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教授的传奇人生

作者：杨玉燕      编辑：朱孝兵

 杨恩泽先生晚年生活照

2019年10月9日，中国光纤通信领域元老级专家、天津大学教授杨恩泽先生逝世。这天距离他百岁生日只差十天。10月12日下午，杨恩泽先生追思会在天津大学举行。追思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杨先生的学生，都在深情追忆先生的高风亮节的品德和亲切平易的作风。未能到场的天津大学原校长、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先生发来的祭文展示在大屏幕上：

“想到杨老师，就想到毛泽东在吴玉章60寿辰时讲的话。的确，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不求名不图利，一辈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辈子与人为善，一辈子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做到了这一切，他以自己永不怠倦、永不松懈的努力做到了这一切，他是真正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纯粹的人，他是真正的好老师！他的精神不死、恩泽长在！”

他从哪里来？

他从1978年全国首届科技大会的领奖台上走来。他在所从事的无线电通讯、微波通讯、毫米波通信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果，获得了全国首届科技大会奖。

他从国家的“八二工程”总指挥的岗位上走来。“八二工程”并不是一个科研项目。1978年，以杨恩泽为团长的中国通讯代表团参加了国际通讯会议，发现除了中国代表团的论文是微波通讯，其他论文全部都是光纤通讯。回来之后，杨恩泽等人马上向邮电部建议改变科研方向。国家果断决定：集中全力搞光纤通信，并于当年立项。于是，时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院总工程师的杨恩泽为总指挥，带领国内几十家单位参与，开启了由近百个课题组成的“八二工程”。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杨恩泽带领团队苦干了四年，冲破国际封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完成了“武昌-汉口市话中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

1982年12月31日，国家五位部长前来验收，经过各项指标的测试与鉴定，完全满足技术指标，宣布项目成功开通。这是国家第一条通过鉴定及验收的实用化光通信线路。这条线路的开通促使几个大城市在很短时间内建起了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光纤通信事业的发展。它奠定了中国光纤通信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今天的一切高端信息产业都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通信领域的人才。毫无疑问，这也奠定了杨恩泽先生在我国光通信领域开拓者的地位。

白手起家建起光通信实验室

杨恩泽教授近百岁高龄还天天到实验室上班。他是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光通信实验室的创始人。1985年，已经66岁的杨恩泽先生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总工程师职位上退休了，天津大学抓住机会聘请他为天津大学电子系教授，以创建光纤通讯专业。杨先生深知光纤通讯仅仅只有黑板上的教学是不够的，必须有光纤研究所，得到批准后亲自出任所长。他从零开始建起一座光通信实验室。

也许，同国家的“八二工程”相比，在一所学校里建立一座实验室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用他生命的余热，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建出一座光通信实验室，培养出一批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优秀科技人才，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奇迹。即便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燃烧尽全部心血也未必能干成的事，他干成了。

杨先生在天津大学带的第一位研究生刘蒙青深情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大学里教授非常少，整个天大电子系也只有两位教授。杨先生曾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授又担任过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总工。他不仅有渊博的理论知识，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到天津大学后不久，就开始给我们上课，教授光纤数字通信发送与接收原理。当时光纤通信在国内属于比较新的领域，没有教科书，仅有一些科技文献。杨先生翻阅大量国际最新资料，结合他自己多年积累的光通信工程实践设计经验，自己编写教材并出版成书。课题进入做实验阶段，到最后的整机性能调试时，因为实验室没有误码仪和宽带示波器，杨先生分别联系了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和北京邮电学院，让我到那里借用他们的仪器进行整机测试。”

当时，筹建一个理论、探索、研究和实用化相结合的光通信实验室是杨恩泽先生的一个梦想。但是，要建实验室——需要场地房间，没有；需要资金投入，没有；需要项目研发，没有；需要科研人才，没有；需要仪器设备原料，没有……

