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杜·博亨与非洲史研究

　　　三、阿杜·博亨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

　　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是阿杜·博亨非洲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

　　虽然之前已经有许多非洲殖民史研究的著作问世，但大多持欧洲中心的观点。为了更加全面和透彻地研究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以及非洲人民的抗争，阿杜·博亨撰写了《非洲殖民主义透视》《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不列颠、撒哈拉和西苏丹(1788-1861)》和《亚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国战争》等著作，并主编了《非洲通史》第七卷。

　　概括而言，阿杜·博亨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长时段来看待非洲殖民史。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休达城标志着近代殖民主义的出现，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标志着非洲非殖民化的完成，所以，殖民主义在非洲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正如郑家馨所言：“近代殖民主义在五百多年历史中在非洲大陆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它最早窜入非洲大陆(1415年)，几乎最晚退出这块大陆。”(21)

　　阿杜·博亨从长时段来考察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则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人民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历史中仅仅是一个插曲或阶段，其存在时间很短。他说：“殖民主义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的存在不足10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就一个种族和整个大陆的历史而言，的确这只是一瞬间的事。”(22)他认为，188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欧洲列强争夺非洲的正式开始。(23)

　　阿杜·博亨将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主义80年的历史细分为三个阶段：(1)1880-1919年为第一阶段，其中1880-1900年为征服时期，1900-1919年为占领时期，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非洲其他地方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2)1919-1935年为第二阶段，殖民主义在非洲确立了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统治，与此同时，非洲民族主义也在酝酿。(3)1935-1960年为第三阶段，非洲人民不断反抗，与殖民统治斗争，直至最后国家独立，这是“使用积极行动战略的独立运动时期”。(24)

　　附带指出的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的阿贾伊也主张殖民主义在非洲只是一个插曲。他认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政治制度仍然保持着连贯性，“毋庸置疑，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被人们夸大了，殖民主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仅是一个插曲，并没有使非洲历史的延续性中断”。(25)

　　但是，阿杜·博亨与阿贾伊虽都持“插曲论”，两人就殖民主义对非洲历史影响程度的认识是大不一样的。阿贾伊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微乎其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用阿杜·博亨的话说，在阿贾伊等人看来，“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是表面的，他们把殖民主义看作是没有持续打断与非洲过去联系的一个小插曲”。(26)而阿杜·博亨则认为，“尽管殖民主义仅仅是一个插曲，它在非洲任何地方持续的时间不超过100年，但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插曲。它是非洲历史的分水岭，非洲后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殖民主义遗产的影响”。(27)

　　第二，客观、全面地看待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

　　关于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在阿杜·博亨之前已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坚持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行径辩护。如L.H.甘恩、P.杜伊格南、佩勒姆和P.C.劳埃德认为，这种影响是得失相当的，对非洲来说既可以算是幸事，或至少可以说是无害于非洲的。L.H.甘恩和P.杜伊格南认为：“帝国制度是非洲历史上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动力之一，算起账来，它是功大于过。”(28)并且，在两人共同主编的五卷本《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第一卷序言中，又一次总结道：“我们并不同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假设——殖民主义与剥削应该画等号……因此我们把欧洲在非洲的帝国主义解释为文化变革与政治统治的一种动力。”(29)二是研究不发达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学者的观点，强调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好处实际上等于零。如圭亚那黑人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坚持认为：“有人说，一方面，(殖民主义)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而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做了大量有利于非洲人的事，开发了非洲。我们的看法是：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殖民主义者只有一面——他们是一伙武装匪徒。”(30)

　　关于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阿杜·博亨没有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予以全面的评价；在充分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洲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他也指出其在非洲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全面论述了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就政治方面而言，他认为殖民主义有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在非洲建立了持续的和平与稳定；出现了50多个非洲独立国家；在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引进了两种新体制，即新的官僚机制和新的司法机制；既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且也产生了泛非主义。同时，他认为殖民主义的消极影响更大，有以下六点：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如何克服民族主义的消极面是所有独立后非洲国家领导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殖民者人为地划分非洲国家的边界，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譬如跨界民族和边界冲突、非洲国家的面积大小各不相同、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不均等；殖民主义削弱了当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殖民统治造成非洲国家独立后民众对政府的财产漠不经心；常备军的建立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其消极影响经常为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殖民主义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消极影响就是非洲主权与独立的丧失，从而使非洲人丧失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以及与外部直接打交道的权力。

