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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名人,悟百味人生(上)

2019-12-26  廿氏春秋

内容简介

孔子说;用政治法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改正错误,走上正道。”老子说:
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表现在形式上的德,因此才有德;道德低下的人,执守着形式上的德,因此没有实际的德。法令越是严酷,盗贼反而更多。”
有些时候,历史真的很容易让人上当,明明看上去是很温情的事,实际上却是善于玩弄权术的“君子”的把戏,把历史看透彻了,这些都是阴谋。现在看来,但凡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会使出一定的手段,因为只有一定的手段才能产生想要的结果。历史总是强调结果的,这些都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使我们多了几番悟性。
所谓儒将,盖指出身读书人并具有儒雅风度的将帅。一部中国古代战史,正可谓武将如云,而儒将却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儒将者,除出身文人、风度儒雅这两条基本条件外,还须胸有韬略腹有文墨而战绩卓著……

前 言

我们需要对历史进行感悟,对此,毛泽东有一篇词写的很是深刻: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变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楚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东方白。
历史,是由人来创造的,而未来的历史,也应该是由人来书写的。对未来的探索和追求就建立在我们今天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今天的我们一定要走好,利用的就是昨天的那面镜子。
书中的历史是非、人物纵横都已经过去,但我们在不能背叛过去的同时,更应该去总结历史嬗变兴替的内在规律,而得出人生的真谛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的我们想要明是非,领悟咋天的精髓,就必须以史为鉴,以人为体。
读史,真的可以长智慧。

第一章 历史上的酷吏

孔子说;' 用政治法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改正错误,走上正道。”老子说:' 具有高道德的人,不表现在形式上的德,因此才有德;道德低下的人,执守着形式上的德,因此没有实际的德。法令越是严酷,盗贼反而更多。”
第一节 一代酷吏来俊臣来俊臣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大臣。虽然我们都知道武则天执政时也还算清明,但无论哪一个王朝总是会有佞臣存在,来俊臣就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个佞臣,更是一个酷史。来俊臣是雍州人。他天生就是一个做酷吏的材料,来俊臣自少年时起就是个诡谲奸诈、反复无常、凶险邪恶、残忍荒唐、举世无双的家伙。当他进入朝野后,更是暴史无比。
来俊臣之所以能够迅速发达起来,与唐朝武则天时期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武则天执政时,由于他罗织罪名,诬告陷害各亲王大臣,被授予朝散大夫,并官拜侍御史之职。他在审理案子时,从来都是不讲道理,也不管是非曲直的,只要不合他的心意,就对犯罪人实行株连,长幼都要坐连其族,一杀就是千余家。满朝文武大臣只有叹息,无人敢言。普通老百姓也因为慑于当时的暴政,没人敢言。
历史上的酷史,大都有自己的亲信,为自己打探各处消息,来俊臣也不例外。他有两个亲信王弘义、侯恩止,都是做的监视别人的官。来俊臣就与他们两个一起,专们进行诬告那些士大夫们的活动。为此,还在丽景门内设置了监狱,丽景门也叫做新开门,只要进入新开门,也就是进了阴曹地府,一百人里也难活下来一个人。王弘义则把丽景门戏称为“例竟门”,意思是说凡是进入此门者,必丢命。来俊臣还与他的党羽朱南山等人,编制了一篇《告密罗织经》,共有几千字,都是预先有系统地按内容分例成细目,布置怎样罗织犯罪人的事实和缘由,命令他的党羽照此去告发,有时还把密告信投于匦院故意让皇帝知道。而对这种案子,不用说,武则天一定是委派来俊臣去审理的。
更为残酷的是,来俊臣还制造了很多刑具。有一种叫做“突地吼”。凡是上了这种突地吼枷的,都要在地上不住地转圈,并很快便会晕倒。他还制造了十几个枷,称名为“见即承”。还有“铁圈笼头”,当审讯囚犯时,在圈中加上楔子。另外,来俊臣还有他的同伴周兴,索元礼等还制造了数十种别的酷刑和刑具,据史料所载:有“方梁压髁”、“猕猴钻火”、“驴驹拔橛”、“凤凰亮翅”等酷刑;“求即死”、“死猪愁”、“定百脉”等刑具。以便对犯人进行残酷的折磨。囚犯在来俊臣眼里是不分贵贱的,一律是先把枷棒放在地上,再把囚犯叫到跟前对他说:“这就是刑具!”见到刑具的人无不魂飞魄散,没有自己不诬陷自己的。其实,来俊臣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陷害别人,与武则天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告密者,武则天专门设了一个铜制的告密箱,凡是告密的人,不论职位高低,哪怕是农夫樵子,也一律按五品官员的标准供应食宿。更妙的一条是,如果告密有功,那就破格封官,如果告密不成功,也绝对不加以追究。所以,为了升官发财,告密的人在大街上纷纷皆是,因而名流在世短暂,出名也就仅几日而已。朝官们去上朝,不知何时就会遭到袭击,可能会在上朝时突然被抓走而落得全家族被杀的结果。因此很多朝官上朝前,都会与家人告别,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来俊臣的这种可以说是令人恐怖的做法,造成了无数忠臣烈士的屈死。
天授年间,礼部尚书狄仁杰、吏部侍郎任令晖、尚书省右丞卢献等五人,一起被他们诬告。来俊臣既然以灭族为功业,他自然就想要引导这几个人承认自己犯了反叛的罪名。他也知道狄仁杰等人并不好惹,所以他就先奏请皇帝下令,再拿着皇上的敕书去审问,他以为有了皇帝的威信,这些人就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这样做还可以减免其他族人的死罪。来俊臣便以此法来威胁狄仁杰等,让他们承认犯有反叛罪,面对来俊杰的逼迫,狄仁杰知道徒劳的反抗是没用的,他要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是,狄仁杰就诚恳地说道:“大周朝革命,万事维新,唐室的旧臣,甘愿听从诛杀。反叛是事实。”来俊臣才稍微从宽处置他们。为了证明狄仁杰是否真的服罪,来俊臣就让判官王德寿去控狄仁杰的底细。狄仁杰心里很清楚,所以,当判官王德寿对狄杰仁说:“尚书的事已算过去,并且能得到减免死罪的判决。我今天也是受人驱使,想凭借尚书来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道:“要我怎么办?”王德寿说:“尚书从前在礼部,而杨执柔在礼部任某司的员外,你来牵连他一下还是可以的。”狄仁杰道:“皇天后土(地神)啊,竟然让我狄仁杰干这种事!”随后一头撞在柱子上,鲜血覆面,王德寿十分恐惧的告辞了,他觉得狄仁杰可能是真的甘心伏罪的。
既然狄仁杰已承认自己犯了反叛罪,主管部门只是等待行刑的日期了,因此对他不再严防。狄仁杰就从看守者那里借得笔砚,又扯了一块头巾在上面书写起来,述说了自己的冤枉和遭受的痛苦,然后藏在绵衣内。他叫人告诉王德寿说:“现在天很热了,请通知家人来把我的绵衣取走。”王德寿已不再怀疑他了,就让他的家人来取他的衣服。家人得到了绵衣中的书信,仁杰的儿子光远拿着信说事情肯定会发生变化。于是他求皇上召见,得到了允许,武则天看过光远的信后有些不知所以,便把来俊臣叫来问道:“你说仁杰等已承认犯了反判罪,那为什么今天他儿子又来诉冤呢?”来俊臣道:“这样的人哪肯服罪呢?臣让他坐卧得十分安稳,甚至连他们的头巾衣带也未去掉。”于是武则天命令通事舍人周琳去视察,来俊臣叫狱卒把头巾、衣带借给狄仁杰,并让他在西侧随便行走站立,让周琳观看。周琳惧怕来俊臣,不敢向西看,只望着东面唯唯诺诺地答应而已。来俊臣让周琳暂且留步,让他给皇帝捎去一份文状,那是来俊臣命令判官假冒狄仁杰等写的一份谢死表。
中书省侍郎乐思诲的儿子,八九岁时,家里遭灭族之祸,现在司农寺暂为差役,因为武则天对他家过去的事改变了看法而召见他,他就向武则天讲述了来俊臣如何苛刻狠毒害他一家的事,并且希望武则天把那些称反叛的假状子一一加以对照,结果不分大人小孩所有状子都是一个样,武则天心里不解其意,就召见狄仁杰等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承认反叛呢?“狄仁杰等回答说:“假如不承认,早死在枷棒下了。“武则天又问:“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等答道:“没有写过。”武则天拿出谢死表让他们看,才知道那是来俊臣背着他们代写的,于是释放了这五家。
一代名相兼名臣狄仁杰都要受到诬陷,可见,当时的环境是有多么的恐怖。来俊臣的“功绩”当然不止这些。他还诬告过大将军张虔勖、大将军给使范云仙,在洛阳州官署里,虔勖等不堪忍受痛苦,自诉对于国家有功,言辞严厉,来俊臣竟命令卫士把他乱刀砍死。范云仙也陈述自己一生伺奉先朝,声言司法官对他惩治得冤枉和痛苦,来俊臣下令割去了他的舌头。来俊臣的如此暴行,让士子和庶民都吓破了胆,就再没有人敢说话了。
来俊臣平素与河东卫遂忠有交情,卫遂忠的名望虽不显赫,但是很好学,很有辩驳之才,虽然与来俊臣有交情,但也对他的暴行很不满。有一天,卫遂忠酒酣之后去来俊臣家,当时来俊臣正与妻子的家人设宴聚会,守门人骗他说来俊臣出去了,卫遂忠知道他是说谎,便闯了进去,借着酒劲把来俊臣谩骂羞辱了一顿。来俊臣由于在亲戚面前遭人谩骂而感到羞耻,便指使人殴打他并把他反绑起来,但很快又放了他,想借机恨恨地整治他,两人从此结下了仇。依来俊臣的为人,卫遂忠是必定要倒霉的。但卫遂忠没有给他机会。
当来俊臣将要罗织罪名诬告武姓各王以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人时,卫遂忠先揭穿了来俊臣的阴谋。尽管武则天一再保护来俊臣,但武姓各王及太平公主却并不惧怕,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制伏了来俊臣,将他斩于闹市并陈尸示众。一代酷吏得到了他应当得到的下场。
据史记载,当来俊臣的尸身陈在大街闹市时,因为不论人们不论老少都憎恨他,就竞相去剐他的肉,很快就把他的肉割净了,只剩下一副森然的白骨。
后来,武则天下诏书:诛杀他全部家族,以雪苍生之愤。喜欢诛杀别人家族的来俊臣也得到了被诛族的命运,不知道他还活着的时候会不会想过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下场。
来俊臣被灭族后,无论是士子庶民还是男人女人,都在大街上相互庆贺。人们都说:“从此以后,睡觉时,脊背可以着床了。否则的话,真是朝不保夕啊!”