杨先生的学生李丽芬这样回忆道：“我们这几届学生，真是跟着先生过紧日子过来的。一开始我们在12教学楼323房间，两个教研室挤在一个房间，中间用玻璃墙隔开，进门一边是我们光纤实验室，约有七八平方米，只有一个窗户，靠墙那边摆了一排实验台，靠玻璃墙那边有一个书柜、先生的办公桌和大家共用的一个桌子。别看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实验室，有三届的研究生从这里走出去。开始的科研仪器基本上靠杨先生租、借来的。直到1990年，经过多年的‘节衣缩食’，实验室才终于购得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日本安利公司生产的码率分析仪。”

天津大学光通信实验室的接班人于晋龙教授1994年开始师从杨先生，他是实验室发展的见证者。他说：“这个实验室的组建，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先生经常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亲自跑科研项目，拿到一个又一个国家“863”项目。有了项目就有了科研经费，他带头不要项目提成，甚至不要出差补助，一点一点攒钱买设备，实验室从无到有，几乎用了十年的时间。”

除了跑项目，杨先生几乎每天朝九晚六，准时到实验室上班，不分寒暑假，没有节假日，把实验室当成自己的孩子，将科研事业当作人生乐趣，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实验室的发展和培养学生上。在天津大学这些年中，他主持并完成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攻关项目及科研课题，主编了《光纤数字通信接收机》，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高水平的文章。后来杨先生年龄大了，就帮着自己的学生带研究生，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于晋龙1997年毕业后留校，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着急拿项目、发文章、评职称，干得很苦。当时，他心里有一个想法：那些大专家、大评委都不认识自己。当时杨先生在行业里德高望重，曾担任中国通信学会光纤通信专业组副主委、国家科委光通信专业组理论分组组长、国家“863计划”光通信项目的组长。杨先生在行业里从院士到著名教授都很熟，如果杨先生能帮忙推荐一下，哪怕只说一声“这是我的学生”就够了。终于有一年，于晋龙斗胆向先生说了一句：“先生，您能不能跟某某某专家说一声，请他支持一下。”杨先生说：“小于，你坐下，我打个电话。”然后，杨先生拨了号码，跟对方说：“xxx同志，我单位于晋龙同志今年申报自然资金重点项目，请你严格把关。”

于晋龙心里咯噔一下：“当时我心里很不平衡。先生对所有人都有求必应，为什么对自己的学生，就这么抠呢？”直到今天，说起这件事，于晋龙还是愧色难当。他和先生相处了20多年，从先生的生活中，慢慢懂了先生是怎样严于律己、严于治学的，也是从那时起，他再也没向先生提出类似要求，走上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道路。

先生对学生学业要求虽然很严格，但在生活中平易近人，很少见到他着急生气乱发脾气。有一件事让于晋龙终生难忘。“我刚留校的时候，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合作一个项目，是我做的项目经费预算，先生看后跟我商量：‘小于，咱避避嫌，你把需要买的设备列出来，让武汉院去买，我们借用。’当时我觉得这样不妥，提出异议。先生一听有点着急，说：‘小于啊，你现在很年轻，不要老想着挣钱。’我听着挺委屈，于是跟先生解释：‘第一，咱这个设备买完了、用完了要还给武汉院的，谈不上挣钱。第二，如果让武汉院去购买，他们是否明确咱们的需求，如果沟通中出现问题，他们买来的东西咱们不能用，会很被动。’先生没说话，最终还是按照先生的想法去做的。不想后来确实因为沟通不畅出现了一些问题。事后，先生说：‘小于啊，当初确实应该听你的，我向你道歉啊’。”说着，于晋龙眼圈微微泛红，他慢慢地说：“我跟先生这么多年，懂得了应该怎么做一个君子。”

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不到三年的学习生活，李丽芬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和工作方法，更传承了杨先生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记得1990年底，由于操作不当，实验室新购置的一台仪器突然出现了故障。当时我和师兄都很担心、害怕，心想这么贵重的仪器出了问题，先生肯定要发脾气了。第二天一早，我小心翼翼地如实告诉了先生。先生亲自跟经销商方面联系，请求尽快派工程师协助维修，保证了实验进度。事后，先生温和地对我们说，‘虽然我们的经费很紧张，但该交的学费还是要交的，允许你们犯错误，只要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尽快成长起来就好’。”李丽芬说，三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先生爱事业、爱家人、爱学生，有能力、有担当、与人为善的品格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她未来几十年的人生。