　　就经济方面而言，他认为祸福参半。积极影响主要有：提供了公路、铁路、电信、电话，有时甚至包括机场等基础设施；非洲单一产品经济的发展使某些个人或社会阶层获得了财富；引进了货币经济。消极影响同样十分明显的，主要有：殖民主义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既不充足也不实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是以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意味着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完全被忽视了；殖民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绝大多数殖民地内完全、有意识地忽视或不鼓励工业化和对当地所产原料、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工业；大规模制造的廉价商品涌入非洲，使得殖民主义入侵前非洲原已存在的一点工业与手工业几乎被摧毁殆尽，非洲自身的技术发展就此停顿；殖民者对热带产品的追求在非洲造成严重的单一产品经济；土地商品化导致一些肆无忌惮的家族头人非法出售村社共有的土地，引起广泛的贫穷；不管殖民阶段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使非洲人付出了惊人的、不公正的代价。总之，“殖民统治阶段对非洲是一个残忍的经济剥削阶段，而不是经济发展阶段。不难肯定。殖民主义在经济范畴对非洲的影响是最为暗淡的”。(31)

　　就文化和社会方面而言，他同样认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积极影响主要有：非洲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城市化；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教育的传播；殖民主义为每一个殖民地或一系列殖民地提供一种通用语，这为殖民地内部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方便；殖民主义向非洲某些地区引进或促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严重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创造并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殖民主义提供的社会服务严重不足和分布不均；殖民主义造成非洲妇女社会地位的下降；殖民主义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心理上的，产生了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32)

　　总之，在阿杜·博亨看来，殖民主义尽管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非洲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不能只把它看成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虽然今天非洲某些方面还是会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但非洲人民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阿杜·博亨深入研究殖民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以史为鉴。他说：“非洲领导人正确的做法不是把殖民主义一笔勾销，而是了解其影响，设法补救其已经形成的缺陷，并解脱其失败所造成的后果。”(33)

　　第三，对非洲人民抵抗殖民主义统治英勇行为予以充分的肯定。

　　阿杜·博亨对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人民的反抗予以充分肯定，肯定他们在外来强大侵略者面前英勇抵抗的精神，重视非洲的能动性。在他的著作中，非洲人民对殖民主义是十分抵制的，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抵制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决心。

　　例如，阿散蒂人是加纳重要的族群之一，在历史上素有反抗外敌的传统。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对英国人的反抗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824年的一次交战时达到顶峰。在这次战争中，阿散蒂人击败了英国军队和他们的同盟者，并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也即当时黄金海岸总督查尔斯·麦卡锡爵士。(34)阿杜·博亨把阿散蒂人同英国的战争看作正义的民族战争，认为阿散蒂人是为自己的民族而战，英国却是有着邪恶的阴谋的。(35)他对阿散蒂人英勇顽强、驱除外敌的民族战斗精神赞扬不已，并为此感到自豪。

　　在2003年撰写的《亚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国战争》一书中，阿杜·博亨详细地研究了一位带领阿散蒂人民在反抗英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女领袖。他说：“在1880到1901年非洲人民反抗欧洲殖民者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女性比亚阿·阿散蒂娃更出名，也没有一场战争比她领导的阿散蒂独立战争更被人经常提起。”(36)该书研究的问题主要有：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战争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采用什么战略、使用什么武器？战争的过程如何？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这场战争又有什么意义？(37)对于亚阿·阿散蒂娃领导的这场战争，阿杜·博亨用异常坚定的话语肯定其正义性，他说：“这是阿散蒂人民保卫金凳子、捍卫独立的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阿散蒂诸邦都参加了这次战争。”(38)在阿杜·博亨心中，他以这场阿散蒂人反抗外辱的战争为自豪。他研究亚阿·阿散蒂娃，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一位女性，而是为了研究一个民族如何前仆后继、不怕流血地英勇斗争。事实上，“亚阿·阿散蒂娃已经成为阿散蒂、加纳和整个非洲民族主义的象征”。(39)

　　尽管非洲人民英勇反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还是被殖民者瓜分了。关于非洲抵抗失败的原因，阿杜·博亨也进行了认真反思。他以西非为例分析了其被征服的原因。虽然西非人既不缺乏勇气也并非不懂军事，但是他们面对入侵者的时候总是处于极大的劣势，每次抵抗和武装暴动总是归于失败，其原因就在于：首先是非洲在军事上的弱势。欧洲人征服非洲一般而言比较容易，经常是一支2万人的非洲部队很轻易就被2000人甚至更少的欧洲人领导的军队打败。其原因就在于武器上的优势，如欧洲人拥有马克沁机枪。1885年欧洲列强达成一致，禁止向西非出口武器。其次是非洲在政治上的弱势。“同19世纪欧洲国家相比，非洲国家没有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认同”，非洲国家的王位继承相当混乱，内战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应对西方侵略的问题上也很少形成联合。(40)