作为一代酷吏,来俊臣是真正的名附其实,他几乎成了酷吏中的典范。在当时的唐朝,最著名的酷吏有两个,一是来俊臣,另外一个就是周兴,也是来俊臣的同党。
但是,当周兴被告与人谋反时,来俊臣却一点也不手软,并让周兴自己想出惩治的办法,然后逼周兴认罪。
有一回,一封告密信送到武则天手里,内容竟是告发周兴与人联络谋反。武则天大怒,责令来俊臣严查此事。看到这个案子,来俊臣心里直犯嘀咕,他想,周兴是个狡猾奸诈之徒,仅凭一封告密信,是无法让他说实话的;可万一查不出结果,武则天怪罪下来,自己也担待不起呀。这可怎么办呢?苦苦思索半天,终于想出一条可以让周兴认罪的妙计。
有一天,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两个人你劝我喝,边喝边聊。酒过三巡,来俊臣叹口气说:“兄弟我平日办案,常遇到一些犯人死不认罪,不知老兄有何办法?”周兴得意地说:“这还不好办!”说着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来俊臣立刻装出很恳切的样子说:“哦,请快快指教。”周兴阴笑着说:“你找一个大瓮,四周用炭火烤热,再让犯人进到瓮里,你想想,还有什么犯人不招供呢?”来俊臣连连点头称是,随即命人抬来一口大瓮,按周兴说的那样,在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回头对周兴说:“宫里有人密告你谋反,上边命我严查。对不起,现在就请老兄自己钻进瓮里吧。”周兴一听,手里的酒杯啪哒掉在地上,跟着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招供。”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来俊臣的心狠手辣,也可以看出周兴的黑心与残暴,他的下场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当这两个人残暴地对待别人时,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今天更可悲的下场。但愿他们的教训会让后人明白很多道理。
第二节 西汉群酷吏孔子说;' 用政治法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约束百姓,那么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并改正错误,走上正道。”老子说:' 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不表现在形式上的德,因此才有德;道德低下的人,执守着形式上的德,因此没有实际的德。法令越是严酷,盗贼反而更多。”
以上一段文字,说的是靠严酷的统治是没有办法把国家治理好的。其实,那些稍显英明的帝王们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之所以他们还要使用酷吏,是因为,他们想用酷吏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汉代是酷吏横行的朝代,史上有记载的、有名的酷吏就有十几名之多。
在汉初时,并没有太多的酷吏。到了汉武帝时,酷吏才盛行起来。
高后时代,酷吏只有侯封,苛刻欺压皇族,侵犯侮辱有功之臣。诸吕彻底失败后,朝廷就杀了侯封的全家。孝景帝时代,晁错因为苛刻严酷,多用法术来施展他的才能,因而吴、楚等七国叛乱,把愤怒发泄到晁错身上,晁错因此被杀。
不过,把侯封和晁错当作酷吏来论,是有争议的,也是不太公平的,在历史上得不到真正的承认,史学家班固就不认同这个观点。在他的史书上是没有提到侯封和晁错是酷吏的。
之所以把他们列出来,只是以此来对比下面的酷吏的“表现”。
在汉朝的酷吏中,以下几个是很出名的,所以要把他们单独拿出了评说,不然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郅都不能算是真正的酷史,他只不过是用严酷的刑罚惩治有罪的人,但也因为他用刑太残酷,所以才被归入“酷史”的行列。
郅都是在汉文帝时期做的郎官,而文帝和景帝是西汉“无为而治”的时期。景帝时代,郅都当上了中郎将,他非常敢于向朝廷直言进谏,在朝廷上当面使人折服。他曾经跟随天子到上林苑,皇上的姬妾贾姬到厕所去,野猪突然闯了进去。皇上用眼示意郅都,想让郅都去救贾姬,但是郅都不肯行动。这时候,皇上急了,想亲自拿着武器去救贾姬,郅都跪在皇上面前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个姬妾进宫,天下难道会缺少贾姬这样的人吗?陛下纵然看轻自己,祖庙和太后怎么办呢?”听到这里,皇上听从了致都的话,回转身来,野猪也离开了。
这件事传到了宫里,太后听说了这件事,于是赏赐郅都黄金百斤,从此对郅都很是重视。
关于致都的酷吏史不多,他和其他的酷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执行酷刑的出发点和别的酷史是不一样的。
济南姓氏的宗族共有三百多家,强横奸滑,济南太守不能治服他们,于是汉景帝就任命郅都当济南太守。郅都来到济南郡所,就把姓氏家族的首恶分子的全家都杀了,其余的人吓得大腿发抖,再也不敢行凶作恶了。过了一年多,济南郡路不拾遗。也因为郅都的酷刑,周围十多个郡的郡守都很畏惧郅都,深怕自己哪天犯了罪也会落得个很悲惨的下场。
郅都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也不接受别人的送礼,私人的请托他也不听。他常常对自己说:' 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郅都调升中尉之官,当时的丞相是周亚夫,周亚夫官高权重,根本没有把致都放在眼里。而郅都见到他只是作揖,并不跪拜。当时的百姓都很质朴,因为怕犯罪,都守法自重,郅都却自首先施行严酷的刑法,以致执法不畏避权贵和皇亲,连列侯和皇族之人见到他,都要侧目而视,称呼他为“苍鹰”。
后来,汉景帝又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并让他乘便取道上路,直接去雁门上任,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处理政事。匈奴人一向听说郅都很厉害,现在由他守卫边境,匈奴人感到害怕,于是便领兵离开汉朝边境,直到郅都死去时,一直没敢靠近雁门。匈奴甚至做了像郅都模样的木偶人,让骑兵们奔跑射击,没有人能射中,他们害怕郅都到了这样的程度,可见郅都在匈奴中的影响。
为了加强统治,汉朝在建国的时期,分封了很多王,这些王的势力都很大,很多朝中大臣对他们也很敬畏。但致都却一点也不畏惧这些权大的“王”们。
有一次,临江王被召到中尉府受审问,临江王想得到书写工具,给皇上写信,表示谢罪,郅都却不让官吏给他书写工具。魏其侯知道后,派人暗中给临江王送去了书写工具。临江王给皇上写了谢罪的信,然后就自杀了。窦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发怒了,竟以汉朝法律中伤郅都,景帝说:' 郅都是忠臣。”想释放他。窦太后说:“临江王难道就不是忠臣吗?”汉景帝拗不过太后,只好把郅都杀了。历史总是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致都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能完全说是一个酷吏,他只能说是一个做官非常“严肃”、非常“苛刻”的人。
还有一个人叫宁成,宁成是穰县人,做侍卫随从之官服事汉景帝。他为人好胜,做人做事非常有个性,当他做人家的小官时,一定要欺陵他的长官;做了人家的长官,控制下属就象捆绑湿柴一样随便。他狡猾凶残,任性使威,虽然如此,因为他善于钻营,所以官运亨通,逐渐升官,当了济南都尉,这时郅都是济南太守。在此之前的几个都尉都是步行走入太守府,通过下级官吏传达,然后才能进见太守的,就象县令进见太守一样,因为那些都尉和县史都非常畏惧郅都。等到宁成前来,却一直越过郅都,走到他的上位。郅都以前听说过他的事情,也知道他的为人,于是很好地对待他,同他结成友好关系。两个很有个性的人走在了一起,可是当地的百姓却要福祸难测了。
后来,郅都被处死后,因为长安附近皇族中的好多人凶暴犯法,皇上就召来宁成当了中尉,他的治理办法仿效郅都,取得不不错的效果,一时震慑住了那些皇族豪强。
但是他却不如郅都廉洁,而且刑罚更严酷,所以皇族豪强人人都对宁成恐惧不安。
汉武帝继承皇位后,改任宁成为内史。这给了外戚们报复的机会,他们蜂拥而至诽谤宁成的缺点,汉武帝被迫无奈,只好叛处宁成剃发和以铁缚脖子的刑罚,当时汉朝的法制是,九卿犯罪该处死的就会处死,很少再遭受一般刑罚,而宁成却因为外戚的诽谤,要遭受极重的刑罚。宁成认为朝廷不会再用自己当官,与其在这遭受处罚,还不如逃走。于是就自想办法,解脱刑具,私刻假的有关文件,出了函谷关回家去了。
他扬言说;“当官做不到二千石一级的高官,经商挣不到一千万贯钱,怎能同别人相比呢?”于是他借钱买了一千多顷可灌溉的土地,出租给贫苦的百姓,一时间,给他种地受奴役的有几千家。几年以后,遇上大赦,武帝赦免了他的罪责,这时他已有了几千斤黄金的家产了。由于专好抱打不平,他专门收集官吏们的短处,然后去威胁他们。他出门时常有几十个骑马的人跟随其后,在百姓心中,他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因为他驱使百姓的权威比郡守还大。宁成是酷吏中得到善终的极少数人之一,也算是他福大命大了。
赵禹也是一个有名的酷史,他最大的特点和郅都一样,也是廉洁。
赵禹是以佐史的身份补任京城官府的官员,因为廉洁升为令史,服事周亚夫。来来,周亚夫当上丞相的时候,赵禹也当上了丞相史,丞相府中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但周亚夫不重用他,说:“我知道赵禹有杰出无比的才干,但他执法深重严酷,不能在大的官府当官。”武帝时,赵禹因为从事文书工作受到赏识,逐渐升为御史。皇上认为他能干,又升到太史大夫。他和张汤共同制定各种法令,制作“见知法”,让官吏互相监视,相互检举。汉朝法律之所以越发严厉,与赵禹的“见知法”不无关系。
