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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成都茶馆的形象塑造：著名作家的妙笔生花》 在晚清民国时期，茶馆可以说是成都日常生活和小商业的代表，许多四川乡土作家和到成都的著名作家，都留下了他们关于茶馆的记忆，这些记忆，便成为我们今天重构茶馆历史的重要依据。 李劼人在《暴风雨前》所描述的晚清成都，便表明了市民对茶馆的依靠：  吴虞在1915年3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他雇了一乘轿子到城郊一个叫龙桥的乡场，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饭后，到熊定山茶铺喝茶，等着开市。然后又与朋友“至彭大旗铺内吃茶”，在那里与佃户见面，讨论佃金的事。 这个日程显示一个学者怎样度过他的一天，我们发现他经常在茶馆里见客和处理日常事务。 小说家张恨水在他的《蓉行杂感》中，写下了1940年代他在成都的经历，深刻感受到茶馆之于成都的重要意义： 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间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茶馆是可与古董齐看的铺，不怎么样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电灯与油灯同)，矮矮的黑木桌子(不是漆的)，大大的黄旧竹椅，一切布置的情调是那样的古老。在坐惯了摩登咖啡馆的人，或者会望望然后去之。可是，我们就自绝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毫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盖碗茶而已。 作为一个外来人，他为成都人勾画了一个准确生动的轮廓，抓住了成都人日常生活最突出的特点。从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茶馆里简陋而热闹的气氛。  以写四川乡土故事而著名的作家沙汀对茶馆更是了解深刻，他在1934年写道： 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象鸦片烟瘾一样。 当然，这里沙汀是以批评的口吻来描述茶馆的，这可能是由于他新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反传统的世界观使然，但他对茶馆的重要性和吸引力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成都茶馆营造了一种热闹的气氛，追求休闲生活的人们在那里真是如鱼得水。 李劼人的《暴风雨前》描写到：人们喜欢到茶馆喝茶，还因为那里真是一个自由世界，无拘无束。人们可以“提高嗓子”地畅谈，不论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可以“不必顾忌旁人”。 虽然是公共场所，在茶馆里似乎没有什么礼节可讲，比如夏天燥热，“喜欢打赤膊”的顾客“只管脱光，比在人家里自由得多”。 茶馆一般都提供理发服务，茶客可以理发、喝茶两不误，而且经常就在茶座上进行，“哪怕你头屑四溅，短发乱飞，飞溅到别人茶碗里，通不妨事”。 茶馆还有修脚匠，尽管把鞋袜脱了，“将脚伸去登在修脚匠的膝头上”，也无伤大雅。 而且买上一碗茶，顾客可以随便呆多久，任意加多少回水，堂倌从不会因此给你看脸色，甚至顾客茶吃到半截，如果有事要办，“可以将茶碗移在桌子中间，向堂倌招呼一声：'留着!’隔一二小时，你仍可去吃”。 在1940年代初，沙汀在《淘金记》中生动描写了成都附近一个乡场的茶馆生活，可以说基本上也是老成都下层茶馆的写照： 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有时候的谈话，是并无目的的，谈而无味的和繁琐的。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他们正要凭借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现实的利益来。 他所描写的北斗镇很小，只有一条街，还有两条被称为“尿巷子”的窄巷，两边都是粪坑、尿桶、尿缸，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小乡场，竟然有八九个茶馆，赶场天甚至增加到十多个，因为有些茶馆只有赶场天才开门营业。 每个茶馆都有自己的固定茶客，这个划分是由社会地位、个人关系及其他利益所决定的，“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喝茶去了”。 当一个人情绪不好，他一般都到茶馆。正如沙汀所描述的一个地方士绅，“他懒懒地走上畅和轩的阶沿，懒懒地对付着茶客们的招呼。而且，坐定之后，仿佛故意要避开与人接谈，实则是想赶走那些残余的不大愉快的想头，他吩咐堂倌去找老骆来替他挖耳，借此派遣一下心里的闷气”。  