杨先生始终关注着前沿技术的发展。即使在晚年，他对当前技术发展的新动态，对新技术的理解、接受能力都令学生晚辈惊叹和佩服。有一件事至今令清华大学教授、天津大学1990级研究生马晓红念念不忘。她说：“先生70多岁高龄初学电脑，先学汉语拼音再学打字，还学计算机语言。上世纪90年代时，学一种用于计算的语言Mathematica，后来MATLAB出现了，马上又学MATLAB。学生的课题，先生自己编程运算，与学生的结果对照、讨论。先生坐在那里敲键盘写程序代码的背影，已经定格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他的精神会一直鼓舞我努力去做好一个学生的好老师。”

杨先生和学生合影

节俭已成生活习惯

于晋龙最了解杨先生：“平时大家都可以看到，先生生活很简朴，衣服的袖子、领口破了，自己缝一缝继续穿，他不换，他说这个还能穿。先生平时吃饭很有节制，每次吃一个馒头，剩下一口，他不扔，但也不强吃，留着下一顿再吃，他说要‘七分饱’。”

他不但自己节省，在办公室也是一样，实验室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打印纸要两面用。一面用完了，暂时用不着，先放在一边，谁要用纸了，如果不是正式的文件，要把旧纸翻过来打印，这让很多学生哭笑不得。“我刚来那几年，实验室有一台窗式空调，我心想，这实验室太好了。结果发现开关上贴了一张封条，上面先生亲笔写着：一台空调用电量等于50台风扇，所以希望大家尽量开风扇。结果那台空调基本上没用过。”

杨恩泽先生的节俭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习惯，熟悉他的人都看在眼里。在杨先生的老屋里，至今还摆放着上世纪70年代，亲戚送的一对旧沙发和他躺了半个多世纪的单人木床，“这几天家里总来客人，我想找一个没有补丁的床单都找不到。”在家整理遗物的杨先生的大女儿杨晶说着，眼圈霎时红了。

“这是他的毛裤，上面不知用什么布料打了好几个补丁。这条补丁摞补丁的内裤，松紧腰带已经没有弹性了，还舍不得扔。这个背心千疮百孔，跟渔网似的，他说夏天穿挺凉快。还有他平时穿的皮鞋，鞋面的皮子都开裂了，这双运动鞋，鞋底是到修鞋铺贴了皮子的……临终前他一直都在穿着。”

杨晶哽咽着说：“每次回家都发现他依然穿着磨损的衣服，就在今年春节还给了他买了一盒内裤（6条），一沓毛巾，可给他送行的时候才发现一条也没有了，而衣柜里的内裤还是补了又补的。我问保姆是怎么回事？保姆告知，新的已经被他送人了，包括崭新保暖内衣、防寒服……”

将毕生积蓄捐助家乡建科学楼

原来，这些年，杨先生家乡的一些孩子到北方上学，他们的家长拜托杨先生给予关照，孩子来家里了，杨先生便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相送。

2015年，天津大学收到了一封广东省饶平县一所小学寄来的感谢信，这是怎么回事？

2005年，杨先生在儿子的陪伴下回老家探亲，这一次他放慢了脚步，特意到家乡各村各地看一看。“时至今日，村里怎么还有孩子光着脚板走路？”这个画面深深印在杨先生的心里。回津后，他听说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要淘汰一批旧电脑，他找到院领导，提出要把它全部买下来捐给家乡的小学。院领导听后十分支持，主动协调后决定免费提供10台。“有了电脑，没有机房怎么行？”想到这，杨先生与饶平县教育局联系，决定捐资30万元帮助家乡小学建一座科学楼。30万元对于杨先生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他把毕生积蓄都拿出来，还不够。儿子杨石帮着凑齐了。