后来,赵禹官运亨通,又当了少府,与九卿并列。赵禹做事严酷急躁,到晚年时,国家事情越来越多,官吏致力于施行严刑峻法,而赵禹却变得执法清援起来,被称为平和。无温舒等人是后起之官,执法比赵禹严酷。后来赵禹年老,改任燕国丞相。几年后,被别人诬告犯有昏乱背逆之罪,被免官,在张汤死后十余年的一天,老死在自己家中。
义纵之所以能当上官,要归功于他姐姐的功劳。义纵是河东人。少年时代,曾与张次公一块抢劫,结为强盗团伙。义纵有个姐姐叫姁,因为医术高超受到太后的宠幸。有一天太后问姁说:“你有儿子和兄弟当官吗?”义纵的姐姐说:“有个弟弟,品行不好,不能当官。”可是太后却告诉皇上,任义姁的弟弟义纵为中郎,改任上党郡中某县的县令。义纵上任后,执法严酷,很少有宽和包容的情形,因此县里没有逃亡的事,当地的治安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后来义纵担任了长陵和长安的县令,依法办理政事,不回避贵族和皇亲。因为逮捕审讯太后的外孙脩成君的儿子仲,皇上认为他敢于做事,就任命他为河内都尉。到任后,他动用严刑,把当地豪强穰氏之流灭了族,使河内出现道不拾遗的局面,社会治安比以前大有好转。
义纵与宁成的关系不是很好,当义纵从河内调任南阳太守的时候,听说宁成在南阳家中闲居,就决定给宁成点颜色看看。等到义纵到达南阳关口,宁成跟随身后,往来迎送,但是义纵盛气凌人,不以礼相待。等到了郡府任上,义纵就审理宁氏家的罪行,完全粉碎了有罪的宁氏家族。宁成也被株连有罪坐牢。义纵的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做法,使得其他孔姓和暴姓等的大家族豪门都逃亡而去,生怕一不小心惹了义纵,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一场。南阳的官吏百姓由于害怕义纵的暴行,也都谨慎行动,不敢有错。一时之间,整个南阳给人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后来,因为汉朝军队屡次从定襄出兵去攻打匈奴,定襄的官吏和百姓人心散乱、世风败坏,朝廷于是改派义纵做定襄太守。义纵到任后,捕取定襄狱中没有戴刑具的重罪犯人二百人,以及他们的宾客兄弟私自探监的也有二百余人。义纵把他们全部逮捕起来加以审讯,因为许多人找不到合适的罪名,义纵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可以说是莫须有的罪名“为死罪解脱”,一共杀了四百余人。从这之后,郡中人都不寒而栗,连刁猾之民也辅佐官吏治理政事。不敢再和以前一样的欺行霸市,违法乱纪了。
赵禹、张汤都因执法严酷而当了九卿之官,但是他们的治理方式相对而言还算宽松,都以法律辅助行事,而义纵却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是以酷烈凶狠治理政事。后来正赶上五铢钱和白金起用,豪民乘机施展奸诈手段,京城尤其严重,朝廷经过考虑,就任用义纵做右内史,王温舒当中尉。一同来治理这种混乱的场面。
王温舒也是极凶极恶之人,两个同样残暴的人共事,肯定会有矛盾,但义纵却有办法压制他。他所做的事若不预先告知义纵,义纵必定施展个人义气欺凌他,破坏他干的事,让他无计可施。
其实,义纵和郅都是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廉洁的官史,他治理政事仿效郅都。但是,由于皇上驾幸鼎湖,病了好长一段时间,病好了突然驾幸甘泉宫,所行之路多半没有修整,皇上发怒说:“义纵以为我不再走这条路了吧?”心中由此怀恨义纵想找个罪名治他。正好在这年冬天的时候,杨可正受命主持处理“告缗”案件,义纵却以为这将扰乱百姓,部署官吏逮捕那些替杨可出去干事的人。天子听说了这件事,派杜式去处理,杜式认为义纵的做法,是废弃了敬君之礼,破坏了君王要办的事,就定了义纵一个足以可以杀头的罪。当然这样的罪名是可有可无的,关键是义纵得罪的是皇帝,他的下场注定不会是好的。后来,义纵被杀后弃在市中。
但凡酷吏,总会有一段不平凡的过去。王温舒也不例外,他年轻时做盗墓等坏事。不久,却意外当上了县里的亭长,但又因为犯多种错误,屡次被免职。后来当了小官,因善于处理案件升为廷史。服事张汤,升为御史。
王温舒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但他能督捕盗贼,逐渐升为广平都尉。在任广平都尉期间,他选择郡中豪放勇敢的十余人当属官,让他们做得力帮手,但又不充分的相信他们。为了达到控制这些人的目的,王温舒先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隐秘的重大罪行,然后放手让他们去督捕盗贼。如果谁捕获盗贼使王温舒很满意,此人有被杀头的罪恶也不加惩治;若是有所回避,就依据他过去所犯的罪行杀死他,甚至灭其家族。这些人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拼命抓盗贼。
王温舒的这种做法也确实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好处,齐地和赵地乡间的盗贼不敢接近广平郡,广平郡有了道不拾遗的好名声。由于王温舒治理广平郡有功,皇上就升任他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以前在广平时,把河内的豪强们的底细都摸清楚了,所以他到河内上任后,就下令郡府准备私马五十匹,从河内到长安设置了驿站,部署手下的官吏就象在广平时所用的办法一样,逮捕郡中豪强奸猾之人,郡中豪强奸猾相连坐犯罪的有一千余家。然后他上书请示皇上,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家中财产完全没收,偿还从前从别处掠夺的赃物。
很快,他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支持,案子判决上报,一时间,被杀者竟达千余人,血流十余里。河内人都奇怪王温舒的奏书,为什么会如此的神速,虽然没有人敢打探,但大家都知道了王温舒的厉害。这件事过去之后,河内没有人敢说话,也无人敢夜晚行走,郊野也听不到因盗贼而引起狗叫的声音,当地的秩序改善了许多。
有一些没有被抓到的罪犯,也不敢在河岸内待,纷纷逃到附近的郡国去了,后来,王温舒把他们追捕抓回来时,正赶上春天,王温舒跺脚叹道:“唉!如果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的事情就办完了。”虽然王温舒是以杀伐为功,但天子知道了他的事情后,却以为他很有才能,就升为中尉。他治理政事还是效仿在河内的办法,调来那些著名祸害和奸猾官吏同他一起共事。
王温舒当中尉以前,为人缺少斯文,在朝廷办事,思想糊涂,不辨是非,可他当中尉以后,心情却开朗了许多。
因为他熟悉关中习俗,了解当地的豪强和凶恶的官吏的底细,并且他总是有办法治服他们,所以那些豪强和凶恶官吏为了不得罪他都愿意为他出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在关中任职时,把当地的治安也治理得很不错。
王温舒为人谄媚,善于巴结有权势的人,若是没有权势的人,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奴仆一样。对于有权势的人家,虽然奸邪之事堆积如山,他却乐得做个送水人情。无权势的,就是高贵的皇亲,他也一定要欺侮。他还常常玩弄法令条文巧言诋毁奸猾的平民,威迫大的豪强。因此他每个一个地方,那里的豪强总是被他治得服服帖帖。
后来,王温舒请求考核中尉部下逃避兵役的人,查出几万人可去参加劳动。皇上很高兴,又任命他为少府,又改任右内吏,处理政事同从前的方法一样,之是奸邪之事稍被禁止。后来犯法丢掉官职,不久又被任命为右辅,代理中尉的职务。一年多以后,正赶上征讨大宛的军队出发,朝廷下令征召豪强官吏,王温舒为了不让他的属官华成被抓,就把华成隐藏起来。后来有人告发王温舒接受在额骑兵的赃款和其他的坏事,罪行之重应当灭族,无奈之下,王温舒只得自杀了。这时,他的两个弟弟以及两个姻亲之家,也都因为犯了其他的罪行而被灭族。
王温舒的所作所为,不光是用酷吏所能形容的,他是真正的劣官,他死后,光禄徐自为说:“可悲啊,古代有灭三族的事,而王温舒犯罪竟至于同时夷灭五族!”可见王温舒犯下的罪责有多大。
王温舒死后,他的家产价值累积有一千金,全部被没收充公。
自从王温舒用严酷凶恶手段处理政事,其后的郡守、都尉、诸侯和二千石的官员治理政事的办法大都效法王温舒,但是,在这些人的运用中,效用却远远达不到王温舒的高度,同王温舒是无法比的。
杜周在汉朝是和张汤齐名的酷吏,当酷吏义纵当南阳太守时,杜周是他的得力助手,后来义纵荐举他当廷尉史。他辅佐张汤,得到了张汤的赏识。张汤屡次说他才能无比,不断地提拔他,后来他的官职升到御史。皇上派他审理边境士卒逃亡的事,他大展身手,判了很多人的死刑。虽然他做事也很残暴,但他有一种本事,就是上奏时,很能合乎皇上的心意,所以屡得皇上赏识,后来又升任中丞十多年。
杜周治理政事的方式与减宣大致一样,但是他处事更加慎重,决断迟缓,外表宽松,内心深刻切骨。减宣当左内史时,杜周当廷尉,他在治理政事方面学习张汤,善于窥测皇上的意图,刻意的去讨好皇上。皇上想要排挤的人,他就趁机加以陷害;皇上想要宽释的,他就长期囚禁待审,并且暗中向皇上显露那个人的冤情。他的门客中有人责备他说:“为皇上公平断案,不遵循五尺法律,却专以皇上的意旨来断案。法官本来应当这样吗?”杜周说:“三尺法律是怎样产生的?从前的国君认为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的国君认为对的就记载为法令。适合当时的情况就是正确的、何必要遵循古代法律呢?”如果我一丝不苟的遵照三尺法律去做的话,惹得皇上不高兴,我的官还能做久吗?
待到杜周当了廷尉,皇上命令他办的案子也越发多了。
