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沿岸，基本上是一个河谷平原地带。湘江自南向北贯穿市内，东边有浏阳河、捞刀河，西边有靳江河等大小支流。全市地形东西高中间低。湘江以东有一片较为开阔的平原，其他地区以丘陵为主。东部的大围山属罗霄山脉，海拔1480米；西部的桂芽山海拔也在1000米以上；中部老市区的最高点在岳麓山，海拔仅298米。从这里溯湘江而上，可达湘潭、衡阳，顺流而下，可出洞庭，入长江。故而旧时的《长沙县志》对长沙的山川形势这样概括：
“保障东南”这个定语就诠释了古代长沙所具有的区域性（而非全国性）的重要战略地位。秦代统一天下，湖南地区自然也被纳为郡县。但当时的长沙郡在大一统帝国里实在籍籍无名。汉朝建立之后，刘邦分封异姓诸侯，以吴芮为长沙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韩信、彭越、英布相继败亡，唯独吴氏长沙王独传五世。贾谊在《治安策》中就说，“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使然也。”将长沙地小势弱，对长安朝廷构不成威胁这一点讲得十分透彻。 与此同时，在长江以南的局部范围之内，长沙所具有的军事地理价值却陡然上升。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纷争，一场赤壁大战之后，接着便展开了孙刘之间对荆州的争夺。其间的和、战、胜、负，关系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这时长沙属于荆州。恰恰首先是这场纠纷的导火线。赤壁战后，刘备取得了长沙等四郡，通过湘江水系将势力向江汉平原伸展，这与孙权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孙权曾一度派出地方官吏，试图接管，为关羽所逐。于是不得不正式派兵夺取，大军压境，除零陵而外，长沙等三郡皆降，接着吴蜀双方便在长沙的外围益阳一带，陈兵相见，大战一触即发，最后终因鉴于“曹操在北”这一重大形势，才达成了一项协议：即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属吴，湘水以西属蜀。直到吕蒙袭杀了关羽，才把长沙全部归吴，一直保持到三国时期的结束。这一段曲折的历史故事，在《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作者罗贯中的笔下，却更被大肆渲染，添加了许多虚构的成份，如关羽与黄忠在长沙城外有三场大战，双方都刀箭留情。魏延则杀主献城，诸葛亮识穿反骨。民间甚至进一步加以穿凿附会，可以指点出关黄交手的地点是在老龙潭，韩玄观战的地点是在天心阁。魏延追杀韩玄的地点是赐闲湖（刺韩湖）。这些自然是于史无据的了。 老龙潭 直到近代，长沙在军事地理上价值仍旧不宜高估。太平军兴，进入湖南后开始围攻省城长沙（这是太平军攻打的第一个省会）。谁知守城清军的抵抗异常顽强，太平天国早期领导核心中的“西王”萧朝贵也在攻城战事中阵亡。双方在长沙城下相持两个多月后，由于清军陆续增援，总兵力已达到六、七万人之多，太平军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直趋宁乡、益阳，攻取岳州，然后沿江直下。起初，太平军原想尽占湖南全境，作为根据地；攻取长沙未克，才另作向南京方向发展的打算。可以说，长沙一战虽然失利，太平军却吸取了经验，引兵向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反过来说，清军即便守住了长沙，也未能遏制住太平军兴起的势头，长沙的真实军事价值，由此亦可窥豹一斑了。
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长沙才真正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只不过，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苦难的抗日战争。 1938年武汉战役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虽然先攻南昌，再打南宁，然后又占领宜昌，甚至对西安方面也蠢蠢欲动，但这些都只是某种暂时行动，其主要攻击方向却始终指向湖南方面。其在武汉地区配备机动作战部队为6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广东方面配备机动作战部队为4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这一兵力配置状况表明，侵华日军大约用了三分之一强的兵力对湖南方面保持着南北夹击态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的1941年12月3日，日本侵略军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长沙正处于这一区域的中心地带。 这究竟是何缘故呢？从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看，中国要拱卫“陪都”重庆，重要莫过于湖南。湖南省会长沙和湘南重镇衡阳都是通向西南各省的门户和锁钥。更为关键的是，长沙还是粤汉铁路的重要枢纽，日军若拿下了长沙，就等于抓住了南中国的命脉。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也曾经指出：“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这一点并非危言耸听。假如长沙失守，日军不仅能加强对中国富庶的两广地区的控制，还可以巩固其对中南地区的占领态势，更可以把兵锋指向抗战的大后方——四川，可谓一举三得。