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1-11 13:43:00 作 者 张 步 华 拙作《唐宋象棋的演变与国际象棋的王车易位》（上）、（下）在《天涯论坛·煮酒论史》上发表后（2016—01—18），惭愧得很，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不过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两个推测，到是很值得讨论一下的。 第一，我认为，北宋时期的象棋共有三十枚棋子，双方各有十五颗。说是各有十五枚棋子，那是因为宋时的象棋和国际象棋一样，也是在黑白相间的八八棋盘上行棋的，而且棋子开局前摆放的位置也和国际象棋一样，只是在将旁边“后”的位置是一个空格。因为那时的象棋，还没有“后”。“后”是近代象棋的产物。 第二，国际象棋中的王车易位是受了司马光的《七国象戏》的影响，或者是对《七国象戏》的模仿。设置王车易位的目的，是为了让王处在原始位置的时候，左右两边同时有斜行的象和直行的车，国际象棋中王旁边斜行的象是在开局之前就设置好的，而直行的车是在对局的过程中，通过王车易位插进来的。因为《七国象戏》中王（将）的两边一边是直行的偏（车），一边是斜行的裨（象）。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源于一体，这应该是肯定了的。至于是国际象棋源于中国象棋，还是中国象棋源于国际象棋，我在《唐宋象棋的演变与国际象棋的王车易位》这篇文章中，已经很清楚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到了北宋时期，中国象棋改在纵横交错的点线上行棋，而国际象棋仍然以原来的规则在黑白相间的格子里行棋。中国象棋改在点线上行棋的原因，以及是什么时候改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确凿的原因。但在一些象棋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北宋象棋演变的史料。现将这些史料作一些时间上的顺序梳理，来推测北宋象棋演变的过程。 先来看一下这张《五人年龄示意图》：  这张图记了五个人，并且将这五个人与象棋有关的著作都写在上面了。图中的阴影则是他们的生年卒年。现将这五人与象棋有关的事作一些介绍。 一，尹洙（1001——1047）。他著有《象戏格》。格，就是规则。《象戏格》就是关于象戏规则的书。但《象戏格》是什么时候写的？书中又写了些什么？现已无从考查。不过后人晁公武（1105——1185）在《郡斋读书志》记载说，《象戏格》一卷，并说明：“皇朝尹洙撰，凡五国（图），今世所行者不与焉。”意思是说：《象戏格》里所记载的象戏与晁公武所处年代的“今世”象棋是不同的。晁公武是今天的山东巨野人，1105年出生，绍兴年间进士。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因此晁公武肯定的南宋时期的人了。后来久居四川任地方官。由于祖上喜欢藏书，到了他这一代，家中已有藏书二万五千册左右。居荣州任间，他开始对藏书进行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尹洙的《象戏格》。晁公武生活的年代已经是南宋，此时象棋已经定型，就是我们今天的象棋。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尹洙年代的象戏是和我们今天的象棋是不同的。我认为尹洙的《象戏格》里所记载的象戏，就是少了一个“后”的国际象棋。为了方便叙述，我暂且在本文中把这种少了一个“后”的国际象棋称作“尹洙象戏”。 二，司马光（1019——1086）。司马光著有《七国象戏》。《七国象戏》并不是司马光凭空想出来的，是司马光将当时流行的二人象棋从象棋盘上搬到围棋盘上，并且由二人对局增至七人，只是他的《七国象戏》只是在一些小范围内玩过一阵子，并没有真正流行过。 三，程颢（1032——1085）。程颢著有《咏象戏》诗：“大都博弈皆戏剧，象戏翻学能用兵。车马尚存周战法，偏裨兼备汉官名。中军将军八面重，河外尖斜步卒轻。却凭纹楸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象棋棋子有车马、偏裨和将卒。棋盘上可能有河界、九宫。这和象棋定型后的象棋非常接近。同样为了方便叙述，我暂且也把程颢诗中这种与现代象棋非常接近的的象棋称作“程颢象戏”。 四，晁补之（1053——1110）。