随着杜周权势的增大,他的暴行也起起来残酷,各种高级官员被拘捕的起来起多,其实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犯罪,只是被牵连进去的。郡国官员和上级官府送交廷尉办的案件,一年中多达一千多个。每个奏章所举报的案子,大的要逮捕有关证人数百人,小的也要逮捕数十人;这些人,远的几千里,近的数百里。案犯被押到京师会审时,官吏就要求犯人像奏章上说的那样来招供,如不服,就用刑具拷打定案,很多人往往是被屈打成招的。以至于后来人们一听到逮捕人的消息,都逃跑和藏匿起来,恐怕牵连到自己。有的案件拖得很久,甚至经过几次赦免,十多年后还会被告发,大多数都以大逆不道以上的罪名加以诬陷。可见当时杜周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
正在杜周仕途得意时,却被中途罢官,但很快他就又当了执金吾,追捕盗贼,逮捕查办桑弘羊和卫皇后兄弟的儿子,严苛酷烈,天子却认为他尽职而无私,就升任他为御史大夫。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当了河内和河南太守。
他治理政事残暴酷烈比王温舒更厉害,对财物也更加贪婪。在他开始当廷史时,只有一匹马,而且配备也不全;等到他位列三公时,子孙都当了高官,家中钱财积累数目多达好多万。
对于西汉的这些酷吏们,司马迁作了很深刻的评价:从郅都到杜周十个人,都以严酷暴烈而闻名。但郅都刚烈正直,辩识是非,坚持与国家有益的重大原则。张汤因为懂得观察君王的喜怒哀乐而投其所好,皇上与他上下配合,当时屡次辩论国家大事的得失,国家靠他而得到益处。赵禹时常依据法律坚持正道。杜周则顺从上司的意旨、阿谀奉承,以少说话为重要原则。从张汤死后,法网严密,办案多诋毁严酷,政事逐渐败坏荒废。九卿之官碌碌无为,只求保护官职,他们防止发生过错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研究法律以外的事情呢?
第三节 汉朝第一酷吏——张汤张汤之所以在这里被称作汉朝的第一酷吏,并不是说他的凶残和冷酷足以当此第亠,而是因为他的影响在汉朝酷吏中是最大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执政时期,也是大汉朝最为辉煌和成功的时期,张汤作为武帝时期的重要官员,其作为酷史的影响是深远的。
张汤的父亲是长安县丞,有一次要出门家里没有看家,张汤当时还是小孩,父亲就让他在家看门。父亲回家后,看到老鼠偷了肉,就认为是张汤的错,于是发怒用鞭子打了他。被父亲打后,张汤却掘开鼠洞,找到偷肉的老鼠和没吃完的肉,举告老鼠的罪行,加以拷打审问,记录审问过程,虽然明知老鼠不会说话,他却反复审问,还有模有样地把判决的罪状报告上级,当堂最后定案,把老鼠分尸处死。他的父亲看到这个情景,又看到那判决辞就象老练的法官所写,特别惊讶,认为儿子有这方面的天赋,于是就开始让张汤学习断案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就接替了他父亲的职们,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长安官员。
周阳侯田胜在开始做九卿之官时,曾经因犯罪被拘禁在长安,当时张汤尽其全力对他加以保护。后来田胜出狱封侯后,与张汤密切交往,并把当朝权贵一一介绍给张汤,让张汤同他们相识。因为田胜的关系,张汤开始在内史任职,做宁成的属官,因为张汤才华无比,宁成就向上级官府推荐,被调升为茂陵尉,主持陵墓土建工程,并且把这件事做得很不错。
当时,武安侯田蚡当了丞相,就征召张汤做内史,并且经常向天子推荐他,于是就被任命为御史,处理案件。他主持处理陈皇后巫蛊案件时,深入追究同党,一个都不放过,把这件案子处理得让皇上很高兴。于是汉武帝认为他有办事能力,逐步提拔他当了太中大夫。他与赵禹一起制定各种苛刻严峻的法律条文,约束在职的官吏。不久,赵禹被提升为中尉,后又改任少府,而张汤当了廷尉,两人很友好地交往,张汤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赵禹。赵禹是个为人廉洁傲慢的人,当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即使有三公九卿前来拜访,他也始终不回访答谢,务求断绝与知心朋友和宾客的来往,独自一心一意地处理自己的公务。他看到法令条文就取来,也不去复查,以求追究从属官员的隐秘和罪过。而张汤为人多诈,善施智谋控制别人。他开始当小官时,就喜欢以权自谋私利,曾与长安富商田甲、鱼翁叔之流勾结。待到了九卿之官时,便结交天下名士大夫,自己内心虽然同他们不合,但表面却装出仰慕他们的样子。所以,赵禹与张汤虽然性格不合,但两同朝为官,并且都是喜欢执行暴行和酷刑的官员,再加上他们要相互配合办案,所以他们才会和睦相处。
当时,汉武帝向心儒家学说,为了投其所好,张汤在判决大案时,就想附会儒家观点,因此就请那些博士弟子们研究《尚书》、《春秋》,他自己则担任廷尉史,请他们评判法律的可疑之处。每次上报判决的疑难案件,都预先给皇上分析事情的原委,皇上认为对的,就接受并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法规,以廷尉的名义加以公布,颂扬皇上的圣明。反之,如果奏事遭到谴责,张汤就认错谢罪,顺着皇上的心意,并且一定会举出正、左右监和贤能的属吏,说:' 他们本来向我提议过,就象皇上责备我的那样,我没采纳,愚蠢到这种地步。”因此,他的罪常被皇上宽恕不究。他有时向皇上呈上奏章,皇上认为好,他就说:' 臣我不知道写这奏章,是正、左右监、椽史中某某人写的。”当他想推荐某个官吏,或者想表扬某人的好处,或者是掩蔽某人的过失时,他也常常这样做。他所处理的案件,如果是皇上想要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史去办理;如果是皇上想宽恕的,他就交给执法轻而公平的监史去办理。他所处理的如果是豪强,则一定要玩弄法律条文,巧妙地进行诬陷。如果是平民百姓和瘦弱的人,则常常用口向皇上陈述,虽然按法律条文应当判刑,但他往往会请皇上明察裁定。于是,皇上往往就宽释了张汤所说的人。张汤虽做了大官,但有着很好的自身修养,经常与宾客交往,同他们喝酒吃饭,对于老朋友当官的子弟以及贫穷的兄弟们,也都很照顾。他拜问三公的时候,常常是不避寒暑办公。所以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嫉妒,处事不纯正公平,却落得个好名声。那些执法酷烈刻毒的官吏都被他用为属吏,又都依从于儒学之士。丞相公孙弘屡次称赞他的美德。他处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案件时,也都能穷追到底,严格执法,不徇私情。严助和伍被,本来是皇上想宽恕的人,张汤却争辩说:' 伍被本来是策划谋反的人,严助是皇上亲近宠幸的人,是出入宫廷禁门的护卫之臣,竟然这样私交诸侯,如不杀他,以后就不好管理臣下了。”于是,皇上同意了张汤对他们的判决。由此,张汤更加受到皇上的尊宠和信任,被提升为御史大夫,官职越来越高。
后来,汉朝出动大军讨伐匈奴的时候,山东遇到水涝和干旱的灾害,贫苦百姓流离失所,都依靠政府供应衣食,政府因此仓库空虚。于是张汤按照皇上的旨意,请铸造银钱和五铢钱,垄断天下的盐铁经营权,为朝廷谋利,同时还打击富商大贾,发布告缗令,铲除豪强兼并之家的势力,玩弄法律条文,巧言诬陷,来辅助法律的推行。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情况,往往一直谈到傍晚,连天子也忘记了吃饭时间。张汤虽然不是丞相,但所做的事往往是丞相才能做的,于是丞相就成了空职,天天无事可做,空占相位,天下的事情都取决于张汤。张汤的这种行为,使得百姓不能安心生活,骚动不宁,政府兴办的事,得不到利益,而奸官污吏却一起侵夺盗窃,从三公九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都指责张汤。但皇上对这些言论却并不在意,还是一味的重用张汤。有一次张汤生病,天子还亲自前去看望他,可想他在皇上心中的地位达到了什么程度。
匈奴与汉的战争失败后,匈奴就来汉朝请求和亲,群臣都到天子跟前议论此事。博士狄山说:' 和亲有利。”皇上问他有利在何处?狄山说:' 武器是凶险的东西,不可以屡次动用。高帝想讨伐匈奴,被围在平城,就和匈奴结成和亲之好。孝惠、高后时期,天下安定快乐。待到孝文帝时,想征讨匈奴,结果北方骚扰不安、百姓苦于战争。孝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景帝往来于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忧心了几个月,吴楚七国叛乱平定后,直到景帝去世不再谈论战争,天下却富裕殷实。如今自从陛下发兵攻打匈奴,国内因此而财用空虚,边境百姓极为困苦,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可见,用兵不如和亲。”皇上又问张汤,张汤说:' 这是愚蠢的儒生,无知。”狄山说:' 我固然是愚忠,像御史大夫张汤却是诈忠。别的不说,就说他处理淮南王和江都王的案子吧,用严酷的刑法,放肆地诋毁诸侯,离间骨肉之间的亲情,使各封国之臣自感不安。”听了狄山的话,皇上变了脸色,说:' 我派你驻守一个郡,你能不让匈奴进京来抢掠吗?”狄山说:' 不能。”皇上说:' 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回答说:' 不能。”皇上又说:' 驻守一个边境城堡呢?”狄山想,如果辩论到自己无话可答的地上就会把自己交给法官治罪,因此说:' 能。”于是皇上就派遣狄山登上边塞城堡。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斩下狄山的头就离开了。从此以后,群臣震惊恐惧,再也没有人敢提和亲的事了。
在御史大夫这一职位上,张汤做了七年,后来还是失败了,因为他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许多人都想借机报复。
