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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幼童在美合影，这样自信、专注、深邃的精神气质，是大清所配不上的。） 19世纪的70年代末，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北美乃至全球文教最发达的地区――新英格兰，有一群来自遥远中国的青年在此留学。他们年龄不等，分散在各大、中学，寄宿于当地美国家庭中。这些清国派往美国肄业的幼童，当地人以＂boys＂相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出游，＂boys＂以其自然流露的举止风度，受到当地人交口称赞，人们情不自禁地与之结交，他们＂配得上一个大国的文明形象＂。 他们每三个月需要抽出两个礼拜的时间，带上各自的中文教材，到位于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的肄业局大楼，去接受中文教育，＂以完成从存在两千年的干燥骨头中提取营养的任务＂（第二批留美幼童容揆语）。授课的方式是死记硬背和戒尺，课程的内容完全可以缩编成几个字：＂忠于皇帝！＂这样的＂中文教学＂对一群正在接受世界上最好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然而当他们一旦尝到自由的滋味，他们似乎终于明白了一个新世界。一只鸟儿出生在樊笼中，确实不能充分体验到森林的芬芳气味，但一旦有自由的空间去练习它的翅膀，那它就会腾空展翅，飞翔到那芬芳的森林，出于天然和本能性的引导，它宁可忍受那自由的穷困，而不愿享受那樊笼的奢华⋯⋯＂ ＂肄业局在平静中进行⋯⋯它距离目标的进程已不遥远⋯⋯一部份幼童已进入大学：16人在耶鲁，1人进入哈佛，1人进入阿莫斯特学院，1人在拉斐德学院，其余也都就读于著名的高等学府：波士顿工业技术学院（麻省理工）、特洛伊工业大学、莱海大学及其它院校⋯⋯他们从不忘记他们是从小受到优雅高尚的情操熏陶的，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受过教育而有完整人格的人。＂（容揆，1886年。） （身着耶鲁赛艇队服的钟文耀） 所有幼童们都崇拜同一位同学：耶鲁大学赛艇队的队长钟文耀。其次则是＂东方人棒球队＂的投手梁敦彦，还有两名橄榄球队员和一位拳击冠军也备受推崇。中国的年轻人们破天荒地不再攀比家世，艳羡前程，而是为体育精神所倾倒。他们每月只有一块大洋的零花钱作为津贴，在同学中可谓是非常之贫穷，但是他们在愉快的氛围中努力，＂在各级学校中，经常以胜者心态与美国人竞争最高荣誉。＂（温秉忠，第二批幼童） 但是，这项让中国青年接受最好现代教育的计划，于1881年遭清廷撤销。对此，大陆的＂历史研究者＂们归咎于所谓＂中西文化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和幼童们的美式作派之间的冲突；或者李鸿章不够坚持、容闳不够老练，诸如此类。 撤销＂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来龙去脉，与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政坛局势关系密切，远非某一、两个人或某小集团之功过是非。如果把原因追溯得更深远一些，则需要首先强调一点：与西方的知识份子阶层自觉地以批判者身份存在不同，中国的文字精英们是现行体制的自觉卫道士。 在希腊、罗马传统中，知识精英迎逢当权势力被认为是可耻的，真正的爱国者只可能存在于批评者的行列之中。罗马的衰落以知识精英转向依附权势和阿谀当权为标志。这种传统随着近代宪政体系的创立而复兴，并越发稳固：人们可以获得公开合法的平台来批评政府而不必担心受其倾轧；对政府来说，收获批评的同时亦收获了改良的可能，进而强化了其合法性。 而中国传统则完全与之相反：忠于君王和现行体制，比君王更自觉而积极地维护其专制统治，是圣人门徒的神圣天职。（尽管每逢改朝换代之际他们多数会＂另投明主＂。） (李鸿藻) 在后世人们的一般印象里，李鸿章接管了曾国藩和恭党留下的权力空白，然实际进程却大有差异，在1870-1880年代，李鸿章的势力还远未达到甲午战争前那种独揽帝国外交和海军大权的地步。＂清流领袖＂李鸿藻是足以和＂合淝伯相＂相提并论的权臣，从其谥号＂文正＂来看，李鸿藻在世时的权势，可能更在李鸿章之上。 李鸿藻一党的主要武器，是以儒家正统卫道士的面目，对他们所看不惯的一切发起抨击――这正是西太后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主要支持者是全国各地书院里等待着好运降临的士子们。这些以数十年甚至数代人的苦熬为代价，指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进而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人们，正深深地感受到洋务对他们前程的巨大威胁：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洋务将彻底把他们先前投入的血本化为乌有。是以积极响应朝中的＂清流＂们，对洋务发起抨击。 通过掌握＂学政＂系统，＂清流＂一党控制了帝国的舆论。和所有的舆论操控者一样，他们先天正确无需论证。并且，他们比饱受后世诟病的李鸿章集团更长于奸谋。此情此景，后世的中国人不会感到陌生和奇怪：凡以虚词大话抢占舆论制高点的，往往是些奸恶之辈。 李鸿章等人创办的诸多洋务事业，大多沦为晚清官场权斗的棋子，政敌们可以容忍其有限地存在。