著有《广象戏》。他的《广象戏》和司马光的《七国象戏》一样，也是把当时流行的象棋，搬到围棋盘上。就棋艺来说，《广象戏》也没有什么价值，但在他的《广象戏图序》中有一条非常宝贵的棋史资料，就是他所处时代的象棋是“纵横十一路”的。 五，晁公武（1105——1185）。著有《郡斋读书志》。他的事情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郡斋读书志》就是他对祖上的藏书进行整理，编撰目录的书。 从前面的《五人年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尹洙死的时候，程颢只有十五岁。两人在棋史上的记录只有衔接，没有交叉。但尹洙死后并不等于“尹洙象戏”就结束了，肯定还流行了一段时间，随后就出现了“程颢象戏”。司马光的生活年代基本上是和这两人是重叠的。他的前半生和尹洙相逢，后半生又和程颢共世。他的《七国象戏》就在“尹洙象戏”和“程颢象戏”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司马光的《七国象戏》，应该就是根据这两种棋戏中的一种而改编的。 那么，司马光的《七国象戏》究竟是根据哪一个棋戏而改编的呢？ 先将《七国象戏》与“程颢象戏”作一些对比。因为《七国象戏》与“程颢象戏”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这两种棋戏的对比比较容易看出它们其中的相同和差异。 网上摘录明沈津《欣赏编》辛集《古局象棋图》，对“七国象戏”有全面介绍：“七国象戏，用百有二十，周一，七图（国）各十有七。周黄、秦白、楚赤、齐青、燕黑、韩丹、魏绿、赵紫，周居中央不动，诸候王（不）得犯，秦居西方，韩、楚居南方，魏、齐居东方，燕、赵居北方。七国各有将（直、斜行无远近）、一偏（直行无远近）、一裨（斜行无远近。虽名象戏，而无象及车者，车即将及编、裨所乘，象不可用于中国故也），一行人（直、斜行无远近，不能役敌，敌亦不能役），一炮（直行无远近，前隔一棋乃可击物，前无所隔及隔两棋以上则不可击）、一弓（直、斜行四路），一弩（直、斜行五路）、二刀（斜行一路）、四剑（直行一路）、四骑（曲行四路，谓直一斜三）。” 司马光在“一裨”下面作注：“虽名象戏，而无象及车者，车即将及偏、裨所乘，象不可用于中国故也。”可见在当时流行的象棋中有“车”和“象”的。他在“七国象戏”中淘汰车和象，用“偏”和“裨”来代替。其理由是：“象不可用于中国故也”。大概司马光的意思是中国没有象，在象棋中出现象有些不合适，所以废象以裨替之。 但是，在“程颢象戏”中同样也是没有“象”的，反倒是有了“偏”和“裨”。假如《七国象戏》是根据“程颢象戏”改编的话，司马光也就没有必要用“裨”来替代“象”，因为“程颢象戏”本身就没有“象”，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说什么“虽名象戏，而无象及车者，车即将及偏、裨所乘，象不可用于中国故也。”反倒应该是“程颢象戏”受《七国象戏》的影响，也把 “象”改为“偏”和“裨”。 因此可以认为：《七国象戏》在前，“程颢象戏”在后。既然《七国象戏》在前，“程颢象戏”在后，那么《七国象戏》就不可能是根据“程颢象戏”改编的了，只能是根据“尹洙象戏”来改编的。 但“尹洙象戏”又是什么样的棋戏，我们还不太清楚。不过我们暂且可以把缺少了一个“后”的国际象棋看做是“尹洙象戏”，并将其与《七国象戏》作一番对比，看看他们是否有相同之处。 《七国象戏》有十七个棋子，“尹洙象戏”有十五个棋子。但《七国象戏》里的“行人”和“炮”明显是司马光自己加上去的。因为无论是“尹洙象戏”还是“程颢象戏”，都没有“行人”和“炮”。这样《七国象戏》的十七个棋子减去两个增加出来的棋子，实际上只有十五个棋子，和“尹洙象戏”一样。 《七国象戏》剩下的棋子十五个，它们分别是一将，一偏，一裨，四骑和八卒。 一将（直、斜行无远近）。北宋的象棋是从唐朝的《宝应象戏》演变过来的。《宝应象戏》中的将是“上将横行系四方”，因此，“尹洙象戏”中的将也应该是“无远近”的。《七国象戏》的将为“直、斜行无远近”，可见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象棋设定的。国际象棋中的将虽然可以“直、斜行”，却只能行一格，但那是后来受了中国象棋定型后将只能在九宫内活动的影响，才改成一步只能行一格的（《宝应象戏》见拙作《唐宋象棋的演变与国际象棋的王车易位》）。 一偏（直行无远近）、一裨（斜行无远近）。偏相当于车，裨相当于象。这和国际象棋中的车象的走法一样，但国际象棋中的车、象各有两个，《七国象戏》各少了一个。 