更不要说，假如长沙沦陷，湖南全省也会岌岌可危，将会使得大后方民众的生活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湖南是中国稻米产区中产量既大又能大量输出的唯一区域”，它担负着“供给湘鄂两个战区数十万部队的军粮，和鄂西、川东、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几千万人口的民食”。 对于长沙，日军志在必得，中国军队志在必保，于是就有了连续几次“长沙会战”——第一次长沙战役（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与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5日）。 从地势上看，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数也是山岳地带：不仅多山，而且多水。以粤汉铁路为分界由北向南划一直线，其左侧有洞庭湖及澧水、沅水、湘江三大河流，右侧有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形成天然的防线。多山构成支形地、隘形地、挂形地，多水构成险形地。这意味着大部队兵力难以展开，迂回进攻也不易实施，尤其是机械化部队深受限制，军力大打折扣。所以日军进攻，基本上从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南下作正面强攻，辅以西线东线夹击。而中国军队也根据这样的地理条件，采取了薛岳所说的“天炉战法”，也就是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人，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势兵力，实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创造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第三次长沙战役是“天炉战法”的辉煌胜利。薛岳利用当面日军与进攻香港方面日军竞争，急于求胜建功心理，以后退运动引诱日军冒进长沙城下，即下令事先在长沙城守备待敌第十军在李玉堂指挥下进行坚强堵击，一堵就是四天。日方战史也承认， “重庆军凭据附近一带的无数掩蔽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毫无退却的征兆，兵力愈加愈多，事先已经储备好的大批弹药发挥了作用，反复逆袭达数十次。”这时奉命赶来的外线作战部队从三个方向赶到长沙，包围攻击日军，大获全胜。日军威风扫地，丢下几万尸体，狼狈败退。据日方战史记载，此次作战，日军战死1591人（内含军官108人），战伤4412人（内含军官241人）.。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完胜结束。 此一战堪称抗日战争中的辉煌一页。通过长沙保卫战，湖南的大片领土得以保全；“大后方”依然有着天然的屏障，这就为进行“持久战”莫定了基础。这也是“珍珠港事变”后，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1941年的最后一天，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即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每日电讯报》亦评论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无论之前还是之后，长沙在军事地理上的价值都无法与抗战时期相垺。解放战争时期的长沙也是如此。1949年4月，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在中南地区首先解放了武汉三镇，然后进逼湖南，占领平江、浏阳、岳阳等县市，对长沙形成了三面包围。国民党长沙绥靖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与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我军强大威力的震慑和我党英明政策的感召下，接受了关于长沙和平解放的八项条件。8月5日，我第四野战军第138师开进长沙市区。接着，湖南全境均告和平解放。 到了今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长沙成为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它是湖南全省的交通中心，水陆空线路交汇，四通八达。水路借湘江之便，上通湘潭、衡阳，下通益阳、洞庭，出湖可与长江流域各省相连。陆运有京广铁路贯穿南北，往南几十公里的株洲即京广、浙赣、湘黔三条干线的交汇处。公路更是以这里为中心，有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多条向全省各地辐射。空运有几十条航线与全国各地相连。 值得注意的是，从清时以西南为基地的“三藩之乱”持续八年到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过江占领南京后不到1年失去广州，再到今天从北京到广州8小时到达这一时间变化来看，随着现代交通动力和道路条件改善，中国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形对南北交通的障碍限制已大幅降低，以长沙为核心的湖南地区，在当代或许可与华北平原纳入一体，进行通盘的地缘政治考虑。作为“三湘冲要”的长沙是否会在未来具有全国性的军事地理地位，实非今日所能预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