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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 明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财政极度困难。其实皇家内库当中还有大量的金银，但明朝皇帝太吝啬，不肯拿出来解决边镇的军饷问题，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先后加征辽饷、剿饷和练饷，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 结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从宫中搜到七千多万两金银，有些还是万历初期存到内库当中的，最终全被运往西安。比如《恸余杂记》中说：“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驼载而去。” 《明史》中说：“自成至，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大略估算下来，也是几千万两，和七千万两差不多。 《甲申纪事》中说：“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那么，崇祯皇帝真的是吝啬银钱，宁可加派剿饷、号召大家捐饷，也不肯动用内宫中存放的金银？李自成真的从北京运走了七千万金银？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先看看明朝的内库。和我们这个话题相关的明朝仓库有内府十库，即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赃罚库、广惠库、广盈库等，分别隶属于户部、兵部和工部。宫内还有里库，即内东裕库、宝藏库，存放珍宝、书画等物，没有金银。 存放金银的是两处承运库，每年收进一百多万两金花银，供给宫中后妃、太监和宫女。另一个存放轻赍银，给勋戚、京营武官发放俸禄。第三处是天财库，存放的金银主要用来赏赐。 嘉靖年间，修整工部的旧库，名之为节慎库，用来存放矿银，专供宫内使用。 《崇祯遗录》中说，万历、天启年间，内库中的金银基本花完了，崇祯皇帝登基后，虽然注意节省，仍然缺钱，只好把库房中的一些金银古器化为银锭来使用。 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皇帝曾经告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内库只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两耳。” 《恸余杂记》引用户部侍郎吴履中的言论，说他曾经请求崇祯皇帝动用内帑，以解燃眉之急。崇祯皇帝让他靠到近前，小声说：“内库无有矣。”说完落下眼泪。 《甲申纪事》的作者赵士锦是工部员外郎，负责管理节慎库。北京失守之前的三月十五日，他和几位官员清点节慎库的财物，新库里的银子只有两千三百多两，老库里有大约九百多两银子，是专门为守城准备的。另外还有查抄罪臣而来的一些衣饰和珠宝，价值大约一千余两银子。 新库、老库的财物全部加起来，有四千两左右，相当可怜。所以，守仓库的老兵感慨：“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四千金。国家之贫至此！” 当然，崇祯皇帝在宫中应该有一点积蓄，就算他不留，周皇后等人应该也会想尽办法留存一些。当初崇祯皇帝号召勋贵捐献银两，岳父周奎哭穷，正是周皇后偷偷从宫里送出来五千两银子，周奎最后捐出来一万三千两银子。 总之，崇祯后期的宫中就算有一点银子，数量也相当少，李自成从皇宫库房里得到的银两应该很有限，肯定不会有千万两之多，所以农民军开始向明朝官员逼饷。 再看看拷饷、捐饷的效果。《甲申纪事》记载，三月底农民军公布派饷的标准：“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兵部、翰林三万、二万，部属而下以千计。勋戚人财两尽而后已。” 勋贵之家直接抄家，大学士每人十万两，各部尚书、侍郎、锦衣卫高官是数万两，以下依次递减。 逼饷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几个大户交出的数量如下： 周奎府中一共抄出来五十三万两银子和大量绸缎。大太监王之心的额度是三十万两，他交出来十五万两，外加许多器皿宝物，最后死在夹棍之下。锦衣卫的骆养性交出三万两，没有受刑。 首辅大学士陈演主动交出四万两银子，大学士魏藻德被逼交出一万两银子，大学士方贡岳的府里只搜出皇帝赏赐的两锭元宝，一位商人替他交上一千两银子，大学士邱瑜交出两千两银子。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四位大学士都没有达到规定的数额，所以除了陈演，都被打得很惨。 更低级别的官员拿出来的更少，有的人为了几百两银子反复受刑，死于刑下，有人选择自杀。 逼饷的效果远远没有达到农民军的期望值，总数肯定不到一千万两银子。 结论李自成从宫中没有搜到多少银子，逼饷的结果也不太理想。所以李自成的登基典礼一拖再拖，重要的原因就是费用太高，需要抓紧筹措。如果李自成真从宫中找到了千万两的金银，他应该早就把这件日思月想的大事办了。 那么，李自成得到的许多金银锭上刻有历年字号，是不是它们一直完好地存放在内库当中呢？吴履中认为，这些金锭、银锭大部分是从太监、勋戚手中逼出来的，皇家内库的财富早就转移到这些人手中了。 综上所述，农民军在北京镕化金饼、银饼，所用材料主要是从官员、太监那里拷掠来的金银，以及宫中收藏的金银器皿。 至于这些金银的总数，应该属于农民军的高级机密，只有核心的将领才能知道，局外人给出的数字不管多么确切，都是揣测。 可以确定的一点，李自成从北京运走的金银，只有一小部分是从皇宫内库中得到的金银器，总数远远没有七千万两之巨。 于左 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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