四骑。马有四枚。“尹洙象戏”中的马只有两个，但《七国象戏》由于车（偏）、象（裨）各少了一个，这样一来棋子的总数也就少了两个，必须另外增加两个棋子，以保持棋子的总数不变。但增加两个什么棋子呢？增加两个卒，与车（偏）、象（裨）相比，子力相差太大，于是增加了两个马。也就是说，《七国象戏》把原来“尹洙象戏”中的一车一象降格为马。 卒。“尹洙象戏”卒有八个。《七国象戏》有一弓、一弩、二刀、四剑，也是八个。 由于《七国象戏》棋子的排列是三角型的，十五个棋子无论怎样排列，都缺了一个角。于是司马光异想天开，增加了一个炮。至于行人，由于这个棋子“不能役敌，敌亦不能役”，可以说“不在战斗序列”，因此放在十六个棋子之外的最前面。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基本上看出象棋在北宋这一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首先当时的象棋是和国际象棋一样，棋子是放在黑白相间的八八棋盘的格子里，棋子每方只有十五个。司马光创设了《七国象戏》，将原来的象棋棋子改放在围棋盘上。围棋的棋子是放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的，所以象棋的棋子也放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但《七国象戏》不可能被时人所接受，但他将棋子改在点线上行棋，却引起棋艺爱好者的兴趣。从视觉效果来说，棋子放在点线上肯定要比放在格子里看的清楚、悦目。于是有人就利用了原来的八八棋盘，将原来放在格子里的棋子改放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既然是放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那么格子的黑白相间就失去意义。这样，纵横线各九条的新棋戏就历史性地诞生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来的八八棋盘只有六十四格，也就是六十四个着棋点，但改在点线上行棋以后，就有了九九八十一点。同样大小的棋盘，，一下子多出了十七个着棋点，行棋的空间大了许多。 这种纵横各九路的新棋戏就是“程颢象戏”。但“程颢象戏”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样子的，它也是经历了很多变化、逐步逐步演变过来的。首先，原来的纵横是八路，改放在点线上后纵横就多了一路，有九路。这样，原来王的旁边只有一个空格（“后”的位置），现在却有了两个空点（见“程颢象戏”（一））。于是有人在这两个空点上增加了两个棋子。这增加的两个棋子是什么呢？由于将棋子改放在点线上是司马光首创，而《七国象戏》将的两旁是偏和裨，裨就是原来的象，这两个增加的棋子就理所当然地被称作偏。偏是在将的两边的，原来两边的象是斜行的，所以偏就被设计成也是斜行的。到最后象棋定型的时候，裨恢复成象，偏就被称作“仕”了。这就是程诗中说的“偏裨兼备汉官名”。车和马没什么变化，卒也增加了一个，放在车的前面（见“程颢象戏”（二））。  由于纵线增加了一条，横线自然也增加了一条。不要小看这增加出来的一条横线，这条横线其实对北宋象棋演变的影响是很大的。正是这条增加出来的横线，促使卒线前移，也就是将卒前移到现在的位置。 举例说明（见图示一），根据“尹洙象戏”原来的规则，双方卒与卒之间本来只有四格的缓冲地带，每个卒第一步可以行两格。当黑方的E2卒第一步按照规则允许前行两格，占据E4后，白方E路左右DF两路的卒，即D7和F7这两个卒是不会也同样前行两格的。虽然按照规则这两个卒第一步也可以前行两格，到达D5和F5这两个位置。但一抵达这两个位置，立即会被先期占据E4的黑卒斜行吃掉。所以白方的D7和F7这两路的卒在没有后援保护的情况下，只会前行一格。  但是，在增加了一条横线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双方卒与卒之间有了五个着棋点。当己方的一个卒第一步前行两点后，对方这条纵线的左右两边的卒同样也可以前行两点，而不用担心会被先期抵达的己方卒斜行吃掉（见图示二），因为这两个卒之间多了一道，己方的卒无法斜行吃掉对方的卒。这样，在棋局的开局阶段，为了扩展己方的活动空间和压缩对方的行棋线路，双方都抢先出动卒，并且都是前行两点，就成了开局的定式（和“宝应象戏”中抢先出动缁车一样）。既然下棋的双方一开始都将卒前行两点，何不干脆将卒线前移两行。