李文是河东人,曾经与张汤有过过节,心中一直怨恨张汤,后来他当了御史中丞,屡次从宫中文书里寻找可以用来伤害张汤的材料,丝毫不留余地。张汤有个很喜爱的下属叫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此心中不平,就让人以流言的形式向皇上密告李文的坏事,而这事皇上又正好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就判决李文死罪,把他杀了。张汤知道这件事是鲁谒居干的,但当皇上问他:' 匿名上告李文的事是怎样发生的?”张汤却假装惊讶地说:' 这大概是李文的老朋友怨恨他,所以才传出关于仓皇流言吧。”后来鲁谒居病倒在同乡主人的家中,张汤还亲自去看望他的病情,并且替鲁谒居按摩脚,可见因李文一事,张汤对鲁谒居是很感激的。
当时,很多赵国人以冶炼铸造为职业,赵王刘彭祖屡次同朝廷派来主管铸铁的官员打官司,张汤却常常打击赵王。于是赵王就专门寻找张汤的隐私之事,好借此机会加以报复。又因为鲁谒居曾经检举过赵王,赵王也很怨恨他,而张汤与鲁谒居的关系又很好,于是赵王就抓住张汤给鲁谒居按摩脚一事上告二人,说:' 张汤是大臣,其属官鲁谒居有病,张汤竟然给他按摩脚,我怀疑两人必定一同做了大的坏事。”这事交给廷尉处理,虽然鲁谒居病死了,事情却牵连到他的弟弟,廷尉就把他弟弟拘禁在导官署,因为张汤的权势,所以没有对张汤怎么样。有天张汤到导官署审理别的囚犯,看到鲁谒居的弟弟,想暗中帮助他,但又怕被别人知道,所以假装不察看他。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张汤的心思,看到张汤不救自己,就怨恨张汤,于是让人上告张汤和鲁谒居搞阴谋,共同匿名告发了李文。这事交给减宣处理。减宣曾同张汤有嫌隙,待他接受了这案子,把案情查得水落石出,但却压着没有上报。
这时正巧有人偷挖了孝文帝陵园里的殉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同张汤约定一同去谢罪,到了皇上面前,张汤想只有丞相必须按四季巡视陵园,丞相应当谢罪,自己又不是丞相,没有这个职责,所以认定这件事与自己没关系,不肯谢罪。丞相谢罪后,皇上派御史查办此事。张汤想按法律条文判丞相明知故纵的罪过,丞相为此事深感忧虑,害怕有天会被张汤害。当时丞相手下的三个长史都忌恨张汤,再加上现在又想害丞相,所以他们也想寻机陷害张汤。
当时,因为汉与匈奴作战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再加上大旱,所以导致国库空虚。而当时的地方诸侯与大地主、大商人却利用可以私自铸钱的权力乘机大量铸造成色不足的货币大肆采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操纵国家经济,并且从中牟取暴利。武帝便与大臣商议要采取措施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并打击那些扰乱经济、以富噬贫的人。张汤便承武帝旨意请铸白金和五铢钱,征收天下的盐铁税,防止富商大贾的垄断。具体的办法一是使有白鹿皮币,当时武帝的苑囿里养有天下少有的白鹿,新的法令规定一尺见方的白鹿皮绣上水草纹,价值四十万钱,这显然是中央政府在大量发行货币以调整经济,增加国库收入的举措。之所以会选择白鹿皮,是由货币的不可轻易被仿造性决定的。办法二是用银锡合金铸造白金。白金分三等,第一等为圆形,价值三千钱,第二等为方形,价值五百钱,第三等为椭圆形,价值三百钱。同时将铸钱的权利收归地方官府,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后又改铸五铢钱。第三是加征盐铁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打击垄断经营这些行业的豪强势力。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国家又重新控制了经济。
俗话说得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之亦然,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不得私造钱币,但各地民间盗铸白金的事还是层出不穷,偷铸时还多加铅锡,还有人将铜钱背面磨下的铜屑铸钱。针对这一情况,张汤又颁布新法令,要求铜钱的两面都必须有花纹,而在这之前的钱币只有一面有花纹与文字,同时加强对偷铸钱币案件的惩治力度,但全国犯案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因地方豪强势力大都与当地官府相勾结,铸钱的权力收归地方官府并不能完全制止地方豪强大量发行货币扰乱经济,反而使百姓在变更货币时吃了苦,很多人认为这是张汤新法令的过错,于是有更多的人怨恨张汤。
关于这件史事的描述,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通货膨涨,武帝与张汤为渡过难关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经济杠杆来调整经济,虽其心可嘉,但由于措施不得力,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是治标不治本。
这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对匈奴作战造成的国力损耗过度,再加上地方豪强势力利用可私自铸钱的权力大量发行货币扰乱国家经济。因为对匈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家能做的就只有控制地方豪强大量发行货币这一条路了,但在执行中却因积习难返,过于迁就各分封的诸侯国,只将铸钱的权力收到了地方官府手中,并没有完全解决控制货币发行量的问题,直到在张汤死后,武帝才吸取教训,将铸钱的权力收到了中央,这才使国家的经济危机得以缓解。所以,处理危机失利不能全怪罪张汤,武帝与众大臣也有一份责任。不过这时候张汤确实是权倾一时,天下大事都由他来决定,所以,在普通人看来,他应是最大的责任承担者,因为,百姓把怨恨都发泄到了他身上。
张汤的死,最直接的原因是朱买臣的陷害。二人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最初,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攻读《春秋》。庄助让人向皇帝推荐朱买臣,朱买臣因为熟悉《楚辞》的缘故,同庄助都得到皇上的宠幸,从侍中升为太中大夫。当时张汤只是个小官,在朱买臣等面前下跪听候差遣。不久,张汤当了廷尉,办理淮南王案件,排挤庄助,朱买臣心里开始怨恨张汤。待张汤当了御史大夫,朱买臣从会稽太守的职位上调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之中。几年后,因犯法罢官,代理长史,去拜见张汤,张汤坐在日常所坐的椅子上接见朱买臣,他的丞史一类的属官也不以礼对待朱买臣。朱买臣因此更加怨恨张汤,常想把他整死。王朝是齐地人,凭着儒家学说当了右内史。学习纵横家的思想学说,是个性格刚强爆裂的强悍之人。两次做济南王的丞相。从前,他们都比张汤的官大,不久丢了官,代理长史,对张汤行屈体跪拜之礼。张汤屡次兼任丞相的职务,知道这三个长史原来地位很高,但却常常欺负压制他们。因此,三位长史合谋并对庄青翟说:' 开始张汤同你约定一起向皇上谢罪,紧接着就出卖了你;现在又用宗庙之事控告你,这是想代替你的职位。我们知道张汤的不法隐私。”于是就派属吏逮捕并审理张汤的同案犯田信等人,说张汤将要向皇上奏请政事,田信则预先就知道,然后囤积物资,发财致富,同张汤分赃,还有很多其他的关于张汤的坏事。这些事的供辞被皇上听到了,皇上向张汤说:' 我所要做的事,商人则预先知道此事,越发囤积那些货物,这好像有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一样。”张汤听了明知皇上是在怀疑自己,可他不但不谢罪,反而假装惊讶地说:' 应该说一定有人这样做了。”这时减宣也上奏书报告张汤和鲁谒居的犯法之事。天子果然以为张汤心怀巧诈,当面欺骗君王,派八批使者按记录在案的罪证审问张汤。张汤自己说没有这些罪过,不服。于是皇上派赵禹审问张汤。赵禹来了以后,责备张汤说:' 皇上怎能不知道情况呢?你办理案件时,被夷灭家族的有多少人呢?如今人家告你的罪状都有证据,天子难以处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想法自杀,何必多对证答辩呢?”张汤就写信谢罪说:' 张汤没有尺寸之功,起初只当文书小吏,陛下宠幸我,让我位列三公之位,无法推御罪责,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罪人是三位长史。”于是张汤就自杀了,一代酷史,最终也逃脱不了如此悲惨的下场。
张汤虽然执法严酷,但并不贪财,在他死时,家产总值不超过五百金,都是所得的俸禄和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的产业。张汤的兄弟和儿子们想厚葬张汤,他的母亲说:' 张汤是天子的大臣,遭受恶言诬告而死,何必厚葬呢?”于是就用牛车拉着棺材,没有外椁。天子听到这情况后,说:' 没有这样的母亲,生不出这样的儿子。”就穷究此案,认为张汤是冤枉的,把三个长史全都杀了。丞相庄青翟也自杀。田信被释放出去。皇上怜惜张汤,逐渐提拔他的儿子张安世。
张汤虽然死的有点冤,但毕竟没有祸殃自己的家族,反而因为皇上的怜惜,让他的儿子当上了官,也不能不说是张汤及其家族的幸运了。

第二章 阴谋与奸者

有些时候,历史真的很容易让人上当,明明看上去是很温情的事,实际上却是善于玩弄权术的“君子”的把戏,把历史看透彻了,这些都是阴谋。现在看来,但凡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会使出一定的手段,因为只有一定的手段才能产生想要的结果。历史总是强调结果的,这些都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使我们多了几番悟性。
第一节 阴谋与智慧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华灿烂,可谓应有尽有。有很温情的著作,亦有冰冷的理性。
