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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藩属体制与中亚政局

 xianfengdui111 2019-12-30
清朝藩属体制与中亚政局
2019年12月27日 14: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连银字号

  乾隆中叶在中亚确立的藩属体制,维护了中亚世界、清代西部边疆长达半个世纪的稳定。然而,自嘉道开始,清朝国力衰微、列强入侵、僵死的政治体制等因素导致藩属体制崩溃。

  藩属体制的确立

  18世纪中叶,中亚西部的政局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构,动荡的局势波及帕米尔高原。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在统一新疆后,再次将中原王朝的疆域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当清朝介入帕米尔地区后,在处理中亚事务时的政策取向,直接影响到中亚各国未来的命运以及该地区的政局。当时,中亚诸国的实力显然无法与清朝对抗,而清朝在西北边疆既要面对强邻俄国,又要强化蒙古的藩部地位。如何处理和卓后裔问题,消除内部的隐患,隔绝哈萨克、布鲁特各部,构建安全屏障成为清朝中亚政策的首要目标。贸易往来、边疆安全等诉求使得中亚诸国对清朝的态度比较复杂。在平准战争过程中及战后,哈萨克、布鲁特、浩罕汗国、塔什干、巴达克山等政权、部族均向清朝臣服,期望清朝的中亚政策能够惠及自身。在帕米尔以西构建郡县制、分封制等统治构想破灭后,清朝最终决定将中亚纳入藩部系统,与中亚各部族互不干涉,“永守边界”,保持睦邻友好。位于中亚的浩罕汗国请求“内附”并派遣使臣赴北京朝觐。清朝颁授敕书,将浩罕汗国接纳为清朝藩属,此外,清朝与哈萨克、布鲁特、爱乌罕、温都斯坦等确立了藩属关系。

  清朝并未将中亚诸国、诸部族等同于蒙古、西藏等外藩,进行有效、长期的管辖,而是把中亚视同朝鲜、安南,实行特殊的羁縻政策。清廷对中亚诸国的藩属体制的特殊性如下: 1.清朝名义上“分封”中亚诸国。清朝通过驻新疆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管辖各藩属国。2.清朝希望能够与中亚各属国互不干涉,“永守边界”,保持友好关系。3.清廷始终不介入中亚诸国内部事务。清朝不在中亚各藩部设官驻军和征税。4.清朝与中亚诸藩属的关系仅限于朝贡关系。中亚藩属国不定期地向清朝朝觐、纳贡。

  藩属体制下的中亚政局

  通过名义上的朝贡与册封,清朝的宗藩体系在中亚确立。在藩属体制下,清朝对中亚各国的政策体现出了差异性。清朝的中亚政策以浩罕汗国为主导。哈萨克、布鲁特等部与清朝的关系却更为密切,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等属于理藩院管辖,在清朝藩属体制内的地位高于浩罕、巴达克山等国。毗邻回疆腹地的布鲁特受清朝驻疆大臣管辖,而居住在费尔干那的布鲁特,亦先于浩罕汗国向清朝表示臣服。随着清朝西北统治的强化,布鲁特、哈萨克由“永守边界”者逐渐过渡为外藩、内藩。清朝的中亚政策虽然以浩罕汗国为主导,但宗藩体系亦无法弥合浩罕汗国与清朝因争夺布鲁特各部的归属权而引起的尖锐冲突。

  中亚各国向清朝朝贡主要集中在清高宗前期。布鲁特部诸部、浩罕汗国、巴达克山首领派遣使臣赴京朝觐,获乾隆皇帝的敕书。乾隆中叶,帕米尔高原南缘的奇特喇尔、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罕萨、浩罕等国与清朝的外交往来渐趋稀少。处于清朝藩属体系最外围的中亚伊斯兰国家,清朝对其并没有“年班”、贡期、贡物的规定。朝贡取决于清朝现实的政治需要以及该国的“恭顺”程度。除了朝贡国,布哈拉、痕都斯坦、巴勒提等国都被纳入互市之国,通过与新疆通商,或向驻疆大臣进贡与新疆建立官方联系。此外,众多中亚小国亦与回疆保持着官方联系。

  清廷与中亚诸国构建藩属关系的同时,英、俄两国向中亚腹地殖民扩张的意图愈加明显。18世纪后,沙俄逐渐侵占东方领土,武力征服中亚小国。沙俄征服中亚后,继续向帕米尔扩张,企图通过帕米尔将殖民势力渗透到中国的新疆、西藏和英属印度。乾隆后期,综合国力下降使得清朝在边防事务上日渐捉襟见肘,清廷的边疆治理政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嘉道以降,尤其是张格尔之乱后,清朝面对浩罕汗国的挑战显得力不从心。19世纪末,中亚国家相继被英、俄两国吞并或纳入殖民势力范围,与英、俄交往便成为清朝重要的外交活动。阿富汗攻灭巴达克山后,与清朝关系密切的中亚伊斯兰国家仅剩浩罕汗国。19世纪后期,中亚地区原有的秩序被英、俄等国彻底摧毁,藩属体制受到挑战。此时清朝已完全失去对帕米尔高原周边事务的话语权。英、俄两国最终瓜分了帕米尔,而此时浩罕汗国已发展为中亚强国。张格尔入侵新疆南部,标志着清朝在中亚的藩属体制的终结。

  对清朝中亚政策的检讨

  清朝的中亚政策以维护西北边疆稳定为根本目的。清朝在中亚建立了“因俗而治”的藩属体制。乾隆朝的中亚政策总体上取得成功。在新疆强大的军事存在、回疆地方上层的合作、白山派和卓势力的消亡是清朝中亚政策成功的保障。清朝维持现状的意愿,保证了中亚各个政权的独立性。清朝对中亚诸国政治上的和平友好与经济上的巨大优惠,保证了中亚地区东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安定与繁荣。但是,清朝的中亚政策存在着缺陷。

  1.清朝内部对和卓家族在该地区的世袭影响力认识不清,忽视了中亚对西部边疆安全的潜在影响,不愿干预帕米尔以外的局势。虽然乾隆朝严密防范和卓后裔,嘉庆年间对逃亡境外的和卓后裔政策上的失误,导致境外的和卓后裔与境内追随者勾结,道咸年间叛乱不断。

  2.清朝统治者缺乏对中亚甚至世界局势的深远认识,再加上客观条件导致制度缺陷。在嘉道年间,清朝国力衰微,内外交困,英、俄等列强开始侵入中亚,原臣服于清朝的外藩都已转变为帝国,并逐步侵吞清朝中亚的“外藩属国”。没落的清朝已经无力去维护中亚的藩属体制,最终导致该体制崩溃。

  3.僵死的政治体制、驻疆大臣素质不高使得清朝的中亚政策很是被动,不利于清朝对西北边疆进行有效的管辖,也不利于边疆的稳定。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中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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