　　对于非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瓜分，阿杜·博亨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非洲的失败得益于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和报告，到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对非洲的了解大大超过非洲人对欧洲的了解；任何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都远比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或国家集团富裕，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支持更长时间的战争，而非洲国家做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比非洲国家有更多的部队，有大量的辅助军，士兵为非洲人，而军官为欧洲人；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洲国家没有联合起来，被各个击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非洲人运用弓箭、矛和过时的枪，而欧洲士兵使用步枪、机关枪。(41)

　　非洲的抵抗失败了，但是这一抵抗是否有意义和价值？阿杜·博亨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回顾非洲历史上这段英勇史诗，不禁使人提出疑问，非洲人的抵抗是不是‘英雄的狂热’，或者说是一种犯罪的态度。我们的作者否定了这种论点。从他们的立场看来，非洲军队面临装备占优势的敌人肯定是要被打败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抵抗者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从此萦绕在子孙后代的心中。”(42)

　　四、结语

　　阿杜·博亨是非洲国家独立之后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也是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历史研究具有开拓性。经过他的研究。清除了殖民主义者所鼓吹的非洲没有历史的错误观点。他运用口述资料和其他资料，努力恢复了殖民统治前的西非历史和加纳历史。阿杜·博亨因其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他对于西非史和加纳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被誉为“非洲史的教父之一”。(43)

　　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殖民主义历史学派加以否定，主张从非洲内部的视角来研究非洲历史。但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内部也是有区别的，伊巴丹历史学派与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不尽相同，而阿杜·博亨所代表的加纳历史学派与前两者又有所区别。比如，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在评价殖民主义的时候多为全盘否定；而阿杜·博亨对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既肯定又否定，从历史的角度予以了全面评价。

　　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是时代的产物，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相辅相成。一方面，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促进了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产生；另一方面，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为非洲国家独立后恢复历史的集体记忆和民族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容易陷入非洲中心主义倾向；二是往往被视为精英史学，脱离群众，对下层人民的历史关心不够。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趋于衰微，新史学在非洲逐渐兴盛，如社会史、经济史和环境史成为非洲史研究中的新热点。三、阿杜·博亨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

　　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是阿杜·博亨非洲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

　　虽然之前已经有许多非洲殖民史研究的著作问世，但大多持欧洲中心的观点。为了更加全面和透彻地研究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以及非洲人民的抗争，阿杜·博亨撰写了《非洲殖民主义透视》《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不列颠、撒哈拉和西苏丹(1788-1861)》和《亚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国战争》等著作，并主编了《非洲通史》第七卷。

　　概括而言，阿杜·博亨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长时段来看待非洲殖民史。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休达城标志着近代殖民主义的出现，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标志着非洲非殖民化的完成，所以，殖民主义在非洲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正如郑家馨所言：“近代殖民主义在五百多年历史中在非洲大陆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它最早窜入非洲大陆(1415年)，几乎最晚退出这块大陆。”(21)

　　阿杜·博亨从长时段来考察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则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人民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历史中仅仅是一个插曲或阶段，其存在时间很短。他说：“殖民主义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的存在不足10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就一个种族和整个大陆的历史而言，的确这只是一瞬间的事。”(22)他认为，188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欧洲列强争夺非洲的正式开始。(23)

　　阿杜·博亨将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主义80年的历史细分为三个阶段：(1)1880-1919年为第一阶段，其中1880-1900年为征服时期，1900-1919年为占领时期，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非洲其他地方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2)1919-1935年为第二阶段，殖民主义在非洲确立了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统治，与此同时，非洲民族主义也在酝酿。(3)1935-1960年为第三阶段，非洲人民不断反抗，与殖民统治斗争，直至最后国家独立，这是“使用积极行动战略的独立运动时期”。(24)

　　附带指出的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的阿贾伊也主张殖民主义在非洲只是一个插曲。他认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政治制度仍然保持着连贯性，“毋庸置疑，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被人们夸大了，殖民主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仅是一个插曲，并没有使非洲历史的延续性中断”。(25)

　　但是，阿杜·博亨与阿贾伊虽都持“插曲论”，两人就殖民主义对非洲历史影响程度的认识是大不一样的。阿贾伊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微乎其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用阿杜·博亨的话说，在阿贾伊等人看来，“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是表面的，他们把殖民主义看作是没有持续打断与非洲过去联系的一个小插曲”。(26)而阿杜·博亨则认为，“尽管殖民主义仅仅是一个插曲，它在非洲任何地方持续的时间不超过100年，但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插曲。它是非洲历史的分水岭，非洲后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殖民主义遗产的影响”。(27)