说起冰冷的理性,《孙子兵法》不能不提,因为此部兵法给我的诠释是我要的只是结果,不管我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能够成功。
《孙子兵法》是强调理性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战者也。”在孙子看来,在战场上能打胜,是算不了什么的,只要物质条件能跟得上,再加上一点点计谋就行了,这是说不上什么境界的。能够完整的攻入一个城市,而没有过多的杀人,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比较好罢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动枪就能使对方投降,这是《孙子兵法》的友则上根性的观点——消除战争。
孙武不愧为中国战争史上的至尊,一番论言,让人感叹万千,虽然他的此番话说起来比较容易一些,现实中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但也充分体现出了此位兵法大家的过人之处。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往往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战争的被动者也不会在弱势下乖乖地被人宰割,因此,孙武上面的话只是一种理想,是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的。
无论如何,修明政治,以民为本是世代帝王们都要考虑的事情。孟子给我们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鲁国与邹国的一次大的战争中,邹国的官吏死了将近有三十多个人,而小小的士兵和贫穷的老百姓却没有死伤一个,邹穆公此时非常的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在他的心里很气愤,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向孟子问道:“这些士兵和老百姓看着他们的父母官为他们而战死在战场上,但是却不去拼命,如果就这样杀了他们,人实在是太多了,法不责众,杀不胜杀。这样该怎么来处理这事呢?”孟子回答道:“你了解你的国家现在是什么样的吗?你有没有体察过民情,你又知道不知道每逢不好的年份,你的百姓是怎么过的呢?年纪大的饿死之后被随意的埋在一个沟里边,年轻的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人第年都会有,而您的仓库却在日益的越来越充实,您的官吏都不禀告您,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不该死吗?”这就是曾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他的意思是说,您怎么样对待别人,您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在战争中,阴谋与智慧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在战争中,真正能起到作用的就是硬件,就是双方的实力。
我们再来看场战争。
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天的长勺之战,它是春秋初年齐鲁两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一场车阵会战,也是我国历史上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起,我国历史进入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齐国和鲁国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又互相毗邻,在当时的动荡局面下,不免发生各种矛盾,而在矛盾冲突的日益激化下,又不可避免的造成两国兵戎相见的结果,长勺之战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当时的鲁国在今天的山东西南部地区,都城曲阜,它更多的保留了宗周社会中的礼乐传统,在当时的春秋诸国中居于第二的地位,疆域和国力都比齐国要强,天时地利都处于相对的劣势。而齐国,则是姜太公吕望的封地,管辖的地区是今天的山东东北部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城在临淄。那里的土地肥沃,又富渔盐之利,太公立国后,推行了“因其俗,简其礼”、“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举贤而上功”、“修道法”、“礼法并用”等一系列正确政策,这些大大推进了齐国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雄厚,自西周至春秋以来,一直都处于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的称号。长勺之战就是在这种齐强鲁弱的背景下爆发的。
公元前686年冬,齐国宫迁内发生了一场动乱,齐襄翁的堂弟公孙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君,但是没有过几个月,齐臣雍廪又把公孙无知给杀死了,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的君王位置就这样被空下来了,当时流亡在外的公子小白和其兄公子纠听说此事之后,想乘机回国继承君位,这样在齐国内部就发生了一场君位争夺的斗争,最终的结果是公子小白入国先登上了君位,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齐桓公。而在这场斗争中,公子纠则时运不佳,在夺权中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而重要谋臣管仲也成为了齐桓公的手下,后来成为齐桓公霸业的重要奠基者。
鲁国在这场齐国内部斗争中,是站在公子纠一边的,并曾经公开出兵支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但结果是乾时一战,损兵折将,大败而归。鲁国的所作所为,导致齐鲁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对于齐桓公本人来说更是耿耿于怀,不肯善罢甘休,这终于酿成了长勺之战的爆发。
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在巩固了君位之后,自认为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以报复鲁国一年以前支持公子纠复国的宿怨,企图一举征服鲁国,向外扩张齐国的势力。而在当时鲁国当政的人是鲁庄公,当他听说齐军要进攻本国之后,决定动员全国的所有力量,同齐国决一胜负。
就在鲁庄公准备要发动战争的时候,鲁国有一位名叫曹刿的人认为当政者庸碌无能,没有远见,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一片血海,因而去见庄公,曹刿询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鲁庄公说,对于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总是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曹刿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国,民众是不会全力以赴作战的。鲁庄公又说,自己对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从不敢虚报,很守信用。但曹刿认为,对神守点小信,未必能感动神明,神也是不会降福的。鲁庄公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自己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说不能达到明察秋毫的地步,但是必定会公正的来处理。曹刿这时才说,这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具备了同齐国决一胜负的基本条件了。为此,他向庄公请求随同一起去做战,鲁庄公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并且要求他与自己同乘一车前往长勺。
鲁军意识到自己的兵力弱的客观形势,不进行先攻,而是在长久迎击来犯的齐车。两军都摆开了决战的态势,待布阵完毕后,鲁庄公准备传令擂鼓出击齐军,希望能够先发制人。曹刿见状赶忙加以劝止,建议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伺机破敌,鲁庄公接受了曹刿的这一建议,暂时按兵不动。齐军方面求胜心切,凭恃强大的兵力优势,主动向鲁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在齐国连续三次的出击都在鲁军的严密防御之下遭到了挫败,未能达到先发制人的作战目的,反而造成自己战力衰落,斗志沮丧。曹刿见时机已到,建议庄公果断进行反击。庄公听从他的意见,传令鲁军全线出击。鲁军于是凭借高昂的士气,一鼓作气,迅猛英勇地冲向敌人,冲垮齐军的车阵,大败齐军。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发起追击,又被曹刿所劝阻。曹刿下车仔细察看,发现齐军的车辙的痕迹紊乱;又登车远望,望到齐军的旗帜东倒西歪,判明了齐军确是败溃,这才建议鲁庄公实施追击。庄公于是下令追击齐军,进一步重创齐军,将其赶出了鲁国国境,鲁军至此取得了长勺之战的最终胜利。