2006年5月，一幢面积694平方米的“成和科学楼”在饶平县所城镇中心小学平地而起。在落成仪式后，为了促进学校的学生和教师更上一层楼，时年87岁的杨先生没有告诉家人，又和学校协商，每年捐一笔奖教学金：从2006年开始，连续20年，每年1万元（从2008年起增加到每年2万元），设立“成和奖学金”，资助生活困难、学习优异的学生以及优秀教师。直到十年后，家人还是在媒体上才得知这个口头承诺。他嘱咐儿女，如果他活不到完成助学目标的那一天，一定要帮助他实现诺言。

迄今为止，杨先生已累计捐资助学近60万元。他退休早，基本工资很低，除去保姆费及生活费，所剩无几。他捐资助学的这些钱，都是他一点一点节省下来，一元一元攒出来的。

直面生死，笑对人生

杨恩泽教授活到百岁，工作到百岁，堪称人间奇迹。杨恩泽缘何能创造这样的传奇人生？他的女儿杨晶道出其中奥秘：“父亲对生死看得很透，一辈子笑对人生。年轻时得了肺结核，在当时还没有特效药，一旦得了肺痨，就等于被判了死刑。但父亲倔强地说：“不行！我怎么能夭折呢？（其家乡有个说法，人活不到30岁称‘夭折’）我怎么也要坚持活到30岁，争取个‘早逝’。”也许是精神的力量使父亲奇迹般地闯过了鬼门关。从此他乐观得很，认为每活一天都是赚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87岁那年，杨先生查出患了膀胱癌，大家都很紧张。他到天津总医院看病，医生说岁数太大，不给做手术了。儿子杨石就在深圳的医院托关系找到一位医生。医生说得看看病人才能决定有没有手术的可能。那天是个周一，一大早杨先生就住进了医院，跟医生约好下午看病。早上没什么事，他发现医院后面有一个十几层楼高的小山头，他便跟杨石说：“咱们去爬山吧。”杨石心里忐忑不安，被父亲拉着一直爬到山顶，直到中午时分才回到病房。下午，医生来了，进门还没问病情，杨先生先开口了：“你们医院后面的小山真好，我上午爬到顶了。”护士在给杨先生换床单的时候，发现枕头下压着一本《光学原理》，医生什么也没问，他发现老人超好的心态，说：“老爷子，你的手术我来做。”

杨先生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怎么这样好呢？他喜欢游泳、骑自行车、打网球。有一年，天津市组织环外环线自行车大赛，当时杨先生早就超龄了，主办方没让他报名。他说：“不让报名没关系，我骑着自行车跟着你们。”第二天于晋龙教授很高兴地问先生，昨天过瘾了吧？不想杨先生却说：“别提了，真气人！你说，组委会不让我报名参赛也就算了，我跟着比赛队伍骑呗，结果一辆救护车不紧不慢地跟在我后面，骑一段，救护车里就冲我喊话，‘老先生，累不累？累了就上车吧。’”

杨先生过80岁生日的时候，于晋龙送给他一个碳纤维的、很轻很漂亮的网球拍。“第二天一见面，杨先生就兴奋地冲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平时早晨6点钟起床，可拿到你这个网球拍，3点钟就睡不着觉了，心里特别想试试这个拍子。’”说起这段往事，于晋龙兴致勃勃地说，“八十多岁时，杨先生曾经和来自日本的访问学者挥拍比试，结果看上去身体结实的日本中年人竟被打得落花流水，直喊佩服、佩服。”

“能为国家做些事就行了”

杨恩泽教授痴心不改坚守科学兴国的初心，创造了业内公认的辉煌人生，但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权威架子，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成就。他一生淡泊名利，就连担任国家“八二工程”总指挥这样的事，他也从来没在任何场合提过，甚至连他的学生、和他朝夕相处25年的于晋龙教授也不知道——这还是在他逝世之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专程从武汉过来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当年“八二工程”副总指挥鲍广金讲出来的。有人曾对杨先生说：“您的学生辈中都有人做院士了，您也可以争取当院士。”每当这时，杨先生总是淡淡地说：“当不当院士不重要，关键是能为国家做些事就行了。”

杨恩泽先生的人生不可复制，但杨恩泽先生的精神和品格却可以学习，让我们永远缅怀这位科学家、教育家。

杨先生99岁生日时与家人、亲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