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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伯 良 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开始，秦、西汉、东汉各代政府都因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陆续移民巴蜀。 迁徙到巴蜀的外来移民中，有官宦、豪绅、商贾，也有贫民、灾民、刑徒，他们与原巴蜀土著民一起，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和经营发展，到东汉时，涌现出许多的“强宗豪右”和“著姓大族”，犍为郡和武阳县也不列外。《华阳国志》说：“武阳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也。”[1] 这些大姓，不仅仅只是富豪家族、世家大户，他们当中，还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有的官至“国家级”领导，有的出任“省部级”高官。 武阳张氏，是留侯张良的后代，是中原移民到眉山发展成豪门大族的代表，其代表人物是张皓、张纲父子。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张氏一支迁居武阳，在今眉山市彭山区开始了新的生活。张皓（公元50—132年），字叔明，少时游学京师，长大后“归仕州郡”，随后历任尚书仆射、彭城相、廷尉等职。永建元年（126年），汉顺帝刘保即位后，任命他为司空。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三公是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可见张皓职位之高。张皓向朝廷举荐了大量贤才，“天下称其推士”。[2]
[3] 张皓有两子，长子张宇曾任范阳太守，是晋代司空张华的先祖。次子之子张纲（108—143年），字文纪，他任侍御史时，敢于不畏权贵，直言正谏。汉安元年（142年），朝廷选派八使巡访州郡，宣扬风俗教化，检举核实善恶好坏。其他七名专使都是知名大儒，多当过大官，只有张纲年少，官位最低。其他人都奉命到任，唯有张纲把他的车轮埋在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便是成语“张纲埋轮”的故事。随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弹劾太尉、司徒“尸位素餐，不堪其职”，并历数当朝国舅、大将军梁冀15条罪状，京城都为之震动。当时，广陵郡（扬州）有一支张婴率领的农民义军，十多年都不曾被朝廷平定。梁冀为了陷害张纲，就让他出任广陵太守。张纲到任后，只身前往张婴军营，劝降了张婴，平定了动乱。张纲在郡任职一年后，不幸英年去世，百姓老幼相携到府衙吊唁他。张婴等五百多人还穿戴丧服，送张纲灵柩到犍为（今彭山区）安葬。张纲有三个儿子，后来分别担任郎中、尚书、豫州牧。[4] 除了外来移民后裔外，在东汉眉山的豪族中，也有原居蜀地的氐人。《四川通史》说：“《华阳国志》中《蜀志》、《汉中志》所列川西各县的‘大姓’，杨姓所占比例特大，其中多为汉化氐人。”[5]武阳杨氏，可谓川西杨姓的代表，这个杨家，现今可查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8位。 杨涣，字孟文，生卒年不详，武阳人，以清秀博雅著称于世，历任台郎、相、尚书、中郎、司隶校尉。《华阳国志》称颂他：“孟文翘翘（qiáo，出众），丕显（英明）有成。”汉顺帝时，连接中原与四川的重要交通干道之一褒斜道断绝，“深执忠伉”的杨涣“数上奏请”[6]，建议重修褒斜道南口石门，打通褒斜道。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延光四年（125年）十一月，朝廷“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7]褒斜道南口石门，是世界上最早用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之一，经过修整重开的褒斜道，安全平坦，行旅称便。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汉中太守王升在褒斜石门石壁上刻文，称颂杨涣重开石门的功勋，这块石刻便是著名的《石门颂》，也称《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下图是《石门颂》。  杨涣有两个儿子三个孙子，也是能臣干吏。小儿子杨文方，曾任汉中太守。杨文方长子杨弼，曾任冀州刺史、下邳相，次子杨頍（kuǐ），二千石。杨涣的另一个孙子杨淮，历任尚书、河东守、尚书令、河南尹、司隶校尉、将作大匠。他为官忠直，不畏权势，常常上奏弹劾为非作歹的权贵，很有政声，满朝士臣无不敬佩其正直不阿。[8]东汉熹平二年（173年）二月，犍为郡人卞玉经过褒谷石门，见《石门颂》，有感于杨氏祖孙业绩，乃为文记述杨淮、杨弼生前的仕迹和建树，这就是《司隶校尉杨淮下邳相杨弼表纪》，也称《卞玉过石门颂表纪》、《杨淮表纪》。