战争结束后,鲁庄公向曹刿询问此次战役取胜的原委。曹刿回答说:' 用兵打仗所凭恃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时,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冲锋,士气就衰退了;等到第三次击鼓冲锋,士气便完全消失了。齐军三通鼓罢,士气已完全丧尽,而相反我军士气却正十分旺盛,这时实施反击,自然就能够一举打败齐军。' 接着曹刿又说明未立即发起追击的原因:齐国毕竟是实力强大的国家,不可等闲视之,而要谨防其佯败设伏,以避免己方不应有的失利。后来看到他们的车辙紊乱,望见他们的旌旗歪斜,这才大胆地建议实施战场追击。一番话说得鲁庄公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从曹刿战前决策、战场指挥和战后分析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看到鲁军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是一定的。鲁国统治者在战前进行了' 取信于民' 的政治准备,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在作战的时候,鲁庄公又能虚心的听曹刿的正确作战指挥意见,遵循遵循后发制人、敌疲我打、持重相敌的积极防御、适时反击的方针,正确地选择战场,正确地把握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役的重大胜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长久之战的规模虽说是很大,但是它充分显示了弱军对强军时的作战基本规律和原则,自此,长久之战一直为历代兵家所称道。
战争就是战争,能够取得的胜利就一定想方设法去取得,不能只求在“道理”上去说服别人,搞什么以德服人。
齐桓公到了晚年的时候,此时的他忘了管促曾经给他的遗训,此时的他又把易牙、坚刁、开方三个大奸臣召进宫里,而且对他们回以重用。齐桓公不管鲍叔牙的劝告,这三位奸臣此时有人给他们撑腰,变得更加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鲍叔牙看到这样的情形,被活活的气死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之后,他们把原来的太子公子昭给废了,而把听他们话的公子无亏立为国君。公子昭一看,不但君位被夺去,而且还面临着被砍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跪到了宋国,请宋襄公为他做主。
宋襄公是一个资质很平常的人,此时的宋国势力很小,可是成为霸主的诱惑让宋襄公动了心。自从齐桓公死了之后,宋襄公就一直想着要成为霸主。公子昭此时来投奔他,正是个好的机会,他想着公子昭是一个可利用的人,就把他给留了下来。
周襄王十年,各国诸侯接到宋襄公通知,请求各位诸侯派兵来相助,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大部分的诸侯见到是宋襄公出面来号召,没有几个把他放在眼里的,只有比宋国还要小的卫、曹、邾三上小国派出了一部分的兵马出来给宋国助威。宋襄公统领四国联军杀向齐国,齐国的贵族本来就对公子昭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不清楚宋军实力,就把无亏釉竖刁杀了,赶走了易牙,在边界上迎接公子昭回国。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就是齐孝公。宋襄公为齐孝公复位出了力,自认为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足够树立威信称霸诸侯的时候了,便想会盟诸侯,把自己的盟主地位确定。于是,宋襄公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想把会盟诸侯的事先和他们商量一下,取得楚国、齐国的支持。
周襄王十三年春季,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霸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已莫属。他未和齐国、楚国两国商量,就自作主张拟了一份秋季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并把此次会合诸侯的时间定在了当年的秋季。楚国国君楚成王和齐国国君齐孝王两个人虽然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不是很满意,但是由于面子的问题,他们还是勉强签了字。
到了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在开会时,宋襄公首先说:“诸侯都来了,我们会合于此的目的,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战争,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认为如何?”楚成王说:“您说得很好,但不知这盟主是谁来担任。”宋襄公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楚国早就称王,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说罢之后,就先坐到了盟主的位置上。此时的宋襄公看到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不禁大怒,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可你那个王是自己叫的,是自封的。有什么资格做盟主?' 楚成王说:“你说我这个王是假的,那你把我请来干什么?' 宋襄公再想争辩,只见楚国大臣成得臣脱去长袍,露出里面穿的全身铠甲,手举一面小红旗,只一挥动,那些随楚成王而来、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纷纷脱去外衣,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手持刺刃胸兵士。他们往台上冲来,吓得诸侯四散而逃,宋襄公被成得臣一把抓住,把他拖到楚国的车上,带他回楚国去了。
后来,楚成王考虑到即使抓了宋襄公也没有什么用途,就把宋襄公给放了出来。
从这件事以后,宋襄公对楚国总是心中怀恨,但是想到自己国小兵弱,而楚国兵强马壮,他也是心中有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就想讨伐力薄国小的郑国,出出胸中恶气。过了不久。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宁襄公认为这个时间出兵伐郑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就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郑文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求救于楚成王,楚成王答应来救援郑国。
此时楚成王没有直接去救郑国,而是统领着千军万马直接向宋国进军。此时的宋襄公听到消息之后,慌了手脚,也顾不上攻打郑国,连夜带领宋军向本国境内赶去。待宋军在涨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他们的目的己经达到了。咱们兵力小,不能硬拼,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仁义”二字。要用“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
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楚军开始过河向宋襄公这边来,此时的公孙因向宋襄公说:“楚军白日渡河,明明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等到他们渡到河中央的时候,我们向他们杀去,一定能够取胜。”宋襄公却不这么想,他指着战车上的“仁义”之旗说:“人家不没有渡过河就开始攻打人家,这样做也太不讲仁义了。”等到楚军全部渡完河,在河岸上布阵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说:“趁楚军还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动冲锋,尚可取胜。”宋襄公听到此话不由骂道:“你怎么就会出坏点子,人家还没有布好阵,你如果去打人家的话,那不是就太不仁义了吗?”
宋襄公说话的同时,楚军已经把阵势给布好了,大批兵队冲向宋襄公这边。宋军此时看到了楚军凶猛魂都吓的跑掉了,更别说打仗了,一个一个都吓的逃跑了。宋襄公正想亲自督阵进攻,还没来得及冲向前去,便被楚军围住,身上、腿上儿处受伤。幸亏宋国的几员大将奋力冲杀。才救出他来。等他出来逃命,宋军已早逃散,粮草、兵车全部被楚军抢走,再看那杆“仁义”大旗,早已不知丢在何处去了。宋国的百姓们对宋襄公都骂不绝口,宋襄公一瘸一拐地边走边说:“讲仁义的军队就是要以德服人,我奉仁义打仗,不能乘人之危去攻打别人!”此时在创新身边的将士们听到宋襄公这么说后,都在心里边骂宋襄公是一个大蠢货,大笨蛋,大草包。
宋襄公嘴上一直讲着要按“仁义”办事,但他在会盟诸侯时对于自己不能当上盟主反而破口大骂时,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记得“仁义”这两个字呢?