1949年10月，25岁的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坐在春熙路一家茶楼上，用一架老式钢丝录音机录制茶馆中熙熙攘攘的喧闹声，并同时进行解说。 他这次到成都是进行四川方言研究，当时恐怕他自己也想不到，他对中国语言的研究贡献是如此的大，尔后成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审委员之一。 下面这几段描述，便是从他的这个录音记录和翻译过来的。这半个多世纪前对成都茶馆的真实记录： 从这段录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茶馆的环境和气氛，茶客们在茶馆中的所做所为，以及人们对这个外国人外表和举止的万分好奇…… 茶楼上真是一个观风望景的好地方。在楼上看得到什么呢？借用马悦然的眼睛，让我们看他所观察到的街景： 下面这个很有趣： 两个女士走在一队人前面，抬着一个大箱子，里面有一双鞋，一把椅子，椅子上有一顶帽子，各种水果等。这是送亲的队伍，也即是说是在婚礼前，是婚礼的前奏曲。新郎将礼物送新娘，新娘将礼物送新郎，等等。…… 这时，街对面书店的生意也基本停顿了，大家都在看茶楼上这个自说自话的洋人。…… 当坐在高高的茶楼上看着街头的人来人往，犹如在观看真实城市生活的记录片，每一分钟，每一个镜头都没有相同的，而且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充满新奇和期望，难怪许多人可以在那里看一整天的街景。 而且有意思的是，马悦然在茶楼上看街上的人来人往，但是他却也成为街上的人们所看的景致。所以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其角色是经常相互转变的。 这个资料的发现，要感谢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多年前，我们在香港开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聊天时，他告诉我他的老师马悦然1949年在成都的一个茶楼上作有一个采访录音，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托他帮我寻找，他不仅帮助找到这个录音，而且把录音由瑞典文翻译成英文。 我们对清末民初茶馆生活的细节所知不多，但李劼人在其小说《大波》中，描写了晚清几个受过很好教育的年轻人聚会，其中有人建议： 我们每人只出两角半钱，这比戏园副座的票价还少半角钱。我们先去劝业场吃碗茶，可以看很多女人，地方热闹，当然比少城公园好。然后到新玉沙街清音灯影戏园听几折李少文、贾培之唱的好戏，锣鼓敲打得不利害，座场又宽敞，可以不耽心耳朵。然后再回到锦江桥广兴隆消个夜，酒菜面三开，又可醉饱，又不会吃坏肚子。每人二角半，算起来有多没少，岂不把你们所说的几项耍头全都包括了？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虽然他们囊中羞涩，但作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聚会，去茶馆看戏则既体面花费亦不多，然后再到餐馆享口福，也是可以承受的消费。 请注意李劼人在文中所说的是“吃碗茶”。在成都以及整个四川，不说“买一杯茶”，而说“来碗茶”。今天通常的所说的“一杯茶”，过去而是用“一碗茶”。 在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情节中，故事主角楚用想找一个地方打发时间，便去了武侯祠，那里古木参天，还有一个道士开的茶馆。巨树之下，摆放着方桌和八仙桌。楚用发现方桌都占满了，客人似乎都不像喝完茶即离开的游客，而主要是避暑的小贩或手工匠，穿着短褂，吸着叶子烟。一些在打牌，一些下棋，有的甚至手上还做着活路，真是消闲和做工两不误。  这里比大多数茶馆都清净，人们讲话的声音很轻。在另一个炎热的下午，由于去看戏“时间不对头”，楚用又来到武侯祠的茶馆，却发现“没有空桌子。有一张桌上只坐了两个手艺人，都戴着牛角边老光眼镜在做活路，有两方空着”，但他又不屑与他们为伍。 这些文化名人对成都茶馆的记录，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感受，虽然有些是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都是有真实历史作为依据的。总体来看，他们对茶馆是带着欣赏眼光。 虽然茶馆是成都文化的标志，但是由于过去对日常生活研究的不重视，我们对茶馆生活的细节了解甚少，这些文人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茶馆生活的生动画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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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hercules028 > 《另一面、数读、回声、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