　　第二，客观、全面地看待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

　　关于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在阿杜·博亨之前已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坚持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行径辩护。如L.H.甘恩、P.杜伊格南、佩勒姆和P.C.劳埃德认为，这种影响是得失相当的，对非洲来说既可以算是幸事，或至少可以说是无害于非洲的。L.H.甘恩和P.杜伊格南认为：“帝国制度是非洲历史上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动力之一，算起账来，它是功大于过。”(28)并且，在两人共同主编的五卷本《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第一卷序言中，又一次总结道：“我们并不同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假设——殖民主义与剥削应该画等号……因此我们把欧洲在非洲的帝国主义解释为文化变革与政治统治的一种动力。”(29)二是研究不发达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学者的观点，强调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好处实际上等于零。如圭亚那黑人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坚持认为：“有人说，一方面，(殖民主义)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而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做了大量有利于非洲人的事，开发了非洲。我们的看法是：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殖民主义者只有一面——他们是一伙武装匪徒。”(30)

　　关于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阿杜·博亨没有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予以全面的评价；在充分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洲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他也指出其在非洲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全面论述了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就政治方面而言，他认为殖民主义有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在非洲建立了持续的和平与稳定；出现了50多个非洲独立国家；在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引进了两种新体制，即新的官僚机制和新的司法机制；既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且也产生了泛非主义。同时，他认为殖民主义的消极影响更大，有以下六点：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如何克服民族主义的消极面是所有独立后非洲国家领导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殖民者人为地划分非洲国家的边界，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譬如跨界民族和边界冲突、非洲国家的面积大小各不相同、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不均等；殖民主义削弱了当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殖民统治造成非洲国家独立后民众对政府的财产漠不经心；常备军的建立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其消极影响经常为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殖民主义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消极影响就是非洲主权与独立的丧失，从而使非洲人丧失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以及与外部直接打交道的权力。

　　就经济方面而言，他认为祸福参半。积极影响主要有：提供了公路、铁路、电信、电话，有时甚至包括机场等基础设施；非洲单一产品经济的发展使某些个人或社会阶层获得了财富；引进了货币经济。消极影响同样十分明显的，主要有：殖民主义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既不充足也不实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是以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意味着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完全被忽视了；殖民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绝大多数殖民地内完全、有意识地忽视或不鼓励工业化和对当地所产原料、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工业；大规模制造的廉价商品涌入非洲，使得殖民主义入侵前非洲原已存在的一点工业与手工业几乎被摧毁殆尽，非洲自身的技术发展就此停顿；殖民者对热带产品的追求在非洲造成严重的单一产品经济；土地商品化导致一些肆无忌惮的家族头人非法出售村社共有的土地，引起广泛的贫穷；不管殖民阶段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使非洲人付出了惊人的、不公正的代价。总之，“殖民统治阶段对非洲是一个残忍的经济剥削阶段，而不是经济发展阶段。不难肯定。殖民主义在经济范畴对非洲的影响是最为暗淡的”。(31)

　　就文化和社会方面而言，他同样认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积极影响主要有：非洲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城市化；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教育的传播；殖民主义为每一个殖民地或一系列殖民地提供一种通用语，这为殖民地内部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方便；殖民主义向非洲某些地区引进或促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严重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创造并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殖民主义提供的社会服务严重不足和分布不均；殖民主义造成非洲妇女社会地位的下降；殖民主义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心理上的，产生了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32)

　　总之，在阿杜·博亨看来，殖民主义尽管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非洲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不能只把它看成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虽然今天非洲某些方面还是会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但非洲人民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阿杜·博亨深入研究殖民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以史为鉴。他说：“非洲领导人正确的做法不是把殖民主义一笔勾销，而是了解其影响，设法补救其已经形成的缺陷，并解脱其失败所造成的后果。”(33)

　　第三，对非洲人民抵抗殖民主义统治英勇行为予以充分的肯定。

　　阿杜·博亨对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人民的反抗予以充分肯定，肯定他们在外来强大侵略者面前英勇抵抗的精神，重视非洲的能动性。在他的著作中，非洲人民对殖民主义是十分抵制的，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抵制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决心。

