补遗》卷上，《蔡襄集》，第846页。 [85] 《蔡襄集》卷三四，第627页。 [86]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页。 [87] 李定广：《再论〈唐诗三百首〉中张旭诗争议——兼答朱光立先生》。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群体互涵关系研究”（批准号：16XZW009）成果。 * 本文初稿完成后，于2018年10月提交西北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文化国际高端论坛”进行交流，感谢会间数位学者对本文提出的富有价值的建议；也感谢《文艺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修改提供的重要线索。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猜你喜欢  本刊用稿范围包括中外 文学艺术史论、批评。 欢迎相关学科研究者， 特别是青年学者投稿。 文艺研究 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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