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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史是一个神奇微妙而又异彩纷呈的领域，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都与宗教史血肉相连。本文从佛教与南北朝时期的政治这个角度来分析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影响。 一、佛教在南北朝迅速传播的原因 东汉崩溃之后，与之相承的魏晋南北朝是继秦汉以后我国政局分裂持续时间最久、最黑暗的时期。佛教的传播与中国政治形势走向息息相关，大凡政治动荡之时也是宗教传播最佳之际。 南北朝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不同的心态，成为接受佛教的良好土壤。从统治阶层方面看，豪门贵族把持政权，过着腐朽奢靡的生活，物质的享乐弥补不了统治阶层极度的精神空虚与恐惧。从知识分子看，“九品中正制”堵死了平民庶族进入统治阶层的道路，士人读书无用。老庄之学也不能为人们提供终极的精神寄托，于是大批知识分子遁入空门，以致造成这段时期《高僧传》中人才济济，《儒林传》中寥落无人的奇观。 九品中正制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二、南北朝政治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一）王权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帝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极大。一方面，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帝王通过财务布施、政治支持等多种方式来扶持佛教，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有些帝王在看到佛教的繁荣背后隐藏的一些弊病之后，或以温和的辩难方式，或用激烈的废佛运动来限制佛教的发展。”[1] 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使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希望，继而转向了对心灵具有极大安抚作用的佛教。帝王也看到了这个作用，所以就扶持佛教，利用它来麻痹人民，以维护其统治。宋文帝与侍中何尚之等议论此事，说到：“三世因果，未辨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2］ 南北朝是佛教大发展时期，也留下了诸多石窟佛像，如龙门石窟 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南北朝各代帝王大都采取多种方式来扶持佛教，从而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我们从政治支持方面就可以窥见一斑。首先是设立僧官进行管理。如北魏中央的僧官机构是监福曹，下设都维那。其次是制定和规范僧侣制度。南北朝的帝王不只是简单的拨款建寺，同时还为寺院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帝王的崇佛信佛为佛教作了一个良好的宣传。但是佛教作为帝王进行统治的工具，它的过度发展会与王权产生矛盾。正如汤用彤所论：“武帝时佛法即盛，自生种种流弊，而引起反动。当时郭祖深、荀济之上书直谏，亦佛教极盛之反证也。”［3]这话虽指梁武帝，但是也可以运用到整个南北朝。 （二）世家大族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门阀士族世代掌握着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但他们又要标榜自己有着超乎世俗物质享受之上的精神境界，积极为自己所谓“不为物累”，轻视富贵的虚伪态度寻找理由。而佛教则迎合了士族的这种需求。“维摩诘在南北朝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尊重，就是因为他把南北朝门阀的腐朽生活神圣化了，把伪君子的二重性格美化了”。［4］ 佛教迎合了当时的所谓“名士风度” 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如陈郡谢氏、琅琊颜氏等，他们中有很多文人名士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世家大族建造佛寺；在统治者面前谈论佛法，用佛法来解释因缘罪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帝王。还有一些文人名士直接著述来宣扬佛教思想。汝南周颙因通佛法而被宋明帝赏识，“帝所为惨毒之事，颙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3] 三、佛教对南北朝政治的作用 （一）佛教起到巩固王权、为政治失意者提供抚慰的作用 皇权君主扶植佛教，是基于现实皇权统治的需要，而佛教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宗教理论在服务皇权政治方面，往往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佛教既具有使臣忠、子孝、国治、家和这类与儒家思想完全相通的现实政治功能，又具有一套因果报应的特殊宗教观念，这对于统治阶级愚弄民众有着比传统儒家思想更大的欺骗性。如南朝大臣何尚之曾上表赞云：“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家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7]“正是由于佛教这种特殊的政治功能，才使它在北朝两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依然具有在皇权社会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的必然性。”[6] 佛教以其特殊的宗教方式服务于世俗政治，为现实皇权统治秩序提供神的论证。北魏沙门法果就公开宣称：“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以应尽礼，遂致常拜……我非拜天子，乃礼佛尔。”［7］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为适应中国现实政治的需要，特别是适应王权的需要，也在不断地改造完善自己，佛教的这种政治化特征对巩固王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把持政权，在政治、社会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奢靡的生活却弥补不了精神的空虚。而寒门知识分子因士族把持“九品中正制”而仕途升迁无望，于是这些标榜守道清高者或政治失意者很容易便接受了佛教思想。 佛教般若思想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思辩色彩的宗教哲学，不仅能在人生理想上为清谈人士提供一种与魏晋玄学极为相似的精神境界，而且还能在义理上补充玄学旧义，提出新解。“夫生以形为桎梏，而生由化有。……清推而实之，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论云：达患累缘于有生，不存生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为宗，义存于此。”［8］ (二)佛教教义成为人民起义的工具 佛教传入我国后对下层民众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消磨了人民的斗志。另一方面，它也逐渐成为一些人民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具。北魏的法庆起义就是下层民众利用佛教来反抗统治阶级的例子。 北魏时期佛教盛行，而僧人内部政治、经济地位相差悬殊。孝文帝即位后，佛教内部的派系斗争日益明显地表现为社会阶级的斗争。最高统治者有时支持某些僧侣讲道说法，又严禁另一些僧侣聚徒传教。部分僧侣颂扬明君有道的同时，另一些僧侣却公然毁寺烧经,举兵造反。延昌三年（514年），沙门刘僧绍起兵于幽州,自称净居国明法王。后遭北魏政府的残酷镇压。在刘僧绍起兵失败后一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大乘教民变即法庆起义。延昌四年（515年）六月，冀州（今河北冀县）沙门法庆、惠晖在勃海李归伯的支持下，率乡人起兵。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自命为“新佛”，创“大乘教”。最初大乘军屡次击败北魏军队，很快就发展到五万余人。北魏政权立即派遣大军实施镇压，同年九月，大乘军兵败，法庆连同士兵被北魏屠杀者数以万计。起义虽失败，但利用佛教作为起义的工具一直影响后世。 佛门起义 总体而言，佛教在南北朝得以传播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南北朝的政治影响着佛教的发展。反过来，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地改造和完善自己，它为王权巩固提供理论依据，为政治失意者提供精神抚慰，它众生平等的思想也成为农民起义的工具。佛教的这种政治化特征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使它在中国得以传播并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魏航.试析南北朝帝王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J].四川省社科报，2004(1) [2]慧皎.高僧传：僧传璩［A］.佛藏要籍选刊: 卷12［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金春峰.“德”的历史考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6). [5]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 [6]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 [J].许昌师专学报，1992(3). [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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