　　例如，阿散蒂人是加纳重要的族群之一，在历史上素有反抗外敌的传统。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对英国人的反抗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824年的一次交战时达到顶峰。在这次战争中，阿散蒂人击败了英国军队和他们的同盟者，并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也即当时黄金海岸总督查尔斯·麦卡锡爵士。(34)阿杜·博亨把阿散蒂人同英国的战争看作正义的民族战争，认为阿散蒂人是为自己的民族而战，英国却是有着邪恶的阴谋的。(35)他对阿散蒂人英勇顽强、驱除外敌的民族战斗精神赞扬不已，并为此感到自豪。

　　在2003年撰写的《亚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国战争》一书中，阿杜·博亨详细地研究了一位带领阿散蒂人民在反抗英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女领袖。他说：“在1880到1901年非洲人民反抗欧洲殖民者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女性比亚阿·阿散蒂娃更出名，也没有一场战争比她领导的阿散蒂独立战争更被人经常提起。”(36)该书研究的问题主要有：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战争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采用什么战略、使用什么武器？战争的过程如何？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这场战争又有什么意义？(37)对于亚阿·阿散蒂娃领导的这场战争，阿杜·博亨用异常坚定的话语肯定其正义性，他说：“这是阿散蒂人民保卫金凳子、捍卫独立的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阿散蒂诸邦都参加了这次战争。”(38)在阿杜·博亨心中，他以这场阿散蒂人反抗外辱的战争为自豪。他研究亚阿·阿散蒂娃，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一位女性，而是为了研究一个民族如何前仆后继、不怕流血地英勇斗争。事实上，“亚阿·阿散蒂娃已经成为阿散蒂、加纳和整个非洲民族主义的象征”。(39)

　　尽管非洲人民英勇反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还是被殖民者瓜分了。关于非洲抵抗失败的原因，阿杜·博亨也进行了认真反思。他以西非为例分析了其被征服的原因。虽然西非人既不缺乏勇气也并非不懂军事，但是他们面对入侵者的时候总是处于极大的劣势，每次抵抗和武装暴动总是归于失败，其原因就在于：首先是非洲在军事上的弱势。欧洲人征服非洲一般而言比较容易，经常是一支2万人的非洲部队很轻易就被2000人甚至更少的欧洲人领导的军队打败。其原因就在于武器上的优势，如欧洲人拥有马克沁机枪。1885年欧洲列强达成一致，禁止向西非出口武器。其次是非洲在政治上的弱势。“同19世纪欧洲国家相比，非洲国家没有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认同”，非洲国家的王位继承相当混乱，内战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应对西方侵略的问题上也很少形成联合。(40)

　　对于非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瓜分，阿杜·博亨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非洲的失败得益于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和报告，到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对非洲的了解大大超过非洲人对欧洲的了解；任何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都远比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或国家集团富裕，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支持更长时间的战争，而非洲国家做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比非洲国家有更多的部队，有大量的辅助军，士兵为非洲人，而军官为欧洲人；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洲国家没有联合起来，被各个击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非洲人运用弓箭、矛和过时的枪，而欧洲士兵使用步枪、机关枪。(41)

　　非洲的抵抗失败了，但是这一抵抗是否有意义和价值？阿杜·博亨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回顾非洲历史上这段英勇史诗，不禁使人提出疑问，非洲人的抵抗是不是‘英雄的狂热’，或者说是一种犯罪的态度。我们的作者否定了这种论点。从他们的立场看来，非洲军队面临装备占优势的敌人肯定是要被打败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抵抗者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从此萦绕在子孙后代的心中。”(42)

　　四、结语

　　阿杜·博亨是非洲国家独立之后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也是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历史研究具有开拓性。经过他的研究。清除了殖民主义者所鼓吹的非洲没有历史的错误观点。他运用口述资料和其他资料，努力恢复了殖民统治前的西非历史和加纳历史。阿杜·博亨因其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他对于西非史和加纳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被誉为“非洲史的教父之一”。(43)

　　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殖民主义历史学派加以否定，主张从非洲内部的视角来研究非洲历史。但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内部也是有区别的，伊巴丹历史学派与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不尽相同，而阿杜·博亨所代表的加纳历史学派与前两者又有所区别。比如，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在评价殖民主义的时候多为全盘否定；而阿杜·博亨对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既肯定又否定，从历史的角度予以了全面评价。

　　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是时代的产物，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相辅相成。一方面，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促进了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产生；另一方面，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为非洲国家独立后恢复历史的集体记忆和民族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容易陷入非洲中心主义倾向；二是往往被视为精英史学，脱离群众，对下层人民的历史关心不够。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趋于衰微，新史学在非洲逐渐兴盛，如社会史、经济史和环境史成为非洲史研究中的新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