[9] 值得一提的是杨氏家族还有两位女性，一位叫杨进，一位叫阳姬，她们是眉山历史上最早见于史载的女性。《华阳国志》载，杨进是武阳县杨家的女儿，将作大匠、广汉人王堂（《后汉书》有传）长子王博之妻。王博的后母文氏有母仪当代的德行，杨进把她的教导作为自己的准则，在家里端庄有礼。牂牁太守李祎家也有后母，但家中常常不和，他感叹家中徒有富贵，学问却比不上王博家。 杨文方的妻子阳姬，更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武阳人，出自贫寒。杨涣刚担任尚书郎时，有次请假回家，当时阳姬还是个没有出嫁的女子，因为父亲犯法被关在牢里，她便在路上拦住杨涣的马，为父亲申冤上诉，言辞慷慨，边说边哭。杨涣被她的孝心所感动，便向郡县政府讲明情况，把她的父亲放了出来。杨涣认为阳姬是个才女，便聘娶她为儿子杨文方的妻子。事实证明，阳姬真是一位贤德的奇女子，她嫁给杨文方，不仅使她的家族得以和高门大族联姻，她的两个弟弟都得以做官，使阳家成为世代官宦之家，更重要的是她养育了两个出色的儿子，长子杨弼官至冀州刺史，次子杨頍也是二千石（郡守）级别的大官。不仅如此，她的侄子、官至司隶校尉的杨淮还把她接到自己的官舍中住下，常常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地方。她帮助丈夫和杨淮选拔推举的青年才俊赵宣、五方，后来分别成为犍为和广汉的太守。 杨家还有一位叫杨子舆，曾任蓝田令，可能生前便告老还乡，死后葬于江口。[10] 除了张、杨这两个大家族之外，东汉时，武阳县出的名臣还有王升、赵松、赵敦等。 王升，字稚纪，他在汉桓帝建和年间（147年—149年）任汉中太守时，不仅主持书刻了《石门颂》，还在褒斜道上架设桥梁，修建可盛粮食和柴草的石仓，极大地改善了褒斜道的交通条件，方便了过往行人，令“行者欣然焉”。而他主持书刻的《石门颂》，至今仍保存在汉中博物馆，是“石门十三品”之一、我国汉代摩崖“三颂”之首（另外两颂为《西狭颂》、《郙阁颂》），其汉隶被誉为“汉人极作”、“国之瑰宝”。 赵松，字君桥，小时候曾多次向隐士费贻请教问题。当他得知费贻立志做隐士后，仍经常和费贻来往，但从不暴露费贻的行踪。公孙述被平定后，出任过上党太守。 赵敦，字建侯，起初曾做过新都令，宣扬德教礼仪，颇有治绩。三公府和大将军梁冀多次聘请他，他都不去。特别是梁冀，对他是聘书不绝。后来梁冀被逼自杀，朝廷派人看守他的尸体，不准人前去吊唁。赵敦感其知遇，独自前去吊祭，然后到有关部门自首，皇帝赦免了他。《华阳国志》赞曰：“建侯吊梁，效志知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两汉经学兴盛，流派众多，官方还设立经学博士负责传习经书。东汉之时，四川也涌现了一批经学博士或大儒，其中在犍为武阳传经讲学的名儒便有定生和周循。 《东观汉记·王阜传》说，“王阜，少好经学，年十一，辞父母……欲之犍为定生学经，取钱二千、布二端去。母追求到武阳北男谒舍（客舍）家，得阜，将还。后岁余，（其父王升）听之定（生）所受韩诗。”[13] 这则故事说明，武阳有个叫定生的经学博士，他是“韩诗（汉初燕人韩婴所传授的《诗经》）”学派的，名声应该很大，连蜀郡的王阜都要前来向他学习。这个王阜也是才学过人，跟随定生学了几年之后，17岁就开始当经学老师，“声闻乡里”，后来做了益州太守。《孟孝琚碑》还说，孟广宗（字孝琚）十二岁跟随其父到武阳县后，“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虽然孟广宗的老师不一定是定生，但至少证明武阳研习传授“韩诗”已蔚然成风。 谶纬学也是当时的官学之一。《后汉书·杨厚传》载，杨厚的祖父杨春卿，“善图谶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后来，杨统“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杨统之子杨厚，“少学统业”，后又“习业犍为，不应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正特征，皆不就。”[14] 《四川通志》云：“周循，犍为人，教授生徒时，新都杨统从循习业，统子厚亦受业于循，父子俱得循传，显名于世。”[15]虽然这个周循不知何处人士，但他很有可能在当时的犍为郡治武阳教学授徒，而且传授谶纬学。 参考文献 [1]《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2]《后汉书》卷八十六·列传第四十六·张晧传 [3][7]《后汉书》卷六·本纪第六·顺帝刘保 [4]《后汉书》卷八十六·列传第四十六·张纲传 [5]罗开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 [6]《石门颂》 [8]《华阳国志》卷十（中）·犍为士女 [9]《杨淮表纪》 [10]南京博物院编《四川彭山汉代崖墓》，1991年7月第1版 [11]罗家祥《犍为郡记》 [1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13]《东观汉记》卷十三·王阜传 [14]《后汉书》卷六十·列传第二十·杨厚传 [15]《四川通志》卷九（上）·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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