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何以可能―谈“美诺悖论”

沈跃春

众所周知，悖论是一个困扰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发展的古老而又常新的难题。认知悖论困扰人类的理性思维由来已久，同样，人们对它的探究也源远流长。最早的认知悖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诡辩派提出的“美诺悖论”。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美诺向苏格拉底提出“科学研究何以可能”的诘难，其推论包含了一个认知悖论。苏格拉底对这个悖论作了明确的表述：

一个人既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他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而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不能去研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所要研究的是什么。

从这个悖论推论中得出的“科学研究不可能”的结论，是柏拉图所不愿接受的。在《美诺》篇中，柏拉图指出这个悖论的有害性，认为“我们不应该理睬这个关于研究的不可能性的诡辩派论证”；但是，他又指出，“我们应该去探索，比起陷于那种认为不存在认识活动，没有必要去求知我们所不认识的东西的懒汉幻想———对这种幻想我准备竭尽全力以言论和行动与之斗争———将使我们善良一些，勇敢一些，不那么束手无策一些。”（《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90页）于是，柏拉图试图利用他的“回忆说”来消解这个悖论。

然而，柏拉图对“美诺悖论”的反驳并不成功。“美诺悖论”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这个悖论的重要性，并试图指出这个悖论推论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所以他在《工具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有的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美诺悖论”的解决存在着缺陷，因为“这种解决只局限于在演绎性知识的范围内，限于通过从一般性知识中推出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的办法进行的求知、研究活动的范围内”。有的学者认为，“美诺悖论”的前提是假的；“美诺悖论仅仅由坚持要么无知要么完全知道这样的要求产生的。如果注意到知识也有处于无知和全知之间的中间状态，悖论也就消失了”。

一般认为，“美诺悖论”这种推论，不仅是对人们日常思维能力的挑战，也是对哲学和逻辑学的挑战。我认为，真正解决“美诺悖论”，既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分析产生这类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又要求我们通过构造关于知道的模型，采用逻辑语义学的方法，来刻画同一主体的认知表达式及其推论的导出机制。实际上，正如“美诺悖论”的研究和解决需要认知逻辑一样，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哲学论争也涉及知道问题，如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解决这类问题需要认知逻辑，需要我们对知道推理进行形式化的分析和研究。据《庄子·秋水》记载，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说：“鱼在水中游来游去，是何等的快乐。”惠施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根据记载，这个故事至此结束，似乎庄子在辩论中胜利了。其实，惠施完全可以进一步追问：“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鱼快乐？”如此反复追问，于是，这场辩论可以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显然，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这个辩论不仅涉及多主体认知命题，而且包含有多主体系统中互知推理的复杂性，有点超出人们日常思维能力的限度。同时，这个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哲人早已深刻地关注多主体之间的互知问题。

鉴于上述对“美诺悖论”、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认知悖论总是相对于某一认知主体或某一认知系统而言的，悖论的产生离不开认知主体的背景知识或某一假定的前提条件。

第二，认知悖论的本质特征在于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因而，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特殊命题。从表现形式上看，认知悖论的矛盾有时表现为某一系统内存在的形式矛盾命题，有时是指某一系统中可以证明的但在直观上似乎不能或难以接受的论断；但是，从其导出机制来看，认知悖论的形成离不开单认知主体或多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特别是，含有多主体认知命题的推理比较复杂，既涉及推理的动态性，也触及知道的多样性。

第三，既然认知悖论的本质在于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那么，解决认知悖论的途径不外乎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揭示悖论推理的前提条件或背景知识中存在着的问题；二是指出悖论推理形式是非有效的或荒谬的；三是证明结论事实上是可以接受的。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科学开始于问题”，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物理学进化》中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矛盾或理论事实，认知悖论是挑战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发展的难题。因此，我认为研究认知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