军事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拿破仑被囚禁在海岛上时曾看到过《孙子兵法》,当他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他感叹自己若能早日见到这部兵书,一定不会惨败,不会受牢狱之苦。其实在实际上,能够决定战争成败的,还是在于政治。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成立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是让人很佩服的。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之一主要表现在遇事能忍。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从这里看来,郑庄公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姬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姜氏想让姬段占有好的封地,以此来占据政治的目的。他就把姬段分封到京地;姬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其后,姬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都好心相劝计公早早应对,以免引起一发不可收的地步,可郑庄公还是隐忍不发,以“不义,不昵,厚将崩”的理由婉言拒绝。郑庄公遇事能忍的事情不仅反映在这里,还反映在他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问题上。面对年少气盛的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努力克制内心的恼怒,主动前去王都朝拜周桓王,希望藉此来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谁知周桓王并不买账,给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接着又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并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邘等四座郑国城邑,公开给郑庄公以大的羞辱。他的所作所为虽然令郑庄公很生气,但是他最终还是把自己的怒火压了下来,所以说,遇事能忍,便成了他的性格特征。老谋深算,工于心计,这正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不是说他不想马上实施反制,而是因为他不愿在没有做好的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与对手对立。所以说,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却一直在做着充分的准备,企图一招就能制敌。令人可笑的是,他的那些对手对他的这种做法一无所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一种懦弱无能、软弱可欺的表现,于是乎步步进逼:姬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可见,郑庄公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不但准而且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姬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心里知道,此时的姬段就好比是一条丧家太,根本不值得再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他。另外,由于郑庄公母亲姜氏在这一叛乱事件中曾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让郑庄公内心既痛苦又愤恨,但为了社稷大局,他最终还是与姜氏和解了,“遂为母子如初”,赢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捞足了分数。至于善后问题上的作法,更反映出郑庄公的机心深密。当郑军大获全胜,祝聃等将领建议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之时,郑庄公头脑异常冷静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遂下令停止追击,放对手一马。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专人前往周军大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周桓王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使得双方的关系没有闹到彻底破裂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郑庄公不但赢得了利益,出了风头,以给对手留了余地,为以后杜绝了后患,左右逢源,一石二鸟,这更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歌台舞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意气风发的郑庄公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然而,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却依旧让今之读史者叹服。
为了权力,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手足相残,即除掉了弟弟,又放逐了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庄公把“仁义”基本上都占尽了,显得高明之极,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表现出了高明的忍术。
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
第二节 曹操之奸辩曹操之“忠奸”。
说起历史人物,我们往往需要辩个黑白。中国历史的人物最值得我们辩个黑白的就要算曹操了。
曹操之所以能够引起争论,就是因为自古忠奸有别,而在《三国演义》中,把曹操“奸邪”写的妇孺皆知,和他对比的又是“忠”的“离谱”的诸葛亮。所以他是一个大众化的“奸臣”。可是相信历史的人,或者说懂得历史的人,总会从另外一些方面进行考虑历史人物的忠奸功过。
那么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曹操是因奸臣董卓起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的董卓势大,天下群雄并起,人人得董卓而后快。曹操同时也有了“发家”的政治理由,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曹操是“以奸易奸”,除掉董卓以后,他取代了董卓的位子,被人看作了奸臣。
在讨董卓时,他是忠臣,也可以称作义士,在灭掉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他的奸邪其实也达到并超过了董卓的地步。更说不过去的是,他的儿子曹丕称帝了,用魏朝代替了汉朝,而曹操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魏武帝。
历史资料上的曹操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只有他一个人具备了这三大“家”。他统一中原,实行屯田制,对社会的发展,疆土的巩固,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在《三国演义》和戏曲舞台上的曹操,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把他写成了一个篡夺汉室天下的奸臣。对曹操的评价众说不一。应将历史上的曹操和我们都“知道”的白脸曹操区分开来。这并不是“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因为人们的观点向来就不一样,无需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历史上的曹操是位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决定他成就了一番事业。
曹操的祖父曹腾在汉桓帝时是位太监,那个时期的太监很“吃香”,他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操的父亲是曹操祖父的养子,他的父亲也官至太尉。曹操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官宦之家,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再加上曹操是一个既聪明而且心机也很深。虽然有的时候也会任性放荡,不是太注意道德修养和学业,但是曹操同时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智和处事能力。因此,梁国人桥玄评价他时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在曹操十岁的时候被推荐为孝廉,做了郎官,后来又被任命为洛阳县北部尉,升顿丘县令,被征入朝授职议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曹操青少年时代是春风得意,直步青云的,这些可能和他的家庭出身会有一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做官,讲究的是门地,曹操很年轻就做了官是不难理解的。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比较顺利的进入到了朝廷,使曹操有机遇能获取更大的国家权力。
就在这个时候,汉朝已经是很衰落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给了曹操一个很好的机会,而聪明伶俐的曹操理所当然的不会放过这一个大好的机会,于是他就创造了一番事业。
首先是汉灵帝元和末年的黄巾起义,“三张”的起义规模是非常大的。东汉末年封建王朝的统治,本来己是危难之秋。黄巾起义的革命洪流更使得衰弱的刘家王朝无法阻挡。因此,只得调遣像曹操这样的各地诸侯来镇压农民运动,年轻的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去讨伐颖川的农民起义军。
后来因为在这件事上面做的还不错,就被升为济南相。从此,曹操就开始掌管了一方的军政,为他以后的发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此时的各路诸侯势力也各霸占一方,自立为王。
对曹操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的董卓此时也进京了,到京以后他废海豹帝,立汉献帝,从此开始把持朝政,成为了一代奸臣,而此时的京城洛阳大乱。
这个时候,曹操、袁绍联合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曹操在这场争斗中表现的非常机智和顽强。在三国中,有这么一个关于曹操机智的故事。曹操自荐去刺杀董卓,当时董卓正在榻上卧着看书,曹操拔出了宝刀准备刺杀董卓。就在这个时候董卓从镜中看到了刀光,立即转过身来问道:“孟德?你想要干什么?”曹操吓的出了一身冷汗,但是此时的他急中生智说:“我这里有一把宝刀要献给您,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说话的同里,跪下来,双手奉上刀。
曹操凭借了他的机智摆脱了这次危险,这只是一个传说。
最后,董卓中吕布和王允的“美女计”,董卓被他的“爱子”吕布所杀。
董卓虽被除掉,但北方的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已形成具有一定势力并霸占一方的诸侯。而这个时候的曹操也不甘心落后,他把自己的家产给变卖,招摹义兵,逐渐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而后又在围剿黄巾军的过程中得到降兵三十余万,收编其精锐,于是,他有了他的“青州军”。自此以后他在军事上有了雄厚的资本。
而他的弟兄曹仁、曹洪、夏侯渊等都是一时的猛将,大力的帮助他;荀彧,程昱、贾诩等也为一方才俊,为他出谋划策。在以后的战争中,他逐渐的消灭了残余的黄巾军,接着打败了吕布、陶谦、张邈、张绣等割据势力,慢慢地拥有了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成为三国时期称霸于北方的重要军事和政治集团,曹操之所以会在群雄割据的武装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是建立在开明的政治斗争的基础上。首先是曹操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他认识到了封建皇帝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荀彧、程昱的鼓动下,曹操派曹洪率军向西迎接献帝。曹操进驻洛阳后又亲自朝见献帝,被升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并录尚书事,总领朝政。曹操随之也迁到了许昌。自此以后他便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利,在众诸侯中有了震慑威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汉天子图有虚名。在这个时候,称帝对于曹操来说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轻松。当时,当大臣们纷纷向曹操拍马屁,说“天命”已经降临到曹操头上的时候,曹操却对大臣们说:“当初周文王还活着的时候,天下的三分土地中有两分已经归他所有了,但是,他仍然做商纣王的臣子。一直到他的儿子周武王,才灭亡商朝,当上周朝的天子。如果天命已经降临到我头上,就让我当一个周文王吧!”虽然这时的曹操没有太大的举措,却已在群雄割据中占了上风。
再说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他的军事战争过程中是理解、关心人民的疾苦的。在连年的战争当中,生产得到了严重的破坏,再加上老天的破坏,自然灾害很严重。“百姓大俄,布粮食亦尽”,甚至供应战争之需的军粮都无处筹集。这时的曹操头脑却很冷静。他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贷给农民耕牛和田地,用官牛的收成按官六客四分成,用私牛的对半分成。这样做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但却解决了部分的农民生计问题。屯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之需。曹操在实行这个办法的时候,使屯田的租税直接交给官府,避免了地主的盘剥,军粮也没有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
曹操的军队不但有了保证,而且粮食也有了保证,这对他在做战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他的军队兵强马壮,增加了战斗力。同时,也减少了军队掠夺老百姓的现象,他的这种做法赢得了百姓的好感。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高明的策略。不光如此,曹操对黎民百姓的苦处还能予以照顾。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后他就曾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就是说,有战乱的地方都要免去一年的租赋。
曹操还具体规定:“自项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也就是对于战争中阵亡的官兵家属,由于没有什么生存的技能和土地,官府供给他们粮食,不但如此,还规定当官的也要去经常看望他们。
对待百姓曹操也有“养老和福利”。他下令,“女的年七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年纪在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以及眼睛看不见,失去劳动力,又没有妻儿父兄和产业的,由国家供养他们终身。”
并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各郡县都要提倡和重视文献典籍的研究和学校建设。满五百户的县要设置学官,挑选本地优秀子弟给予教育。就在那个时候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曹操还这么的注视教育,这在三国的历史人物上是很少见的。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暂且不管当时的条件如何,施行得怎么样,曹操的这些关于发展生产,照顾人民生活疾苦和发展教育的政策,应该是当时的封建统治及割据势力中最为先进的。曹操用这样的制度,肯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以后的事实中,我们看到,曹操的这些政策对他的战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魏国在整个三国时代一直都是最为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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