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是古代书法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从清中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而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在包世臣等人“崇碑”的书法理论影响下，清朝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天才—一赵之谦，他各种书体都涉猎并且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赵之谦将篆、隶、楷等书体的凝重融于飘逸洒脱的行草书之中，使行书更有一种不同于传统行草书的刚毅不屈和雄浑奇崛。  习碑之风盛于清，最终形成了“碑学”。碑和帖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传统，两者各有不同的功用及审美特征。清阮元曾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碑与帖谁优谁劣，本难定论，各取共长，方不失学书之正道。清中后期书史上的碑帖之争实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终虽是碑学派占上风，但在具体实践上，两者最后是互取其长，碑帖结合，创造新书风。  从当时代表书家的传世作品中不难发现，碑帖结合实则已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此时的书法理论中，也已有碑帖结合倾向的言论，如刘熙载云：“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又云：“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敕勒歌》，然此只拟一得之大，若母群物而腹众才者，风气固不足以限之”。刘的倾向性已很明显。  至于杨守敬则说得更清楚：“集帖之与碑碣，合者两美，离之两伤”。他的实践也正好佐此证。随着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当时尊碑派主将康有为晚年亦自悟于碑派开通不足，有感于碑帖结合，曾云：“自宋以后千年皆帖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况兼八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碑帖结合已是一种历史必然，是明智之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