唯独幼童出洋肄业局，从一刚开始便为政敌所不容，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要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要命的是，幼童出洋肄业局虽然由＂南、北洋大臣联名奏办＂，却隶属于总理衙门，而总理衙门当时正好是李鸿藻、沈桂芬的天下。 容闳和幼童们本以为是平静的留学生涯，其实在1878年前后就已经在国内陷入一片空前口诛笔伐，认为幼童们沾染了蛮夷习气，已忘其本。总理衙门让学监们（先后共四位）＂整束＂，却丝毫不见收效，这些学监们的报告称容闳在＂纵容＂幼童。从此容闳在肄业局的发言权越来越小，随着他被任命为驻美副公使，对肄业局事务变成了＂相帮＂，所有公函都不再发给他了，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发言权。容闳并不知道，那几年政敌在四处搜集对他不利的黑材料，比方说他＂华官洋服＂，这在当时很可能招致重罪，郭嵩焘因为偶然原因披了件西装就被指为汉奸；又如＂文义不通，不识大体。＂他在国内既无后台更无眼线，当然他也不可能学得会这些。 （东方人棒球队：梁敦彦、黄开甲、詹天佑、蔡绍基、陈钜熔、钟俊成、吴忠贤、邝永忠） 肄业局糜费高昴，原计划120万两的预算，实际已经花掉了数百万两（撤局时共计约420万两，具体贪腐情况已无法考察）。花几百万两银子去培养些数典忘祖的蛮夷子民，那些皓首穷经的圣人门生岂有不大哗之理？不仅旧派反对，连曾纪泽这样彻头彻尾的洋务派也反对一切留学事务，认为只需要在蒙学教材中加入点西学内容就足够了，出洋留学毫无益处。只不过＂上为美邦添一士民，下为各商埠洋行添一买办、通事耳＂。 1880年，容闳并不知道撤局已成定局，翰林吴嘉善（吴子登）成为肄业局第四位学监，在翰林院这个守旧堡垒，吴嘉善算得上一位非常开明的人，他很早（可能在第二次中英战争前）就自学英文（用汉字给英语单词注音，很象七、八十年代某些中学生的作法），并懂一些数学。太平天国战乱中他弃官奔回南方老家带着老母四处逃难，还在广州广方言馆当过英文教习。他自告奋勇出任驻美公使馆参赞，这在当时士大夫中算得上颇有勇气。在美期间与容闳有一些交情，后来改任西班牙使馆参赞。据不太可靠的资料显示，他出任学监正是容闳所推荐（容闳自己完全否认）。 但吴嘉善此番出任学监不是为了来成全留学事业，而是奉上谕前来＂整束局务＂，裁撤＂劣员＂（主要指入教幼童），并带着另一项总理衙门的秘密任务：筹划撤局。 吴嘉善的任务只有南北洋大臣、驻美公使陈兰彬知道，其余人全部蒙在鼓里，容闳和不少幼童一生都错将他当成撤局元凶。实际上，真正的元凶应该是西太后和李鸿藻一党，其余人不过＂体察上意＂而已。 ＂当吴子登被任命为肄业局委员之时，肄业局的命运就注定了。一个人已经养成了对只要不是中囯的一切事务都报以闭眼不看的态度，只因为害怕他所喜爱的干巴巴儒家典籍外壳由此会遭到损害⋯⋯他对幼童们敢直视他脸的行为感到震惊，对幼童们并不总是唯唯诺诺听从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感到惊愕。因而他断定，学生们已经完全回归到野蛮状态，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阻截这种倒退堕落的趋势。＂（容揆） 他想重订规则，加强对幼童们的管束和＂中学＂教育，在容闳看来简直荒谬透顶，二人的关系迅速破裂。幼童们在容闳支持下联合扺制，使吴嘉善无计可施。＂吴子登对肄业局的现状十分不满，但又不对我说，而是给北京的高官写了很多诋毁留学生事业的秘密报告。＂（容闳） 这些报告称幼童们＂腹无儒书＂，有的＂入教＂，有的加入了＂秘密会社＂（指学生社团）。 ＂当时并不知道此人是一位顽固而狂热的保守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好似一个狂人，上任不久即开始对肄业局事业进行破坏，向政府连续发送不真实充满谎言的报告。他断言：幼童们均已美国化并丧失了独立民族资格，倘若允许他们完成学业，那么他们将不仅对中国没有丝毫益处，相反却是彻头彻尾的危害。＂（第二批幼童容尚谦） 容闳得知消息连忙给李鸿章写信，想澄清事实，并愤怒地攻击吴嘉善＂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但无济于事，他并不知道撤局是朝廷中枢的意图，并早已得到西太后首肯。他所争辩的仍是吴子登对幼童们＂管束过严＂。当李鸿章试图据此挽回局面时，西太后不为所动。 （时任驻美公使，肄业局首任学监陈兰彬，他堂而皇之地以“颇兹物议”唯由，拒绝参加反对撤局的行动。） 1881年2年，一份上谕发出，要求南北洋大臣和驻美公使陈兰彬，拟定一份安全的撤局计划，而不至于引发幼童们的骚乱，滞留不归。这是朝廷早已打好的算盘，差使最后当然落到吴嘉善头上。容闳听闻撤局风声可能已是几个月后，他四处奔走，请到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的北军司令格兰特、几位著名大学校长、作家马克．吐温等人，给总理衙门写信，力呈留学之利，劝中国政府不要撤局。李鸿章、刘坤一，甚至撤局任务的执行者吴嘉善则提出＂半撤＂（撤销机构，把品行顽劣、资质鲁钝的幼童撤回，其余交驻美公使馆负责）、＂不撤而撤＂（由南北洋根据自已所需逐步调对口专业生回国任职）等撤局方式，试图＂曲线救局＂。但此时，原先的改革派，现已沦为西太后传声筒的恭亲王，总理衙门名义上的主持人，站出来要求完全撤销，一毛不留。没有人可以阻挡西太后的权势，李鸿章必须明白，他的权力来自太后，而不是淮军的洋枪筒子。 1881年6月8日，正式撤局的上谕发出了，当大清挥手向世界说拜拜的时侯，它不会料到，30年后，就该轮到世界来向它说拜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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