于是，卒终于在我们今天象棋的这一排位置上站稳脚跟了（见“程颢象戏”（三））。  但紧接着问题又来了。虽然所有的卒都前移了两点，却谁也无法动弹。这时候的任何一个卒前行一步，立即会被对方或左或右的卒斜行吃掉。同时，由于九个卒是排成一排的，卒如果不动，将、偏、裨、车就无法越过己方卒向对方发动进攻，马虽然可以“斜飞”跳过卒，但也同样不能直接吃对方的任何棋子，只能落在双方卒的之间遭到对方卒的攻击。为了能使棋局进行下去，双方一开始就必须斗卒，在斗卒中双方都损失掉一些卒而让出通道，以利于车马裨偏将的运行。这样的斗卒其实很简单，并无多少棋艺价值。和前面卒前行两点的理由一样，既然一开局双方就要牺牲掉一些卒而让出通道，何不直接就将卒减少一些。于是九个卒就减少到五个（见“程颢象戏”（四））。为了能使双方阵地有所区别，中间那条增加出来的横线就成了河。卒前行一步进入河道，才可以斜行。这就是程颢《咏象戏》诗中的“河外尖斜步卒轻”。 但象棋的演变并没有到此结束。由于司马光的《七国象戏》中增加了一个炮，这同样也引起了棋艺爱好者的兴趣，在以后的棋戏实践中，也有人在象戏中增加了两个炮。由于底线九点都已经有棋子了，就把棋盘两边各增加一条纵线，用来置放两个炮。当然横线也增加了两条。这就是晁补之在《广象戏》中提到的“纵横十一路”的棋盘。 晁补之在《广象戏》中说：“余儿时无他弄，见设局布此戏者，纵横出奇，鄂然莫测，以为小道可喜也。稍长，观诸象阵法，虽画地为守，规矩有裁，而变化舒卷，出入无倪，其说亦可喜。暇时，因求所谓象戏者，欲按之以消永日，盖局纵横路十一，棋三十二，为两军耳，意苦而狭也。尝试以局纵横十九，棋九十八广之，意少放焉。”晁补之的《广象戏》也没有什么棋艺价值。唯一可取的就是记载了一条史料：他生活年代的象棋是“纵横十一路”的。这种纵横十一路的象棋被称作“大象戏”  《广象戏》中提到的“纵横十一路”的象棋肯定是在“程颢象戏”之后。那么晁补之“余儿时无他弄，见设局布此戏者，纵横出奇，鄂然莫测，以为小道可喜也”的象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棋戏呢？从前面的《五人年龄示意图》中可以知道，司马光死时（1086年）、程颢死时（1085年），晁补之已经三十三、二岁，他儿时正是“程颢象戏”流行的时期，当然也有可能那时就已经出现了“纵横十一路”的大象戏。再随后这种“纵横十一路”的大象戏又经过演变，就成了我们今天的象棋。中国象棋就此定型。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变化。 定型后的象棋，由两军阵前交战的棋戏，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棋戏。这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棋戏，从棋艺的意境上来说，是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境界，但定型前的将是“直斜行无远近”，定型后的将只能龟缩在九宫内。为什么到了北宋末年，象棋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候，将就不能出九宫、只能在九宫内畏缩不前了呢？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面对敌国的侵犯，宋朝的皇帝根本就不想打仗，一心只想议和。就是对辽战争中唯一亮点的“澶渊之盟”，宋真宗若不是被宰相寇准硬逼着上了前线，恐怕一百二十年后的“靖康耻”，就要提前在他身上表现了。宋朝末年象棋中设置了九宫，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迎合了宋朝皇帝惧怕战争的心理。特别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尤其痴迷象棋，其原因恐怕就是象棋中的将不用上前线，只需躲在九宫里、由士不离身地保护着、安全系数大幅增长的缘故吧。从此以后，中国象棋中的将，再也没有那种驰骋疆场、横行四方的神武气概了，虽然象棋仅仅是一种棋戏，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关于北宋的象棋演变，我的观点基本上就是如此了。当然还是可以讨论的。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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